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离研究生院教学大楼不远的地方，有一处密密的小树林，在这个小树林的前面，立着一个石碑，上面写着“慎思”二字。在这座石碑的下面，是一层接一层的石头台阶，光滑而干净。在这座石碑的旁边，还有一张又一张的木制座椅，这是供莘莘学子们静坐和思考的地点。
在大楼与大楼之间，又有一大片一大片的草地，学生们在下课以后，常常围坐在这里，聚谈，讨论。
高丽大学校的宿舍区像汉城市的很多建筑物一样，高丽大学校也是建筑在山坡上面的。它的地面很有坡度美，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它的各个大楼并不在一个水平线上，而是错落有致，很有层次。各个大楼之间，都有水泥甬道互相连接，水泥甬道的旁边，又种满了各种各样的树木。一到春天，奶白色的玉兰花、黄色的迎春花、粉红色的金达莱花，和能够开出各种色彩来的木槿花（这是韩国的国花，有白色的、米色的、紫色的、红色的，丰富多彩，生命力很强），竞相开放。而到了秋天，红色的枫叶、黄色的银杏树叶、绿色的法国梧桐树叶，又争相斗艳。不必走到公园去，只需站在教学楼走道窗前向下面一望，或者是在校园中漫步，就可以观赏到无限美丽的风景。
高丽大学校的宿舍区，既与校园分离，又与校园相连。它同样是建筑在一座山坡上面的。地势低一点的是男生宿舍楼，地势高一点的是女生宿舍楼，更高一点是外国教授宿舍楼。我每次上课下课，都要从宿舍区走到教室，再从文学院的教学大楼走回外国教授宿舍。我把这样的步行，看成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因为这个宿舍区里非常幽静。山间小路曲曲弯弯，两旁都是树木与花草，郁郁葱葱到了幽暗的程度，高大的树木像伞盖，遮住了天空，夏日简直看不见阳光。人们都在忙着读书和教书，路上很安静，几乎没有人走过。只有路旁的小溪里，泉水发出“哗哗”的响声，很轻柔，也很富有诗意，此时此刻，常常令我想起故乡北京的香山和卧佛寺。
在高丽大学校外国教授宿舍的后边，还有一个仿古罗马大剧院形式的露天剧场。它的形状，似乎常常在欧洲古典小说，或描写古代欧洲生活的电影中看到。那是一个椭圆形的广场，面积很大，有一个舞台，舞台的对面和两边，是梯形的一层接一层的看台，每逢举办音乐会或戏剧演出，露天舞台就是演员们驰骋的场地，而一层接一层的宽阔无比的看台上，就会坐满密密麻麻的听众和观众，那种情景，简直就好像不是在20世纪的亚洲，而是在欧洲的古典时代了。
在这个露天剧场的旁边，还有面积很大的露天运动场、网球场、篮球场、排球场、足球场、练习击剑的场地等等，宽阔而现代化。
而在这些场地的中间，则是弯曲的、幽深的山间小路，这些山间小路都用柏油铺好，既可以开车，也可以步行。没有开辟成场地的部分，就是山和树林了。每逢春、夏、秋三季，吃过晚饭以后，在这里散步，那感觉，就仿佛是到了人间仙境一样。
六、中文系
高丽大学校的文学院里，设有一个中文系。用韩国学者惯用的说法，叫做中语中文学科；用中国学者惯用的说法，就称为中文系了。
这个中文系创办于1972年。它是韩国研究中国语言与文学的著名中心之一，韩国许多大学里的中文系教授，都出身于该系。韩国出版的最早的一部，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部《韩中词典》，就是该系现任系主任、著名汉学家李东乡教授主编的，几乎所有韩国大学里的中文系学生，都人手一册。它还设有中国语言文学研究中心，每年都要举行有关中国语言与中国文学的学术研讨会，届时韩国各地的不少汉学家都会赶来参加，他们认真探讨学问的精神，令人十分感动。
这个系共有教授四名。他们都是韩国著名的汉学家——许世旭教授、李东乡教授、李再薰教授和白永吉教授。听说从1994年开始，教授增至五名了——崔溶澈教授也回母校执教来了。还有专任讲师与钟点讲师数十名。每年都要招收本科生与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报考的学生非常踊跃。尤其是在1992年8月韩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之后，韩国的中文热持续升温，选择报考中文系的学生人数更加增多起来。本科一个年级大约总在50人左右，研究生总数大约总在30人左右。
我有幸参加了这个系创办20周年的庆祝活动，这个活动可以说是中文系的“大典”。这是1992年的10月29至31日，一共庆祝了三天，但是课程仍旧照常进行。
第一天的上午，在高丽大学校的学生会馆里，一间原来用作教授餐厅的大房间里，举办了中国图书展览会。开幕仪式上，我很荣幸地被邀与许世旭教授、李再薰教授、白永吉教授诸位先生们一起（李东乡教授1992年全年休假，此时正在中国旅行），为这个图书展览会剪彩。
助教长丁玟声博士递给我一双白手套和一把剪子，被剪的是一束彩色纸条。（虽然韩国的经济很发达了，但是他们却处处节俭，剪彩时只有纸条，不像我们的国人，动不动就剪掉大把的红色丝绸。）
这个图书展览是由汉城三联书店老板金明濠先生举办的，金先生也是高丽大学校中文系毕业生，他喜欢图书甚于一切，在他收集到的中文图书里，有中国内地许多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也有台湾和香港的版本。从图书的内容看，不仅有中国文学、语言学、历史、哲学等方面的书籍，也有医学、美术、民俗等方面的著作。
这一天的下午，全体中文系学生在大礼堂里举行了演讲比赛和唱歌比赛。教授们（包括我）被他们聘为评委。学生们都用中文发表演说，稿子都是他们自己写的。这些可爱的大学生们，都用中文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他们谈自己的祖国与中国的文化渊源，谈两国的建交，谈中国的文学，谈韩国的社会。有一个叫蔡明山的学生还朗诵了自己的日记。然后他们又唱歌，唱朝鲜民谣，唱美国流行歌曲，最后大会主席邀请我上台，教他们唱中国民歌。
写到这里，我得回过头来，写两个星期前。——一次下课后，我正在文学院的塔楼旁边走，两个女孩子跑上前来（后来我才知道，她们之中，那个胖胖的小圆脸名叫李大京，另外那位大眼睛的姑娘名叫黄善玉），拦住了我：
“老师，我们想跟您谈一件事。”她们神色很郑重地对我说。
“请说吧。”
“您能教给我们唱中国歌吗？”
“可以。”
“OK！”那个小胖子高兴地拍了拍手。然后她问：
“那么，老师有……”她皱了皱眉头，显然是在想一个词汇。
“歌片吗？”我看见她很急的样子，于是替她说了出来。
“对，对，对，老师，歌片，老师有歌片吗？”她高兴地笑了。
“有。老师有歌片。”
“哪里来的？”
“带来的呀。”
“从北京带来的吗？”
“当然呀。”
小胖子更高兴了。不过她又有了一个问题：
“是……”她用右手画了一个五线谱符号，我明白她是想问：是五线谱的，还是简谱的。因为韩国学生在小学和中学的音乐课上都学过五线谱，但是他们不认识中国的简谱。
我告诉他们：“是简谱的。不过不用发愁，简谱非常好学，1、2、3、4、5、6、7，就代表斗、日、米、发、索、拉、西，节拍和其他符号也非常好认。”
她们很高兴地从我这里取走了歌片，及时地印刷了出来，人手一份。
这一天的下午，我教给他们唱的中国民歌是《康定情歌》。在我随身带着的民歌集那本书里写着，这首歌是中国民歌，后来我才听说，其实这首歌也是出自西北歌王王洛宾先生之手。
我先为他们示范唱了一遍。全体学生立刻热烈鼓掌吹呼起来。我想这一定是他们听到过的第一首中国歌曲。于是，他们也跟着我唱。在年轻人的青春饱满的歌声里，我还听到了一个非常突出的浑厚的男中音，我顺着这个声音向台下一望，原来是许世旭教授坐在评委席里，也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着歌片高歌，因为他一向对中国的大西北充满向往，这首来自中国大西南的原始情歌，一定触动了他的中国情结。
第二天的下午，是在高丽大学校的音像馆里，观看一部台湾电影，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悲情城市》。据说这是台湾的第一部政治电影，题材是写“二·二八”事件的，还据说这是第一次获得国际奖的台湾影片（据说是威尼斯电影节）。
在一间不大不小的放映间里，正面的墙上挂着一块白色的幕布，用放像机将录相带放大，看到的是黑白电影。剧中的人物只说两种中国方言，一种是台湾人用的闽南语，另一种是上海话。
故事的情节很简单。说的是台湾当地一个家族的故事。家长是一个壮年男子，他有四个儿子，其中的一个是哑巴，一个患有神经病，另外的两个是健康人。这个家族在当地小有势力。40年代末期，从内地来了上海帮，这些人都讲一口上海话。为了各自的利益，闽南帮与上海帮互相争斗了起来。这个家族是地头蛇，有他们的势力范围，然而上海帮是有背景的，他们是官、警、商互相勾结的政治势力，虽然上岛不久，但是来势汹汹。斗争的结果，是上海帮把这个家族的一个健康儿子抓走了。闽南帮没有办法，只好用钱贿赂，上海帮才把他的儿子放回来，可是等到抬至家中，观众才看明白，原来这个儿子已经被对方打得半死了。
“二·二八”事件后，台湾大乱，只要不是台湾人，就要遭到台湾人的毒打。国民党政府趁机大肆搜捕持不同政见的青年知识分子，然后收音机里就播出了蒋中正的讲话（据说这部电影中的讲话，就是他本人原来讲话的录音），他用一口浙江奉化话说，要维持秩序，医治伤者，不纠不办等等，但是后来，电影里两个被关押的人，还是被枪毙了。
国民党政府实施了镇压之后，社会秩序仍然混乱不堪。闽南帮和上海帮，仍然打斗不已。这个家族剩下的唯一健康的儿子，被上海帮诱入一间茶楼里暗杀，同时遇害的，还有他的父亲——这个家族的家长。
这部电影的主角，其实是这个家族里的那个哑巴儿子。他因为不会说话，就用那双聪明的大眼睛观察世界。他虽然是地地道道的台湾人，可是不会表明身份，所以差点儿遭受当地暴徒的毒打，幸亏他的同乡用闽南话声明他是台湾人，是哑巴，才得以幸免。可是后来，他还是被政府方面逮捕了。他的父亲和兄弟被杀后，他又被放了出来。最后，他与一位当地女子结了婚，生了孩子，家庭生活照常进行。他们家族内的其他女人们，仍旧像过去一样打牌、赌博，依照老套子，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从“二·二八”事件的发生地台湾所拍摄的电影中，了解这个历史事件的真相。这也是我在韩国所看的唯一的一部台湾电影。
其实，关于“二·二八”事件，我早在60年代初期，就听说过了。那时我很年轻，刚大学毕业不久，在我的同事当中，有一对中年夫妇，有人告诉我说，他们是从台湾来的，因为那位先生参加了“二·二八”事件，被迫逃离台湾，于40年代末来到了中国内地。这位先生是日文翻译，是一位非常老实而憨厚的人，他的太太人也很好，因为他们比我年长十岁左右，我很敬重他们，他们与我相处得十分友好。没想到几年以后，“文化大革命”爆发，造反派一口咬定这位先生是“特务”。历史对他十分不仁，他是为了逃避国民党的迫害，才背井离乡，逃到内地来的，没想到这位台湾的进步知识分子，又被内地的造反派指斥为特务，而被批判斗争。他本来胆小，又有心脏病，没过多久，就去世了。幸亏他的太太是位非常坚强的女人，只身一人把三个未成年的孩子抚养成人，而且个个有出息，此是后话。但是究竟什么是“二·二八”事件，它的全过程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我终于在30年后，才从这部电影里看到了。
第三天的上午，是在仁村纪念馆正式举行庆祝高丽大学校中语中文学科创立20周年的纪念活动。仁村纪念馆的会议堂，是举办各种庆典和进行各种演讲的地方，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不久前来高丽大学校访问，也是在这里发表演讲的。
这一天，中文系的历届毕业生，都从全国各地赶来了。大礼堂的门口，摆放着祝贺的大花篮。在庆祝大会上，许世旭教授发表了《中国新旧诗的比较研究》的学术报告，我也应邀发表了《“五四”与中国新文学的产生和发展》的学术报告。之后，在分组进行的学术讨论会上，我又聆听了许多韩国汉学家的学术发言。
下午六点钟左右，庆祝活动达到了高潮。在仁村纪念馆的教授餐厅里，布置了一个绚丽无比的大餐桌。高丽大学校中文系的创始人、前任高丽大学校校长、在韩国非常受人尊敬的金俊烨先生光临了，他的讲话常常被阵阵热烈的掌声所打断。然后再由各位有代表性的人物致辞，如当时的系主任李再薰教授，他是高大中文系的首届毕业生。仪式完毕，就是聚餐了。大家边吃边谈，气氛非常欢快和谐，谁也不愿意离去。晚餐过后，又三五成群地“移师”高大校园附近的茶馆、酒馆、咖啡馆，继续神聊，直到很久以后，还是不愿意散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