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三农问题”进行舆论引导的策略
“三农”问题的缓解，最终要靠相关的公共政策治理。只有真正从制度上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三农”问题的科学决策，才能使“三农”问题的缓解成为可能。然而，“进入议程是问题得到解决的前提”，“三农”问题的缓解要想最终进入政府议程，离不开公众议程、媒介议程、政府议程实现良好的互动。
（一）通过媒介议程影响公众议程
由于我国社会转型期的经济分化，形成了诸多利益群体，不同的群体诉求导致对“三农”问题的关注角度差异，因此就“三农”问题而言，并没有形成一致的公众议程，而是呈现出三种不同的模式：社会精英群体议程、网民群体议程及农民群体议程。针对目前“三农”问题公众议程比较分散的现实，大众传媒更有必要做好舆论引导，从而形成鲜明有力的公众舆论，以促进对政策议程的推动。
1.设置舆论导向
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有鉴于此，舆论导向首当其冲。“三农”问题一直以来作为中央一号文件关注的问题，其受重视程度不言而喻，有必要把“三农”问题的重要性作为舆论导向的主线，使政府政策执行者、利益相关群体对“三农”问题的重视有新的强化，进而，大众传媒在明晰国家政策的基础上，对“三农”问题的利益相关群体进行有导向的议程设置。
针对不同舆论引导群体，应适当调整导向内容。具体说，对于以政府政策执行者为主的群体，要强化执行力导向，强化角色意识与责任意识，确保国家已经出台的“三农”政策有力实施；对于利益相关群体，如涉农行业则要找准引导切入点，引导其对缓解“三农”问题的支持力度，如可以从经济利益的角度为其展示双赢的未来，通过在媒体投放一定数量的涉农行业广告，来提高他们关注“三农”问题的积极性；而对于农民群体，则应该将导向从虚转实，为其理解并接受舆论导向做好铺垫，从而使其明白自身作为“三农”问题的最大主体之利害所在，将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与政府的政策推动力相结合，从而为“三农”问题的缓解提供强大的源动力。
2.慎重区分受众
“三农”问题，作为我国社会转型期的重要社会问题，其所涉及的利益群体绝不仅仅是农民，市民同样需要为“三农”问题的解决做出必要的努力。因此，农村受众和城市受众是两个首先应予以区分对待的群体，要根据受众的不同，采取多样化的引导方式，避免单一对象、单一模式的引导。
对城市居民的舆论引导，要借助市民平时关心的问题作为切入点，如粮油、食品物价问题，将舆论关注点聚集到农业生产成本与农民收入上来；对从事涉农行业的市民，如从事农药化肥等农资生产销售行业的市民、农产品加工行业的市民、刚进入城市而父辈在农村的市民，这三类群体属于城市中最有可能关注“三农”问题的群体，大众传媒通过舆论引导促其意见合流，形成有影响的公众舆论。
（二）通过媒介议程推动政策议程
事实上，不少社会学、经济学的专家学者对于缓解“三农”问题不乏真知灼见，但这些方案能否进入政策议程也需要大众媒介的传播，也可以说，媒介议程如何更好地影响政策议程是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1.媒介议程借助焦点事件扩大舆论影响
“如果事态本身是严重的或价值冲突显著，那么，在快速扩散事件的影响力方面，大众传媒无疑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在个别地方发生的严重问题性事件，经媒体报道与评说，总是能成为全社会关注的话题。”
如全国媒体对李昌平上书朱总理这一事件的报道，就很好地推动了当地“三农”问题的缓解。李昌平作为新闻人物广为人知，始于2000年8月24日《南方周末》头版大幅报道《乡党委书记含泪上书国务院领导动情批复》，该文报道了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直面农村现状，上书国务院领导，反映“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现实，同时提出了“坚决刹住浮夸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强化群众监督，严治腐败，确保政令畅通，取信于民”的三大措施，这一事件进入媒介议程被迅速扩大，中央予以批复，进而引发了当地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引起较大反响。可见，某一社会问题，一旦形成公众舆论，成为全社会关注的话题，那么公众议程会借助媒介议程迅速扩大，最终对政策议程形成影响。
“三农”问题的缓解，需要大众传媒不失时机地抓住涉农焦点事件的报道，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让“三农”问题中有代表性的事件进入媒介议程，从而引发更大程度与规模的公众舆论，在公众议程与媒介议程的双重影响下，推进政策议程的制定落实。
2.公开报道专家观点吸引决策层注意
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人们对大众传媒所报道的专家观点依赖程度逐步加深。有研究显示，就1995年至2005年《中国青年报》的专家意见报道进行抽样分析，“1995年的专家意见占报道总量的5.7％，2000年是10.6％，2005年上升至14.7％，其中最多的一天出现了11篇专家意见的报道。财经是专家意见最为集中的题材，占23.2％，其次是社会法制类，比例为20.1％，再次是国际时事、教育题材，分别是16.4％和14.8％”。
对专家观点的依赖，一方面由于社会转型带来的利益分化，使公众无法回避对诸多问题的取舍；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分工的强化，知识壁垒越来越明显，隔行如隔山的现实越来越影响公众舆论一致性的形成。那么，专家观点的及时传播不仅增强了媒体自身的权威性，同时也有利于社会公众舆论的合流，有利于媒介议程的凸显，从而更好地引导舆论。
在涉及“三农”问题方面，十七届三中全会前《南方周末》广集专家，如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徐小青，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夏业良等，对农村土地流转展开讨论，使社会舆论形成对农村土地制度的关注，进而推动“三农”问题政策议程之完善。
专家作为社会精英群体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存在着信息优势，通过影响媒介议程，为不同社会群体认识“三农”问题，提供了权威的认知前提，这不仅有利于发挥媒体舆论引导的作用，同时，也能促使“三农”问题引起决策者的注意，成为普通大众都关注的问题。
3.政策承诺下的网络舆论报道
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媒体，其作用和影响正日益扩大。截至2010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4.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持续上升增至31.8％。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2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研究也显示，网络群体对“三农”问题的公众议程与“三农”问题的现实指标最为接近，这表明网络群体的舆论影响力正在扩大，很多重要社会问题都是透过网络传播，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从而影响政策议程。
由此，大众传媒在进行“三农”问题的舆论引导时，绝不能回避网络舆论。尤其是当前农民群体在传统媒体上缺少话语权，但可以通过网络表达自己的声音。传统媒体则需要重视网络舆论，有所取舍地对其进行报道，以引起社会公众更广泛的关注，从而促使政策议程能够更加有的放矢。
由于网络信息量良莠不齐，在对网络舆论进行关注时，大众传媒应当进行必要的调查研究，以提高对信息的鉴别力与洞察力，同时要符合党的新闻工作的基本方针，不能对网络信息进行无调查、无事实依据的盲目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