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
大学时代，作者（左一）与同窗大学生活是人生旅程中最美好的一个段落。上课时，听着教授们讲述丰富渊博的知识，就如同沐浴在灿烂的阳光里；下课后，钻入图书馆的书籍海洋里，天天与中外古今的文学大师们对话，——屈原、司马迁、鲁迅、高尔基、列夫·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雨果、莎士比亚、狄更斯，等等，等等。他们深邃的思想、超人的智慧、卓越的才华、精湛的艺术，都令我钦佩，令我折服。我陶醉在阅读与吸收的快感之中，真是如鱼得水，感觉不到物质生活的匮乏，只感觉到精神生活的充实与富足。时间飞快地过去，这是一段难忘的锦绣年华。
不料，在大学二年级就快结束的时候，忽然刮来了一阵狂风，这就是现在人人皆知的反右派运动。这一年，在不知不觉之中，平静的大学校园里，渐渐地不平静起来。先是校园开始贴出各种各样的大字报，这是我过去从来没有见过的事物。后来，大字报上就出现了我所尊敬的一些教授们的名字，他们的名字上都被用红笔打上了“×”。再后来，就是各种各样的批判会、斗争会。
最让我不能理解的是，我的一位同班同学，估且称他为C君吧，年龄比我大十岁左右，是位老大哥。他1949年前就是北平市的中共地下交通员，读书时是大学生中仅有的一名党委委员。在前一个星期，他还在全系大会上讲话，告诉大家要“和风细雨”，可是在后一个星期的全校大会上，一位党委副书记就在讲话中点了他的名，说他是“一个很坏的人”。不久之后，这个在运动初期参与领导反右派斗争的人，就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成了斗争对象。直到2000年暑假，我班举行“毕业41周年”团聚会的时候，我问C君，他的角色为什么会在1957年突然转换，他才告诉我真相：
原来那位宣布他是“一个很坏的人”的党委副书记，当年利用职权搞了一个女研究生充当“小蜜”，在学生中影响太坏，C君便在党委会上把学生们的意见“和风细雨”地提了出来。此事惹怒了那位善搞“小蜜”的副书记，他便借用不久之后开展的反右派运动，给C君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仅仅因为几句逆耳之言，就利用职权欲将C君置于死地。
可是作为C君同窗的我们，当时并不了解内幕。
C君是我佩服的人，他不仅年龄比我大，他的功课也很好，口才极佳，精明强干，我一向尊敬他，认为他是一个好人。怎么忽然之间，他就被公开地点名批判，在一万人左右的全校大会上（其中大约九千多人都不认识他，也不了解他）宣布，他是“一个很坏的人”呢？我坐在学生席上，听着这个结论，脑袋里忽然“嗡”了一声，不知所措。好像被批判的是我，而不是我的同窗C君。但我一向是个很老实很听话的学生，我仍然端坐在那里，不敢有任何反应。
散会之后，晚餐时节，我的另一位同窗W君在饭厅里找到了我。他是一位热血沸腾的青年学子，与我同龄，敢想敢说敢为，也是C君的崇拜者。他把我拉到饭厅的一角，激动地对我说：“C君不是一个很坏的人，他是一个好人。我们是他的同学，也是他的好友，我们应该向党委反映，说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党委不能因为听信了什么人的小报告，就把一个好人打成一个坏人。我要去党委反映，签上几个同学的名字，也把你的名字签上，你同意不同意？”我立刻说：“同意。”虽然我平时很胆小很规矩，可是为了保护一向尊敬的同学C君，我还是毅然决然地同意了W君的行动。
尊敬的读者看到这里，一定觉得我和W君都是傻子。可是当时我们一心一意想的，只是帮助同窗。
W君是个性子很急，做事很讲效率的人。当天晚自习的时候，他就在教室里悄悄地对我说：“意见我已经反映了，条子也递上去了，签上了你、我，还有×××、×××的名字。”
我说：“好。”我误以为，有了我们这几个最了解C君的同学的签名和反映的真实情况，党委是一定会慎重考虑，把C君仍然当成一个很好的人的。那一年，我与W君都只有十九岁，天真的年龄。
没想到，过了几天，就轮到W君和我接受批判了。对我还算客气点，叫做“错误”，错误的性质是“右倾温情主义”，其表现是“划不清阶级界限”，“为右派分子鸣冤叫屈”。我本来是经过全班团员民主选举产生的支部委员，现在立刻叫我“靠边站”，没有经过任何民主程序，就换成了一个“变色龙”式的“左派”。从此以后，大会小会地批判，逐渐升级，然后就由一个官太太同学D君出面，把W君和我等几个同学打成了“反党小集团”。我何曾“反党”？正是因为尊重C君这位中共地下小交通员，才斗胆向党委反映他的真实情况的，而当时我们心中的“青天”就是党委。我们何曾是个“小集团”？我们不过就是同学而已，当时我的确不懂“小集团”这三个字是什么含义。这位D君，也比我大十岁左右，是一位师长的解放夫人（解放战争胜利后将原配夫人休掉后再娶的新夫人），常常随军调动，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从工农速成中学直接升入我读书的大学，功课跟不上。C君出于好意，曾经指派我在学习上单独辅导她。我尽心尽职，直到运动开始前仍然努力地做好这一项业余工作。怎么她一翻脸，我就变成了“反党小集团”的成员了呢？百思不得其解。
随后，更令人不解的事情又发生了。在我们向党委反映意见的条子上签名的，还有一位H君，她是C君的未婚妻。比起我们这几个毛头小女、毛头小子来，她与C君的关系是最亲密的。在运动开始之前，她已被C君发展为预备党员。C君在我们面前是老大哥，说话很有分寸，在H君面前，却是坦诚交心，无话不谈的。用当时流行的说法是，H君出身不好（国民党官僚），可是她表现很好，所以C君发展了她，并与她确立了爱情关系。现在，在D君发动的强大攻势下，H君仍然想保住自己的党籍，因为党籍是保障她今后晋升的护身符。于是，当批判的矛头开始指向我们这个所谓的“小集团”时，她突然“反戈一击”了。她揭发出了C君的许多所谓“言论”，这些话语都是C君与他的未婚妻之间所说的悄悄话。D君当然立刻利用H君的所作所为，为C君的“罪行”加重了砝码，并且鼓励H君“继续革命”。
我与H君同住一间宿舍。我对她出卖自己情人的行为不齿，所以从此便疏远着她。不知道是受着D君的指使，还是她本人主动积极，在一次例行的班会上，她突然向我发难了。她曾经自称是我的“朋友”。她说：
“肖凤，你要向党组织如实汇报自己的思想。你对D君和党支部严重不满，牢骚满腹。你平时开会不发言，消极抵抗，情绪低沉，你必须正视自己的错误！”
我没想到过去的这位“朋友”会突然向自己开刀，就呐呐地说：“我没有……”
“你不要不承认。你的日记本上都写着呢！在宿舍无人的时候，我打开了你的箱子，偷看了你的日记。我注意到了，你虽然开会时不发言，会后却闷头写日记。我知道偷看别人的日记是不对的，但我这是帮助你，为了你好。你最近总是远离我，让我无法了解你的思想，我只能看看你在日记中都暴露了什么念头。”
呜呼，世界上真有这样的人吗？
我是一个“不设防”的人，所以唯一的财产小箱子从来不上锁。因为我待人胸怀坦荡，就以为别人也会如此为人。
难道世界上真有这样的人——她在偷看了别人的日记之后，还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自己的行为，并把别人的隐私当成攻击的口食，以此来换取自己的“革命性”？
我实在无话可说。
什么是爱情？在我读过的书里，有马克思与燕妮的故事，有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有涅克拉索夫的长诗《俄罗斯女人》里十二月党人与他们的妻子的故事，等等。从这些故事中，我读懂了爱情的含义。
什么是友谊？在我读过的书里，有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通信，有狄更斯的长篇小说《双城记》里描写过的有关西得尼·卡尔登的故事，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怎么办》里描写过的关于罗普霍夫和吉尔沙诺夫的故事，等等。从这些故事里，我读懂了友谊的含义。
可是，现实生活中的H君，却如此地对待自己的朋友，如此地对待自己的爱人，还美其名地冠以“革命”二字。当时，我年轻的心里，对她充满了轻蔑。
D君利用了H君后，并没有保住她的党籍。毕业分配时，D君把自己留在了北京的一个大部门。H君的故乡是东南沿海的一座大城市，D君却把她分配到了黑龙江省的一座小城。
当时我对发生的这一切，产生了极大的困惑。
二十余年后，春风吹回大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多少人的冤案终于得到昭雪。一天，我家忽然有人敲门，走进来的竟是C君。一看到他，20年前的那一幕重又涌上心头，我的眼泪不觉刷刷地淌了下来。他说：“因为我的事，好几位同学都受了委曲，真是对不住你们。”他虽然历经磨难，变化却不大，只是头发已经花白。我当时正在病中，立刻卧床为他写材料，在众多同学的证明之下，母校的新党委终于为他平反，为他恢复了党籍，承认了他自新中国成立以前至今的革命历史。他有一位相濡以沫的夫人，是高我一班的师姐，I957年也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发配至黑龙江，他们俩互相理解，互相安慰，互相帮助，互相支持，走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一段路程。90年代中期，他们双双以教授的身份离休退休，回到了C君的故乡北京，住在祖传的老宅里，过着平静而幸福的生活。他们的孩子很有出息，正在清华大学攻读学位。
且说在70年代末C君找过我的大约半年之后，一天傍晚，又有人敲我家的房门。隔着大门我就听出了这是H君的声音。我的心情极为复杂，想到二十余年前她的行为，实在不愿与她见面。可是我已不再是一名十九岁的青年，我知道她的悲剧有深层次的根源，所以还是打开家门接待了她。她也是来落实政策的。此时她的脑袋里已经长了一个大瘤子，即将住院开刀。她的生活很不幸，丈夫是当地一所中学的教师，眼睛快要瞎了，几个孩子的视力也都不好，生活非常困难。毕竟曾经是同窗，我为她煮饭烧菜，告诉了她所有在京同学的家庭住址和工作单位。她本是很聪明的一位南方姑娘，是特定的历史时代和她自己人格中的弱点，葬送了她的前程。
十九岁时的困惑，是我人生旅途中的第一课。它让我告别了大学生的天真烂漫，开始学习着冷静地观察社会。
感谢长辈的朴素家教——“好好读书”，也感谢从启蒙老师到大学教授们的辛勤教诲，我面对困惑的唯一求救办法就是——此后更加努力地埋头读书。
（为《中国作家人生历程·我的大学》卷而作，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1999年出版。又被收入《求学——寻找我的天地》一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拒绝当播音员
“您不后悔吗？”
如今，主持人或播音员的职业，如日中天，是许许多多年轻人的梦想。
当有的青年朋友知道，我曾经坚决地拒绝从事这一行当的时候，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表示惊奇，有的人还很认真地向我提出询问说：“老师，您不后悔吗？”
他们的询问令我想起了当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负责人之一丁一岚女士（邓拓先生夫人）曾经找我谈过三次话，当时她是一位又和霭又慈祥的中年妇女，在二十一岁的我的心目中，她是长辈。她很诚恳地一再挽留我，最后，当她终于理解了我，尤其是，她的一个晚辈亲属恰巧是我就读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名实验中学）时的同窗，她也向这位同窗调查了我的情况后，她才决定“放”我。她最后对我说的一段话，我至今仍记忆犹新。她很温柔地说：“你这个孩子很特别。别的人想尽办法要进播音组，条件不够，进不来；而你条件这样好，我们好不容易选中了你，你却不愿意干。”言语间，她的表情显得有点惆怅和无奈。那时我年轻而浅薄，脑子里想的，只是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没有想过我的行为给她带来的麻烦。多年之后，读了一位朋友送给我的写丁一岚女士生平的传记，我才知道，她与我谈话的那些日子，邓拓先生已经开始挨整了。虽然由于丁一岚女士的善解人意，体悯下情，我终于离开了播音组，到了大学教师的岗位上；可是，后来，等我年纪稍长时，我才明白，我的行为不仅是给她的工作添了麻烦，而且，我还深深地伤害了另外一位爱护我的人，关于这一点，下面再谈。
20世纪50年代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是最强势的媒体，它的覆盖面接近祖国领土的百分之百，无论你走到国土的哪一个角落，几乎都能听得见播音员的声音。它与新华社、人民日报三家，共同组成了三足鼎立的架势，统领着全国的宣传口径。电视台刚刚成立，全中国共有500台电视机，黑白的，前苏联制造，体积很大，重量很沉，而屏幕很小，且形象模糊，只能凑合着看，因为数量有限，只供应“高干”和非常著名的“权威”，凭票购买，“票”是按“名单”发放的，当然影响就有限；与今天的电视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肖凤大学毕业时所以，当我终于离开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来到了刚刚建校的北京广播学院，当上了大学教师，我的选择就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明白”。我的一位同龄人，也是刚刚大学毕业分配来此的女同事，就怀着极大的好奇心，问我道：“你为什么放着那么出风头的工作不干，而偏偏要来做这种默默无闻的蜡烛？”我知道她所说的“出风头”，是指播音员每次播完了音，都要报出自己的大名，这样做的目的在当时是为了明确每个播音者的责任，当然报名字的结果也就让听众认识了他或她。用现在流行的说法是，虽然无法“混个脸熟”，也能混个“耳熟”。顺着这位同事的思路，我便回答她说：“我不愿意靠着念别人写的稿子出风头。”这确实也是我的心里话。她却并不理会我，继续大惑不解地说：“我要是你，就绝对不会做出这种傻事。可惜我的嗓子说话不好听，地方方言口音又重。不像你，说标准普通话，嗓子又好。你倒底是怎么想的呢？真让人费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