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克劳和墨菲赞同并进一步发扬了这个观点。他们的理论不仅在理论方式上，而且在政治形式上超越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强调所指和能指之间的不稳定关系，也强调意义系统实际上所具备的毫无限制的“自由游戏”的潜力，而拉克劳和墨菲把这两点引入社会和政治领域，并切断了经济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任何必然的联系。在他们看来，在阶级立场和政治/意识形态取向之间“没有任何逻辑联系”。能指(signifier)建构所指(signified)，政治霸权通过意指行为(signification)建构社会行动者的特定身份认同。阶级仅仅是很多可能的政治身份认同中的一种，而这些身份认同或许会、或许不会通过有勾连的实践活动来建构。简而言之，意识形态概念作为阶级利益的系统再现变得不那么适用，并被另一概念“勾连”（articulation，即不同要素间建立起关系）所取代（1985：105）。
勾连这个概念与意识形态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论地位：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它要么诉诸一个阶级统一的角色（Gramsci，1971），要么诉诸社会再生产逻辑的功能性要求（Althusser，1971）。而“勾连现在是一种话语实践，它并没有在相互勾连的要素扩散之前或之外的建构平面”（Laclau and Mouffe，1985：109）。由于在一个勾连行为之外没有社会的互联性，因此无法对经济的最终决定性做出理论论述。生产方式仅仅是一种概念建构，并没有自主的客观存在，从而不能赋予它任何本体论上的优先性。
■后结构主义和再现（representation）的终结
拉克劳和墨菲的很多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支柱可以追溯到后结构主义，尤其是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ism)。这种理论导向强调符号的非稳定性，旨在展示结构主义中二元对立结构在文本意义过程中如何互相削弱对方（Derrida，1970：247—64）。通过分离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并将语言学过程视为能指之无穷游戏，后结构主义极大地挑战了意识形态概念所仰仗的关于意义与表象的传统理论和思想。在以前关于意指行为(signification)的理论中，意义被视为符号的功能，而符号要么指内部体验，要么指真实世界中的关系和客观对象。它要么再现一个人的思想和感情，要么描述社会关系和经验现实。结构主义引入二元对立的观念，并暗示语言中的意义就是关于差异的问题，但在其关于意义的理论中仍然保留着“指示对象”（referent）的相关性。后结构主义将这种差异的概念推向无限，并将意义看做是能指(signifier)潜在的无穷游戏所“派生”出来的。意义并非固定附属于某个特定能指之上，而是沿着整条能指之链（the whole chain of signifiers）扩散开来，因此，它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也永远不会存在于任何单个的符号中间（Eagleton，1983：128）。
解构主义否认了任何整体世界观的可能性，拒绝将世界视为充满联系和区别的一个整体，相反它承认世界永恒变化与碎片化等特征。它也否认如下假设，即人们能够理解文本并解释文本中隐藏的意义与意识形态假设——这是存在于有关意识形态和话语的结构主义概念中的“主导代码”（master code）。因此对再现的批判，同时也是对解释学传统中“解释”这个概念的批判和否定。因为在这种理论中，作者创造文本或使用文字是基于他们所遇到的其他文本和文字，同时读者也以同样的方法来对待他们的文本或文字。文化生活被视做一系列文本与其他文本相互交织并产生更多文本的过程。这种跨文本组合具有自己的生命力。不管我们写什么都会传达出我们可能没有想到的意义，我们的文字也不能说出我们的意思。试图掌握文本是徒劳的，因为文本和意义的永恒交织超出了我们的控制。我们成了语言的工具（Harvey，1989：50—51）。于是，文化生产者仅仅创造出原始素材，而消费者可以通过任何他们喜欢的方式将这些素材重新组合。正如哈维所述，解构理论的效果就是解构作者将意义强加于人或者进行连续叙事的权力，并质疑关于固定的话语表达系统的所有论断。因此，知识和意义被简化成为支离破碎而自由漂浮的能指（Harvey，1989：350）。
对再现的超越和对具体事物的消解也存在于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仿真（simulation）理论之中（Baudrillard，1983）。仿真被定义为在没有原作情况下创造的复制品。这一概念有效地剔除了真实与想象之间的区别，并消解了现实与表象，真理与虚假的二元对立。在鲍德里亚的理论中，想象与现实——不论是社会关系的现实或是经验宇宙的现实——都没有不同的本体论地位。因为它们之间根本就没有区别，那么，意识形态的问题根本也就不成为一个问题了。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阿尔都塞的观点，即意识形态代表了与我们真实存在条件相关的一套想象出来的关系（Althusser，1965），在仿真的世界里就不具有任何意义。由于符号不再指代真实，而意义已经让位于空洞表面的话语，潜藏在对意义的意识形态分析之下的“现实原则”(比如，符号学试图挑明重重叠叠的意义并揭示符号学文本里所掩藏的东西）就必须被抛弃。用鲍德里亚自己的话来说，“意识形态通过符号来背叛现实；仿真通过符号达到与现实的短路和现实的复制相一致的目的。想要恢复拟像（simulacrum）之下的真实常常是一个虚假的问题”(Baudrillard，1983：48)。这样，我们现在处于“真实的微光”中，在这个世界里“所有的意义系统都变得混乱”，而“意识形态作为图解‘真实’和‘想象’之汇交点的一种方法也失去了作为批判性‘工具’的有效性”（Wakefield，1990：105）。简而言之，仿真的时代已经取代了意识形态的时代。
■后现代主义中的话语、权力与利益
倘若福柯思想的一个具体成果就是声明意识形态概念不能作为充分的分析工具，倘若后结构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声称意识形态概念毫无意义并缺乏理论根基，那么后现代主义顺着新尼采主义的脉络对理性、利益与权力的关系的重新陈述，就使整个意识形态概念成为多余（Eagleton，1991：xii）。这种重新陈述并不属于哪个特定的流派。相反，它已成为后现代主义理论发展中许多理论家的广泛共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深深根植于启蒙运动传统，深信逻辑、理性和客观知识的可能性。但是，既然后现代主义者对启蒙运动传统及其相关的理性与真理概念不屑一顾，那么知识与意识形态之间便难以作出区分。既然像福柯所说的那样，我们只能通过语言和话语来了解世界，而且话语永远充满权力，我们便陷入了尼采式观点的黑暗之中：所有的思想都是意识形态化的，因为它们都是特定利益的表达与合理化。意识形态于是变得无处不在，无所不包。但倘若每一种话语都是充满权力因而是意识形态的，倘若意识形态解释了一切，那么它便什么也没有解释。这个概念被扩大到毫无意义。它是多余的，没有任何批判性。于是得出的逻辑结论是，我们还不如把这个概念全部一笔勾销，而这正是一些后现代主义者所主张的。比如，罗梯(Richard Rorty)就建议我们采纳福柯的观点取消意识形态分析，而聚焦有关权力运行的详细的历史叙事分析：这样的叙事不可能以不为权力产生而被称为“真实性”或“解放”的名义揭露那些被权力所造成的叫做“意识形态”的东西。这些叙事仅仅解释了谁现在获得并使用权力，为了什么目的，然后（不同于福柯）暗示其他一些人如何也可能得到权力并用于其他目的。其结果不会是怀疑而惊骇地认识到真理和权力不可分割，也不会是尼采式的幸灾乐祸，而是意识到笛卡尔给予我们的……让我们相信“真理和权力曾经(were)可以分离”是错误的指向，于是我们可以更加认真地相信培根所述的“知识即权力”（1985：173，着重号为原文所加）。
■意识形态新批判的贡献与局限
以上所述是当代社会理论中预示着新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种种学说。但是，这些学说所带来挑战的性质比一眼看上去要更为复杂。由于存在着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概念，由于对马克思原著有不同理论取向的阐述，最重要的是，由于关于意识形态概念的广泛讨论和复杂历史在这些新理论中很少得到详细的分析，似乎有必要澄清究竟是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概念被挑战和否定。例如，女性主义哲学家弗雷泽(Nancy Fraser，1989)就提出，福柯所摒弃的只是将意识形态看做是扭曲的信仰体系这一粗糙的观点。也有人认为，拉克劳和墨菲所批判的只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经济和阶级的化约主义倾向（Geras，1987）。同样，伊戈尔顿(Terry Eagleton)论述说，后结构主义经常将意识形态设定为“稻草目标”，将其看成是一套静止的思想，它“无时无刻而且无处不在地包含了固定的或‘先验的’(transcendental)能指，想象的统一个体，形而上学的基础和目的论的目的(teleological goals)”(1991：198)。因此，可以这么说：那些被挑战的意识形态与再现的观点大多是经验主义和阶级化约主义的理论。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就以这种方式对意识形态的新批判嗤之以鼻。这种新批判提出了更为重要的挑战，而这些需要在更重要的层面上进行评价。
第一，考虑这种挑战的贡献是不无益处的。话语理论和后马克思主义转向研究意指行为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signification)，它们的贡献在于强化了对语言和话语基本性质的认识。这些理论学说对任何声称摆脱语言自反性的知识理论进行了理所应当的批判(Wakefield，1990：36)。在媒体和流行文化的研究领域，这些理论运动号召分析“意指（原文是表象）之外的媒体”(media beyond signification)(Angus，1989)，并否定了主流媒体研究对媒体和社会的机械分离。它们还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化约主义倾向做了重要的（虽然不是崭新的）修正——经济决定论和阶级化约主义至少部分地导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左派对文化政治重要性的忽视。后现代主义对话语和意指行为政治的强调已然导致了“对形象和话语的生产作为任何符号秩序再生产和转换过程的一个重要侧面的认识。审美和文化政治的确至关重要，而它们生产的条件值得最密切的关注”(Harvey，1989：3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