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纽约的中国人
住在纽约的中国人很多，如果走在曼哈顿的闹市区，你会看到各种不同种族的行人，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棕种人、黑白混血种人、黄白混血种人、不知是何种与何种的混血人。有人形容说，纽约的人种即是联合国展览，几乎汇合了地球上的绝大部分人种。
黄种人中，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都有。其中住在纽约的中国人就很多。纽约的中国城是美国最大的，漫步这个区域，看到的大都是龙的传人的面孔，偶尔也夹杂着些许白种人、黑种人或拉美人。听到的是广东话、福建话，也有上海话、北京话。单从建筑或人种看，使你会疑惑是否到了香港的某个区域，甚或是回到了广州。街道两旁商店林立，招牌上都是中文繁体字，使你在看够了花花草草的英文之后，顿生亲切感。鳞次栉比的商店经营的品种繁多，有中药铺、西药铺、中医诊所、西医诊所、牙医诊所、食品超市、面包房、海鲜鱼肉店（从中泛出一股在国内时很熟悉的特殊味道）、餐馆（有潮州餐馆、广东早茶、上海餐馆、四川餐馆、山东餐馆等）、旅行社、旅馆等等，而开的店铺最多的是金银玉石首饰行。也有部分中国人不住在中国城，而与其他族裔混居在一起。不住在中国城的中国人以知识分子居多。
我的学生W君与Y君夫妇即住在纽约皇后区的一个社区里，他们的邻居中有中国人，也有美国人、意大利人、韩国人、南美人。中国人里有来自中国内地的，也有来自香港的或台湾的。来自中国内地的人里，北京、上海、广东、福建、西安等地的人都有。
Y君
Y君是我的学生W君的太太，从中国内地的一座古都来到纽约已经八年。八年前她取道北京赴美国，我们曾经见面话别。此次与她在纽约重逢，觉得她的外貌没有任何变化，不同的是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在一个她很满意的岗位上就职，收入也不错。
令我感动的是她身上仍然顽固地保持着的那种东方女性特有的品质。她虽然身处纽约这样一座繁华的国际大都会，生活方式却仍然保持着中国传统女性勤劳、节俭的品格。她的衣着仍然很朴素，还常常身着从国内带过去的普通衣衫，大大方方地走在街上，显得很美。每日三餐，都是自己操心收拾，早晨上班前为丈夫和她自己做好早点（我们住在她家时又多了我们两个），晚上下班后再为全家烧晚饭。晚饭的剩余就是她第二天上班的午餐，中午只需在公司的微波炉里热热就行了。周末的时候能够放松一下，但此时又需料理家务，有时看看电视新闻或去超市购物就算难得的休息了。她的收入比丈夫高出四倍，但是她在家庭生活中仍然像在国内一样照顾丈夫，为他烧饭、料理生活。为了支持丈夫攻读博士学位，她辛勤工作，努力挣钱养家，没有半句怨言。男人差不多都有点儿病态自尊心，尤其是东方男子，认为在家里自己就应该比太太强，可是现实又往往并非如此，太太常常会比自己能干，这样心理就不平衡，此时就要与太太发生摩擦，冒出点点火花。每逢如此，Y君还能忍气礼让，当然，说到伤心时也未免泪光闪闪。但是，一旦事情过去，又和好如初，继续相夫教子。这样既能干又贤惠的妇女真是难得，尤其是在二三十岁的这一代里极为少见。所以有的很年轻的男孩子就开玩笑说，像Y君这样的女性简直是“稀有动物”。然而我觉得类似Y君这样的中国妇女为数并不少，这正是中国女性的可爱之处。
当然，在中国女性中，为了种种目的，到了外边，就抛弃丈夫，或抛弃男友，嫁给外国人的也大有人在。Y君就给我讲述过几个这样的故事，其离奇的情节与戏剧性完全可以充当电视连续剧的素材。但是像Y君这样的女人，却为丈夫、儿子和双方的老人保持了一个完整而幸福的家庭。温馨的家是全体中国人最为珍重的感情港湾，是任何别的东西都无法替代的，无论是金钱、权势，还是国籍。
Y君夫妇都已过不惑之年，他们是经历过“文革”浩劫的人，他们自己或他们的父辈都曾经被迫中断学业或工作，上山下乡或下放劳动，体验过家庭被迫分割骨肉离散的痛苦。所以，不论足迹走到了何方，选择了什么样的人生道路，他们都格外珍视家庭。Y君比丈夫先去美国五年，孤军奋斗，独自辛勤劳作，但她善于等待，终于等到了亲人团聚的这一天。
餐馆打工者
纽约市有一家著名的中国餐厅，开了好几家分店，上海风味，经营得红红火火，不仅华人喜欢，老美也喜欢。离开纽约之前正逢周末，W君Y君夫妇一定要请我们去这家餐厅吃晚餐，一方面是饯行话别，另一方面对Y君而言也是难得的休闲一刻。
店前装修、菜式，都是纯粹中国风格的。老板是移居香港的上海人，前堂领班和服务员，对中国顾客一律说上海官话。
特别吸引我注意的是这间餐厅的前台服务人员，他们一律男性，着统一的制服，不是服务小姐而是服务先生。特别之处还不仅仅是性别，而是他们个个都不像服务员，他们的气质表明似乎不是干这一行的，他们举止文雅，有的甚至气宇轩昂，让人感觉很不一般。
果然，因为都是中国人，用中文对话、点菜之后，就闲聊起来。他们说：幸亏今天老板不在，如果老板在此，绝不容许服务员与顾客聊天。
其中一位长得眉清目秀，一表人才，站在桌旁写菜单时，也显得有点与众不同，不用化妆，上台就是长相出众的演员，而且作派温文尔雅。原来，他本是国内一间著名昆剧院的武生演员，到美国已经两年半了，因为不通英语，只能在中国餐馆里打工，收入倒还可以，只是非常辛苦。尤其令他觉得遗憾的是：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练功，武功都快荒废了。演员出身的人，自然对舞台有种特殊的感情，可是自己精通的是民族性极强的剧种，一台戏要生旦净末丑样样行当齐全，自己又哪有很多的机会在美国舞台上亮相呢？所以他说也许再干几年，还是回国的好。
另外一位本是上海的个体商人，原来是做丝绸生意的，赚了些钱，但近来觉得国内的丝绸生意不太好做，就想到美国来闯闯世界，寻找一些新的商机。来到纽约之后，才知道不懂英语的人在这里机会很少，只能在中国老板开的中国餐馆里打工，每天要干十个小时甚至十二个小时，非常累，如果早知如此辛苦，就不会来了。他刚到纽约一个半月，很后悔来美国，可是又不能立刻打道回府，想等到稍微有些积蓄后，就回祖国。
第三位的年纪稍微大一点，正值不惑之年，可是他听了朋友的蛊惑，离开故乡上海只身来到美国。他是家里的中流砥柱，上有老下有小中有妻，除他之外的所有家庭成员均在上海。他来纽约已经半年，感觉就是工作太累，太辛苦，很后悔离开上海。因为不懂英文，既不会说，又不会写，又不会认，所以只能在中国餐馆打工，一切听凭老板安排，让你干什么就得干什么，头皮不能硬，硬了老板就炒你的鱿鱼，让你卷铺盖走人。此君本来是上海的出租车司机，干得很自由很随意，收入也不错，可是现在得根据老板的意志行事，他觉得失去了人的尊严，所以有些恼火。让他觉得失去了尊严的，还因他很少有自己支配的时间。他要有些积蓄了才好回去，但是纽约的房租很贵，住的地方又离餐馆很远，要坐地铁或者公共汽车。为了节约路费，他后来改骑自行车上班，然而纽约不像中国，它的马路上没有慢行车道，无奈只能自己格外小心着骑了。每天工作12个小时，来回的路上两小时，留给自己的只有十个小时了，除了睡眠之外还能做些什么？
除去这三位之外，还有四五位像他们一样穿着制服的先生在店堂与厨房之间往来穿梭。他们都是我们的同胞，知道我们是从北京来的，似乎觉得异常亲切，萍水相逢，就向我们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过去只知道中国留学生在餐馆里打工，刷盘子洗碗，这次才看见了专职的餐馆打工者，而他们都是在国内有职业的人。
1998年6月于纽约
（原载《散文百家》1999年第3期，又载《深圳人》杂志1999年第6期）
阿顿
阿顿今年一岁半了，出生在休斯顿市，故取名叫“阿顿”。他是美国公民，可父母都是中国留学生，所以他的母语是中文。他刚呀呀学语，现在会说的中文词汇是：
“好！”“抱抱！”“妈妈！”“爸爸！”“灯灯！”“带带！”（指他自己的鞋带），还有“奶奶！”
爸爸是电脑工程师，妈妈是作家，遗传基因优秀，阿顿又聪明又健康。
他长着一个大奔头，里面的脑细胞非常活跃。他会察言观色，揣摩大人对他的态度。比如他父母给他买了一架小滑梯，放在他玩耍的大厅里，他常常站在滑梯的顶端，想要从上面跑下来。可是他绝不贸然地向下跑，他会仔细地观察站在滑梯下端的大人的态度。他笑眯眯地注视着你，如果他对你有信心，觉得你一定会接住他，他才快步地向下奔；如果他觉得对你没把握，他绝不会冒失地往下走，他会悄悄地坐下来，规规矩矩地向下滑。这小家伙真会保护自己。
他也很健康。他按时吃奶吃蛋喝水喝果汁，食欲旺盛，从不挑食。看着他用一双小手托着奶瓶美滋滋地痛饮的样子，真让人乐不可支。因为他健康，所以他老是无缘无故地笑，常常会发出“咯，咯，咯”的笑声。他刚刚学会走路，所以很愿意奔跑，从早晨一睁眼下地开始，直至再睡到眠床上，他总是不停地走、跑、爬，有时还跳。他很会运动，用运动保健康。
他也很勤劳。父母给他买了三辆不同的小推车，他常常推着它们奔跑，幸亏房子大，他从这头推到那头，推了这辆再换那辆，急匆匆地赶路。有时又忙于开灯关灯，看那电灯亮了又灭，灭了又亮，他高兴极了，口里念念有词，说：“亮亮！”还像完成了什么大工程似的，自豪地望着你。有时也忙着爬楼梯，从一层爬上二层，坐下，得意地笑着，像是又完成了一件功业，可是还没有坐稳，就又“出溜”“出溜”地滑下来，之后再往上爬，乐此不疲。妈妈在厨房烧饭时，他很愿意帮忙，开了碗柜开垃圾柜，愈帮愈忙。除去午睡和晚上睡觉，他总在忙碌中，有时忙得头上流汗，他却很得意。大人们不明白他在忙些什么，所以我赠他一个绰号，叫“无事忙先生”。
他还很喜欢冒险。他家后花园里有一棵很古老的大树，根部的硬木凸起在地面上，方圆之内的地上形成沟壑，凹凸不平。柔软的草地他不去踩，偏要在沟壑与树根之间走来走去。他的个子那么小，又刚学会走路，怕他摔跤，把他抱到平坦的草地上，他还没站稳，就立刻往树根底下奔，大概他觉得正因为凹凸不平才格外好玩吧。
有时他也很固执。他认定了的事，一定要做，成人如何制止，他也不听。比如忽然他的兴趣来了，非要打开碗柜不可，往外拿筷子、勺子、碗、盘。他的妈妈告诉他这个碗柜不能乱动时，他仍然继续把他够得着的东西往外拿。如果他的妈妈坚决地制止他的行为，进而把碗柜扣牢时，他就会着急地大叫。这时候，成人们就需要动脑筋想办法，以便成功地转移他的注意力。他的固执也曾使他的头上撞出来一个大紫包。那是在我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的餐厅里，副总领事江先生邀请林非和我以及当地的华裔旅美作家见面叙谈，约定的时间是下午五点。阿顿的爸爸下午七点才能下班回来，妈妈旅美华裔女作家陈瑞琳只好带着阿顿赴会。江副总领事和领事馆的其他官员都通情达理很有人情味，知道做母亲的难处，也欢迎这位小客人与妈妈作家同时参加。晚宴很正式，在总领事馆的大餐厅里，两位服务生都打着领结，气派文雅。可是阿顿不管场面如何隆重，依然在厅里跑来跑去，又看中了摆在屋角的两支高脚红木花瓶架，非要摇晃摇晃它们不可，然而那花瓶架上各放着一座很古典的青花大瓷花瓶，那可是我国的国有资产，不能打破的，所以我和瑞琳都非常紧张，约定每人负责一个花瓶架，目的是保卫花瓶，所以便跟着阿顿跑来跑去。阿顿领会了我们的用意，就一边笑着一边躲着我们飞跑，因为跑得太快了，收不住脚，一头撞在花瓶架旁边的墙上，疼得立刻哇哇大哭，之后脑门子上就鼓出来了一个大紫包。妈妈马上把一块红烧海参放在他嘴里，细言细语哄他，在座的诸位女性也都好言好语劝慰，阿顿一会儿就转悲为喜了。事后我们笑说：“阿顿大闹中国总领事馆。”
为了培养阿顿的独立精神，他的父母让他独自睡在一个房间里。父母住楼下，他住楼上。每逢午休或晚上入睡前，妈妈就把他送入房间，然后离开，只有一盏很暗的小电灯和几个毛绒绒的动物玩具陪伴着他，他会乖乖地入睡。幸好有个对讲机设备，妈妈能够在楼下听到他在楼上的动静。我问：“他这么小，一个人睡觉不害怕吗？”可是美国人就是如此地教育孩子。阿顿的妈妈说，第一天的时候，阿顿也哭，但是美国医生告诫她：“孩子哭是好事，锻炼肺活量，不要怕，也不要理会他。”果然，第一天哭二十分钟，第二天哭十五分钟，第三天哭十分钟，哭上几天，知道无望，也就不哭了。独睡的习惯自然而然就养成了。美国人从来不吓唬孩子，不给孩子讲什么鬼故事之类，但是他们会教育孩子如何认识大自然的规律。从小独自在一个房间里睡觉，是所有美国孩子的生活方式。
20年后，阿顿将长成为一个地道的华裔美国佬。在美国，像阿顿这样的新移民很多很多。我常想：像阿顿这样的美国人多起来了，会对美国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又会对中国社会做出什么样的贡献呢？只有寄望于历史的发展了。
写于1998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