鉴于媒介融合趋势分别体现在以上各个方面的融合当中，并呈现出长期性、过程性特点，有学者将媒介融合视为人类“追求信息传播理想境界的过程”，主张媒介融合，是现代信息技术推进的信息传播的技术手段、功能结构和形态模式的界限改变及能量交换。其趋势性特征表现为：多媒体信息在同一平台上的能量互补；各类媒体之间的信息能量交换；信息传播者与信息接受者之间的信息能量交互；外部产业对传媒业的能量支持。而媒介融合本质上不是抑制和同化个性信息需求，而是培植和满足个性信息需求；不是排斥传统媒介，而是优化传统媒介的功能；不是一个定态目标，而是一个动态进程。尤其是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和传媒市场化的进程已将新闻传播推进到一个革命性变化的临界点。其中，“信息传播者与信息接受者之间的信息能量交互”具体表现就是媒介主体的身份融合，在信息传播者与信息接受者之间的信息能量交互的过程中，传者和受者的身份是交互融合的，媒介主体身份不再像过去单向度大众传播时代那样截然不同，而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基于笔者的“人为为人”媒介主体观，笔者认为，正是媒介主体的身份融合，才使得媒介融合具有了真正的解放性、革命性意义，因为在追求信息传播理想境界的过程中，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
需要特别提出的，虽然媒介融合是正在进行中的趋势，但潮流汹涌中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虽然从物本的角度看，技术是中性的、无动机的、无道德的，但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却离不开人的需求与动机，其间的道德考量同样不可或缺。因此，笔者非常认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新媒介研究中心主任约翰·帕夫利克教授对媒介融合所持的态度。他在《新闻业与新媒介》一书的《引言》中这样说：“我不是以技术决定论来考察新媒介的，我确信融合是仅仅为21世纪的公众和新闻业提供了一个更好，更有效，更民主的媒介的前提。但在数字时代，许多严重的问题也会侵害文明社会。这其中包括：对隐私权的巨大威胁，媒介所有权垄断的加剧，多样性声音的减少，新闻报道速度的不断加快和接触信息技术和数字新闻媒介的不平等性。”相较于技术决定论，笔者将这一观点称为技术前提论（相关详细阐述见后文）。笔者正是在技术前提论的基础上研究媒介融合趋势下的表达自由这一论题的。对于表达自由在媒介领域的实现而言，表达自由是权利前提，媒介融合是技术前提，公民主体作为媒介用户，可以充分利用媒介融合这一技术前提，满足知情权，并充分享用媒介接近使用权，甚至自主创办媒介，从而使表达自由从应然自由走向实然自由。
第三节 以网络化数字媒介为代表的融合传播时代
媒介融合趋势是媒介行业在数字化技术基础上发生的多方面、多层次边界逐渐模糊，甚至消失的演化现象。这一趋势得以形成，乃至愈演愈烈，有赖于技术、市场、政策以及社会需求诸方面的合力作用。但必须承认，其前提性、基础性的必要条件，终究还是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在融合趋势下，未来的媒介必然具备数字化和网络化两大特征，也就是说，网络化数字媒介是媒介形态演化的必然方向。
笔者认为，媒介融合趋势在整个媒介演化进程中的根本作用，就在于借助数字技术融合了三种传播领域的传播形式和功能。这三种传播领域就是罗杰·菲德勒所说的“人际领域，广播领域和文献领域”。穿行于理论和实践两个领域的罗杰·菲德勒不满于使用大量术语交替用来界定不同的媒介组合，于是决定自己构建一种三个部分的分类方案。“在这个方案中，分散的传播形式根据它们内在的主要特性被组合到三个领域，或者说主要分支”。这就是上面提到的人际领域、广播领域和文献领域。
罗杰·菲德勒对此的解释如下：
人际领域包括一些涉及信息的双向交流的形式，如面对面的交谈和电话交谈。这是唯一提供了非中介传播可能性的领域。虽然“人际”这一术语表示的是在个人之间传播，我已把这一定义扩大到包括人与计算机间的互动传播，在这里，计算机程序担任代理人的角色。
广播领域在这个方案中不仅仅包括广播和电视。我已经冒昧地将当代广播的定义扩展到现代电子媒介，而且包含了所有的中介传播形式，其中包括向受众传播有组织的视听内容，如美术、电影、戏剧和公开演讲。关于受众，我指的是被分配来扮演观众或观察者角色的人或群体。
文献领域包含主要通过易于携带的媒介如报纸、杂志和书籍等，向个人传播事先建构好的书写的印刷的以及可视内容的所有的中介传递形式。也包括存在于计算机网络上的页面形式，如万维网。
三个领域的分界本来历历可见。但诚如罗杰·菲德勒所言，“从1970年代起，数字语言在三个媒介领域的迅速传播，把我们带入了一个人类传播系统加速革新和扩展的完全不同的新阶段———一个可以恰当地称之为数字工程时代的新阶段”。正是在数字技术的催化下，三个媒介领域间的边界或多或少在消失或模糊，形成演化至今的媒介融合趋势。而罗杰·菲德勒所命名的“数字工程时代的新阶段”，其实就是以融合传播为最大特征的网络化数字媒介时代。
这一媒介时代也就是马克·波斯特所说的第二媒介时代。
马克·波斯特所称的第一媒介时代，就是“信息制作者极少而信息消费者众多的播放型模式（笔者注：英文表达为‘broadcast model’，译为‘广播模式’更恰当。）占主导地位的那个时期”。马克·波斯特认为“播放型模式有严格的技术限制。但随着信息高速公路的先期介入以及卫星技术与电视、电脑和电话的结合，一种替代模式将很有可能促进一种集制作者、销售者、消费者于一体的系统的产生。该系统将是对交往关系的一种全新构型，其中制作者、销售者和消费者这三个概念之间的界限将不再泾渭分明。大众媒介的第二个时代正跃入视野。”他用“双向的去中心化的交流”形容第二媒介时代。
另外，相对大众传播时代，有人还用“后大众传播时代”来命名当前这一阶段。他们解释说：“主要是想用‘后大众传播’来强调这一新的传播模式对大众传播模式的继承发展，当前正是大众传播向后大众传播的过渡时期，带有模糊性的定义符合这两种传播模式过渡边缘的模糊性，也比较适合现今仍未成熟完善的媒介转型、媒介融合的大背景。”笔者综合上述观点，认为第一媒介时代是模拟语言的时代，是单向的大众传播时代，而第二媒介时代则是数字语言的时代，是融合了人际、广播与文献三种领域的融合传播时代。相对于马克·波斯特的“第二媒介时代”而言，“融合传播时代”更凸显出概念上的包容性。因为马克·波斯特的“第二媒介时代”与“第一媒介时代”更多地体现为对立关系，然而笔者认为，时代的推进不完全是在对立关系中实现，而更多地体现为包容，“第二”并不消除“第一”，而是融合“第一”，融合传播时代并不与以广播模式为特色的“第一媒介时代”对立，并非是完全排斥广播模式，而是让人际模式与广播模式、文献模式交汇融合，达到人类信息自由传播的理想境界。
而在这个以网络化数字媒介为代表的融合传播时代，人类信息传播形态将发生重大的转型，其中对传播模式、传播格局和传播观念的影响尤为显著。对传播模式的影响已在前文中有所阐述，就是人际传播模式、广播传播模式和文献传播模式在数字技术、数字语言的驱动下交相汇流而成融合传播的模式。在此笔者重点阐释融合传播时代传播格局的改变和传播观念的改变。
传播格局的改变，主要体现在所谓“教堂传播模式”与“集市传播模式”的互补和交融。教堂与集市的比喻源于美国自由软件运动的重要理论家埃里克·S.雷蒙德的著名篇章《教堂与集市》（The Cathedral and the Bazaar），其伟大之处就在于第一次以形象的比喻，将自由软件和商业封闭软件区分开来。
“我一直想找一个比喻，能够强调我所发现的在两种开发模式中所存在的重要区别。一种是封闭的、垂直的、集中式的开发模式，反映一种由权利关系所预先控制的集权制度；而另一种则是并行的、点对点的、动态的开发模式”。这篇文章一面世，就被奉为开放源代码的纲领，其地位相当于基督教中的《圣经》。而“教堂”与“集市”的比喻引入中国后，被方兴东在推广博客、研究博客传播时借用，比如他自己的博客就叫“方兴东博客2.0——从大教堂到大集市”（http：//fangxd.bokee.com/cat.10249730.html）。在他的《论文札记：博客传播的核心意义——改变人类的传播范式》中，他指出100多年前，以大众化报刊的崛起为标志的大众传播时代诞生，大众传播直接塑造了人类社会的今天。而此前的人类社会，主要是以“点对点”的人际传播范式（少对少）为主导。在“点对面”的大众传播范式（少对多）下，演绎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革命。而今天，“面对面”的博客传播范式（多对多）将是一场巨大的新的变革驱动力。而他自称在其论文中，将把注意力集中在后两种传播范式下，并将其分别简称为：大教堂范式与大集市范式。单纯的博客世界的传统范式就是“多-多”的大集市范式，是“所有人面向所有人的传播”；传统的大众传播是“少-多”的大教堂范式，是“少数人面向所有人的传播”，而其视野中的最终的博客传播范式是两者的综合（融合，结合）。笔者认为，融合传播时代，教堂型媒介与集市型媒介可以友好共存，正如在现实社会中，教堂与集市可以友好共存一样，而教堂传播模式与集市传播模式两者确实也并非对立或矛盾关系，而是并存互补的关系，它们可以共同构筑起人类社会合理而完整的信息传播格局。而且，用“教堂”与“集市”比用“主流”与“边缘”形容传播格局更贴切得当，更形象传神。
总之，教堂与集市传播模式的并存互补的人类社会信息传播格局，体现出人类在融合传播时代不拘手段、不拘模式，以自由传播信息为理想境界的追求。
另，根据对卡尔·波普的理解，笔者补充提出“钟”与“云”的传播模式说法。
笔者认为，埃里克·S.雷蒙德提出的“教堂”与“集市”的比喻与波普提出的“钟”与“云”比喻有异曲同工之妙———封闭与开放是其共通的主旨。波普用“钟”与“云”的比喻来表达其非决定论的宇宙观。“钟”基本指封闭的、规则的、由绝对决定论所支配的物理体系，“云”则代表不确定性占压倒地位的不规则的微粒的集合。笔者认为，在社会层面，“钟”象征封闭社会，“云”象征开放社会，这就好比“教堂”象征封闭的软件开发模式，“集市”象征开放的软件开发模式。
因此，笔者借用波普的比喻，提出“钟”与“云”的传播模式之别，前者代表封闭的信息传播模式，后者代表开放的信息传播模式，同时认为，融合传播时代，“钟”与“云”在互相转化的同时并存互补。
传播观念的改变，则主要体现在融合传播时代，人类传播信息时，更注重传播效率，更强调整合意识，更追求信息民主、信息自由。更注重传播效率。所谓传播效率，就是在既有的传播约束条件下，信息传播状态使信息的传者和受者的信息需求得到满足的程度。满足程度越高，传播效率越大，也就是在既有的约束条件下，传者生产传播的有效信息量越大，受者接收获取的有效信息量越大。这种效率的体现多样，一看传播方式，越便捷越好；一看传播手段，选择性越多越好；还要看传播的时空，越能跨越时空障碍越好。总之，就是要让传者和受者的信息需求得到最好的满足。融合传播，就是借助数字技术等先进信息传播技术，为实现高效率的信息传播提供新的契机。
在媒介融合、传播融合的过程中，人们信息传播的效率意识正逐渐得到强化。
更强调整合意识。整合意识主要指传播方式、工具的功能整合和传播内容的整合。媒介融合首先就是传播方式和传播工具的功能整合，以便于媒介主体能以整合的方法进行信息的生产、传播和获取。同时，由于传播工具的功能整合，传播内容的整合随之成为可能，全方位、综合性、一站式的信息服务业务正逐步推广，音频、视频结合文字的信息传播方式随比特流的自由转换也正在实现过程中，而融合传播时代的融合媒介正赋予媒介主体越来越多的选择性和自主性，传播正逐渐回归越来越人性化的轨道，而人际传播从来就是整合而非分离的。整合意识也就是尊重人的整体意识的反映。
更追求信息民主、信息自由。融合传播以信息技术的进步为技术前提。而信息技术的发展有助于民主的发展已成基本共识，或曰“局部真理”。随着媒介融合进程的加速，数字语言成就的融合传播时代日趋成为现实，智能化的网络媒介势必日渐普及，自由流动的信息正打破时空障碍，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而数字技术赋予媒介主体身份融合导致的权利平等观念、信息共享观念以及人人皆可拥有自主和能动的传播参与及选择权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尤其是自网络兴起以来的新一代），从而使全球化趋势下的整个社会生活和各国政治生活的透明度得到极大提高，以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艺术创作自由为主要内容的表达自由空间也得到极大扩展。由此，媒介融合趋势下的表达自由，不再是幻想的乌托邦，而是具有实现之可能性的理想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