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看见一个小木棍的头儿从她的书包里露出来，还没有等到那面旗子展现出来，也不管那两位带着警棍的警察先生会不会干预我（迎候的人不准走上坡道），我就举着我的那面小旗，向着坡道的顶端，狂奔了上去。
生平第一次，面对面地，对着给予了我生命的这个人，喊出了我整整憋了多半生的那句话：
“妈妈——”
这一天，是1991年的4月26日。
在香港住了五天之后，我侍奉着她老人家，回到了我们共同的故乡北京。
走进北京机场的接人大厅时，我的英俊潇洒的儿子和他的女友，正站在人群中翘首张望。
儿子的一米八七的个头和他那张生气勃勃的漂亮面庞，使我一眼就看见了他。他的女友手中捧着一束鲜花。我的丈夫站在儿子的另一侧，正笑眯眯地注视着我。
儿子迎上前来，叫了一声：“姥姥。”又叫了一声：“妈！”就接过了母亲大人手中的行李推车。他的女友则把那束鲜花送到了母亲的手上。
我们一家人相拥着，手拉手地走出了机场大厅，钻进了友人为我们准备好的面包车里，在北京温暖的夜风的吹拂之下，回到了家里。
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我已经等待了半个世纪。
1992年秋写于北京
（原载《女子文学》1993年第3期）
小久的家书
第一封信——写于1974年秋
亲爱的妈妈：
我一直以为您已经离开人世了。从我刚刚懂事的时候起，我最羡慕的，就是那些偎依在母亲怀里的小姑娘。我知道上天没有赏给我这份人人都能享受的幸福，所以我只能默默忍受着心中的寂寞。
然而，我万万也没有料到，您并没有离开人世，而是住在一个不能轻易提到的地方，我不知道这个消息给我带来的是喜，还是悲，是甜，还是苦，是希望，还是绝望，一种无法形容也无法忍受的思念之苦，折磨得我肝肠寸断，有谁能够体会一个女儿明知母亲健在，却无法与她见面的痛苦心情呢？
亲爱的妈妈，我是多么希望能够立刻见到您哪！但是我也知道，这是比登天还要艰难的事情，于是我想到给您写一封信，但是我同样知道，这封普普通通的家信，是无论如何都投递不了的。我更找不到能够传话给您的人。况且我只知道您在“那边”，并不知道您的详细地址。说您还活在世上这个消息的小姨，她也不知道。
当她看到这个消息给我带来的痛苦，比知道母亲不在人世还要强烈时，她说很后悔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了我。她说因为我已长大成人，继母又那样庸俗恶毒，告诉我生母健在，或许能够给我带来安慰。况且我的母亲只是一个自食其力的自由职业者，是因为谋生才陷在“那边”的，从来与政治无关，没有什么可怕的。然而，她哪里知道，一颗日夜思念母亲的心，是无法承受这种刺激的。
我深深地懂得，不论上天，还是入地，我都无法与您见面，因此，我只有默默地流泪，自叹命苦罢了。
女儿小久
一九七四年×月×日
第二封信——写于1978年
亲爱的妈妈：
您还记得十月初二这个日子吗？四十二年前的今天，您把我降生到人间，给了我生命。您当时是否料到，我们母女之间，倒有四十几年，需要忍受骨肉分离之苦呢？假如那时，我就知道，命运将要如此这般地捉弄我，我会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生命还给您，与其忍耐分离之苦的煎熬，倒不如没有生命来得痛快。
亲爱的妈妈，我现在也做母亲了，我懂得了一个母亲怎样割舍不开她的孩子。我知道您一定会非常想念我。四十几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您。在我刚刚懂事的时候，我只要看到别的小朋友投入母亲的怀抱，就会羡慕得浑身发起抖来。长大之后，我最喜欢坐在没有人的安静地方默默地呆想，望着您的照片悄悄地流泪。我是多么渴望着慈母眼中温柔的目光，来驱散我心中的寒意。我还想拉着母亲温暖的双手，倾诉一下难以忍耐的孤单和寂寞。有时候我会做一个好梦，在梦中，您会来到我的身边，叫一声“孩子”，您还像照片中那样年轻，那样美丽，我立刻觉得到了天堂，我害怕您再离开我，我拼命地拉扯住您的衣衫，就在我大声呼喊“妈妈”的时候，您却像影子一样地不见了。我着急得醒了过来，好梦已经过去，留给我的只是一片黑暗的夜色。我的孩子睡在身旁，这时候，我才意识到：被人疼爱的年华早已离我远去，我现在要担当起来的，是疼爱别人的义务了。
然而，没有享受过母爱的心是永远渴想着幸福的。即使我再活四十年，到了八十岁，我仍渴望母爱的温暖。有多少次，当我不堪忍受思念之苦，胸脯憋闷得快要爆裂的时候，我就想从北京跑到福建去，站在距离彼岸最近的海岸，站在高高的山顶上，隔着海峡，用尽我的全部力气，大声地呼喊一声“妈妈”，这种痛苦的呼叫也许能够感动上天，让您听到我的喊声。假如没有您的回音，我就跳进大海之中，让浩瀚无边的大海，洗刷我无法忍受的痛苦心情。
亲爱的妈妈，为什么我们这些没有伤害过别人的善良百姓，要吃这么多的苦头呢？您既不是党国要人，又不是百万富翁，只是一名知识分子，为什么就要受到政治偏见的束缚，不能再回家乡来呢？难道因为几个要人心胸狭窄，我们一家两代就要一生一世忍受痛苦吗？即使无法见面吧，为什么连信都不能通呢？现在全世界的人都渴望和平与团结，为什么我们同一民族的人，却要人为地分裂下去呢？这种本民族的分裂局面，要到何时才能结束呢？我今年已经四十一岁了，您也已经六十二岁，如果祖国分裂的局面再延长二十年，我还能够见到您吗？
亲爱的妈妈，设法回到故乡来吧！这里跟您离开它时已经不一样了，正期待着走向远方的游子归来，而我——您的亲生女儿，也从一个小女孩长成一个中年妇女了。四十几年来，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期待着能够投入您的怀抱。如果此生我们母女不能见面，我就是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一个时辰，也是死不瞑目的。
亲爱的妈妈，回来吧！
女儿小久
于痛苦和希望中写
（原载香港《文汇报》1982年7月11日）
美妙的声音
小学一年级时有音乐课，老师教给我们乐理，从此认识了五线谱和五线谱上的蝌蚪文。她还常常用十根细长的手指弹奏风琴，带领我们学唱一首又一首的新歌。记得有一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
长亭外，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
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
知交半零落，
一瓢浊酒尽余欢，
今宵别梦寒。
我很喜欢这段温柔的、伤感的、忧郁的旋律。我知道这是大人们的语言，我还不太懂得这些歌词的含义，但是这段旋律中蕴藏着的那一股惆怅的情调，和歌词中展现的那一种悠远的意境，总使我的心里觉得很感动，甚至于有些伤感、悲伤。所以，我便常常哼唱它们。
由此爱上了唱歌，嗓子还可以，就被老师编入了学校里的儿童合唱团。1948年还去中南海里的怀仁堂参加了北平市的小学生歌咏比赛，并且多次到位于西单六部口的广播电台去录音。
50年代我国的外交政策实行“一边倒”，于是俄罗斯和前苏联的音乐大量涌入国门。《伏尔加船夫曲》、《红莓花儿开》、《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风靡校园，是中学时代的音乐课上和课外活动中百唱不厌的旋律。柴可夫斯基、哈恰图良、萧斯塔科维奇等人的曲子，也常常在广播电台里奏响。
我就读的古老大学旁边，有一座面积很大的苗圃，蓊郁安静。一个夏日的傍晚，我独自走出校门，来到苗圃中散步。那时候这一带还是首都的北郊，人烟稀少，苗圃中看不见第二个行人。我徘徊在郁郁葱葱的树林当中，心情郁闷。忽然，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传来了一曲悠扬的乐声，那个声音温柔，清新，悠远，仿佛是从天上飞下来的，不知不觉地，就流入了我的耳中，我的脑中，我的心里。我的精神立刻为之一震，心灵感动得难以用笔墨来形容，郁闷的心情逐渐化解，转化为一种既欣慰又惆怅的情怀，泪水涌满眼眶。那是著名小提琴家大卫·奥伊斯特拉赫演奏的曲子。记忆的仓库储存着终生难忘的感受，至今耳际还能鸣响起那个美妙的声音。
美妙的声音是慰藉心灵的良药，它能够医治忧郁、烦恼和痛苦，鼓舞着人们追求光明、正义和真理。后来，每当我听到莫扎特、门德尔松、舒伯特、肖邦、施特劳斯、普契尼等人的音乐，或者是听到温可铮、狄里拜尔、帕瓦罗蒂、多明戈、萨瑟兰等人的歌唱的时候，我都会被这些美好的旋律和动人的歌喉所征服，而陶醉在一种舒畅忘我的情境之中。
我常常想：实在钦佩用音符宣泄情感和制造意境的作曲家、演奏家与歌唱家们，他们可以抛弃文字，表达出人类共同的感受。他们最能够超越时间和国界的限制，把他们的创造变成人类共同享有的精神财富。这该是多么卓越的才能啊！
写于1998年冬
（为《话说音乐》一书而作，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
君子之爱
——老北京的故事之一（一）
这个故事珍藏在我的心里，已经几十年了。我被它感动着，一直想写出来。因为它的男女主人公都是家里的长辈，所以我的态度格外慎重，总是想要选择出十分得体的文字。可是太谨慎的结果，就是不曾动笔。
而终于，在今年的夏天，北京的一家著名大报，会同另外的十大媒体，在全国范围内举办了名为“感动中国的爱情故事”征文大赛。它的宣传文字，像一股催化剂，鼓动着我，使我一口气，就把在心中酝酿多年的故事，写出来了。此时，我已经不再为如何叙述而煞费苦心，我觉得，还是实话实说，最好。
不巧的是，当我把故事杀青，距离截稿日期很近，我即将把它邮寄出去的当口，我的先生接到了一个通知，说是大赛的组织者已经决定聘请他担任评委。对于此类事，我一向极力回避，所以我决定不再参赛，不去邮局寄稿。然而，我又想，我写作的目的是为了我的读者，因此，我还是要把这个故事发表出来。
我不敢说下面的故事能够感动全中国，然而它确实感动过了解它的人们。虽然这个故事不是“刑场上的婚礼”，不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或者“罗密欧与朱丽叶”，它只是一位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30年代的爱情”。
（二）
从我幼年刚刚学会“听话”的时候起，家庭中的亲人在闲谈时，往往会很神秘地提到故事中男主人公的名字，因此这个名字就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子里。他是我的亲舅舅，我生母的亲哥哥。后来我才明白，当家里的其他长辈悄悄地谈论他时，他们是不知道他身在何处，而非常惦念。其实，他当时正在延安，参加抗日战争。对当时处于国民党统治下的老北平来说，“八路军”是一个犯忌讳的名词，家属是要上黑名单的。所以几年前他秘密地离开北平时，只告诉了我父亲一个人，父亲是舅舅的挚友。父亲接受了舅舅的委托，为他严格地保守着秘密，别人一律不知情。舅舅走时，我刚刚出世一个月，还是襁褓中的婴儿。随着我的年龄渐渐地长大，从爸爸、姑母、祖母的片断回忆与含蓄述说，以及我的体会中，这个爱情故事，才在我的脑海里，渐渐地清晰了起来。
在讲这个故事之前，先得把我祖父和外祖父的关系交代清楚。他们二老都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留日学生，既是老北京的同乡，又是同窗好友。祖父的家坐落在西四牌楼大红罗厂，外祖父的家坐落在东单牌楼水磨胡同。
（三）
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中期，故事里的男主角，我的舅舅，正在一所名牌大学的历史系读书。他是一个忧国忧民的爱国学子，特别是研究过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辉煌而又苦难的文明史之后，他对自己民族的命运和前途，有了自己的思考与看法。他的家境很富裕，上面说过，外祖父留学日本，学的专业是法律。当时，“法律”一词，在中国还是新鲜事物，所以学成归国后，就在北京开办了一间律师事物所，由于公正和敬业，成为了北京市的著名法律专家。外祖父家优裕的家庭环境，供给了舅舅优越的生活条件，但是并未禁锢住舅舅的思想。他聪明好学，熟读范仲淹、顾炎武等先哲的大作，信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他长得一表人才，用现在的话形容，就是很“酷”——高大魁梧，面庞清癯，细目高鼻，典型的东方帅哥。本人如此优秀，家庭又如此状况，所以，有不少女同学向他暗送秋波。而他，一直不为所动。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始终有一位姑娘的倩影，被他珍视着。
这位姑娘就是本故事里的女主角，我的姑姑，我父亲的亲妹妹。说来也真巧，姑姑的生日正是我国农历的七月初七，也就是民间传说中牛郎和织女在鹊桥相会的日子，因而，她一降生，祖父祖母就为她取了一个乳名，叫“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