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上半叶所领导的社会革命主要依靠的是社会底层的力量，并且高举反帝的旗帜的话；那么改革时代所进行的“数字革命”所走的是一条自上而下的主要依靠技术专家治国的精英路线和与跨国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整合的道路（Zhao，2000）。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前副院长，无意中对精英主义和中国“数字革命”的反民主倾向性给出了最为清晰的表述。在一个与境外记者的访谈中，他是这样看待“社会主义民主”与“信息高速公路”之间的关系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很清楚是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但我们怎样才能到达这个目标？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设信息高速公路要花费大量金钱。知识分子会立刻一致通过这个方案。但是两亿文盲的态度很可能会是这样：“什么是信息高速公路？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的首要需求是赶紧把肚子填饱，之后再去上小学。”如果要投票的话，他们很有可能会投票反对信息高速公路，希望先解决贫穷问题（转引自Lawrence，1998：26，28）。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建设电信网络的速度创下了世界纪录，与此同时，中国对公共教育的国家投入却在亚洲国家最低之列（Mukherjee，2006）。此外，正如殖民时代全球资本主义在边缘地带建设铁路以服务于大都会资本的需求那样，信息与传播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民用电信网的发展，成为中国在改革时期最优先考虑的项目，以协助跨国资本从福特主义积累方式向弹性积累生产方式的转型，这一转型通过使跨国资本与聚集在中国经济特区以及沿海地区的广大劳动力相结合而实现。2004年年末，中国的10个沿海省份在电信方面获得了总额为1102亿人民币的投资，而其他21个中西部的省份和地区却只获得579.4亿的投资（Zeng and Xi，2006）。
由于中国的“数字革命”始于改革开放时期，市场导向成为它的另一个关键特点。斯迈思曾特别警告说，中国在发展商品和服务的同时要避免消费主义的陷阱，然而这却正是中国信息与传播技术发展的主导原则。随着市场改革的深入，以及国家对数字经济的重视，传播和信息产业也根据市场逻辑进行了重组，并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资本积累的平台。手机市场的爆炸性扩张与原中国联通公司的商业轨迹，反映出在市场驱动下的中国电信产品和服务的发展。
诚然，电信网扩张的国家目标以及电信在军事和国家监控方面的战略角色，以及市场评判标准，仍然在塑造中国的信息基础设施及扩散信息与传播技术方面发挥作用。在广播电视和电信传播这两个领域，国家组织的“村村通”项目，推动了偏僻农村地区的广电与电信覆盖。同时，电信部门仍然以电信网的总体扩张为目标，并优先考虑广播频率的军事用途，而非采取以市场为导向的电信策略。与此类似，中国政府也在人口稀少的新疆和西藏等西部地区投入了网络建设的力量。但是，由于在改革阶段，追求经济发展是最高形式的政治，某些地方的电信部门和地方政府渴望提升本地的信息化指标，以此作为他们的政绩，为此不惜过度售卖电话服务。在某些省市，每个家庭都拥有一部电话的“电话村”在条件尚未成熟的时候便纷纷涌现。有些村民被低廉的话费套餐所诱惑，安装了电话，结果却发现，私人电话不但基本无用，还带来了经济上的负担。因此，贫穷的村民在安装了电话后，要么根本不打电话，要么干脆去办理了停机手续，而这些现象并不少见（Du，2002：16；Zhao，2007）。电信网扩张中的政治动机和官场考虑，市场竞争导致的价格下降，以及中国人口以前确实未被满足的需求（如预付电话卡服务、短信服务和更廉价更适需的本地移动电话服务“小灵通”的繁荣），使中国成为电信网络扩张和信息与传播技术扩散方面最成功的国家。到2005年底，中国已经拥有3.50433亿固定电话用户，3.93428亿手机用户，覆盖率分别达27.0％和30.3％。此外，到2005年底，中国97.1％的行政村拥有了电话服务，互联网用户的数量也达到1.1亿（中国信息产业部，2006a）。
■能动社会：社会冲突和市场权威主义“数字革命”造成的险境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信息与传播技术扩散的成功也许十分雄辩，但并非无可置疑。如前所述，中国的“数字革命”由根深蒂固的专家治国主义和技术民族主义理性所激发，主要由军事和工业的需求以及国内官方利益群体、国际资本、城市中产阶级消费喜好等复杂的利益关系所驱动。因此，与下层民众面临的日益深化的经济不平等与社会不公正具有内在的关联。
中国实现了四通八达的技术联接，正在变成通畅联接的超级大国；电信部门也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皇冠上的明珠”（DeWoskin，2001：630），向国家贡献财富和声望；但同时，中国也变成了在阶层、区域、性别等不同层面存在严重差异的国家。伴随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1990年代电信市场不断超过国家规划的预期的扩张（Lu and Wong，2003：5-6），中国社会的不平等也在加剧。进入新世纪，中国最富裕的20％人口占有55％的国家财富，而最贫穷的20％人口只拥有4.7％的财富。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断裂的社会”，存在深刻的社会区隔和不均衡（孙立平，2004）。胡鞍钢等人曾用“一个国家、四个世界”的说法来形容中国。超级现代化与高收入的北京、上海、深圳构成了第一世界，大中型城市和沿海高收入的小城市乃至农村地区成为第二个世界，中低收入的农村地区是第三个世界，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以及超低收入的农村地区是第四个世界（Hu，Zhou and Li，2001：167）。1990年代后期到新世纪的前几年，“不同的中国”之间或之内的不同社会力量间的矛盾在加剧（Perry and Selden，2003）。社会分层、阶级分化和文化转型的过程加速了这些矛盾发生的频率和速度，矛盾冲突与抵抗形式的广度和范围也同样有所加强。例如，官方记录中的“群体事件”，也即未获批准的游行示威在2005年达到87000起（Magnier，2006），而这一数据在2004年是74000，在2003年是58000，在1994年则是10000（Dyer，2005）。
下文对工人农民的维权活动和社会保护运动及其传播状态进行粗略概述，并讨论它们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已将社会层面带回“数字革命”之后中国发展议程的前沿，并使新一代领导集体在“科学发展观”的旗帜下，重新定义了中国的发展道路。虽然这条道路继续强调技术，包括信息技术的重要性，但是它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调整和“以人为本”的原则，并重新强化国家的社会保护和再分配功能。
中国的产业工人通过自己的维权活动暴露了中国“数字革命”在社会发展层面的缺陷。正如吕新雨所指出的那样，在民族解放以及在社会主义框架下奠定国家工业基础的过程中，中国的工人阶级曾经获得其主体性（吕新雨，2005）。同时，中国工人阶级也确实获得了物质利益，这在特定历史时期也相当显著。但这一特定的历史主体性，亦即在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确立的社会主义“主人翁”地位，有明显的局限性。这是因为，如果革命后的国家缺乏人民民主的控制，那么生产资料的公共制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一个合法的虚构”，而“从属的工人阶级最多只是依附于家长制官僚体系的受惠者——更不用说政治气候一旦发生变化，那些已经到手的好处又很容易被拿走了”（Wu，2005：49）。
这正是发生在中国的现象。随着国有企业的大规模私有化，国家对信息科技的大力拥抱，以及新的数字精英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中国的产业工人立刻失去了曾一度在“无产阶级政治”名义下在一定程度上拥有的对生产和技术创新过程的控制。从前的产业工人在传统产业中大规模下岗；更年轻的农民工，特别是其中的女性，聚集在廉价工厂生产最新的信息与传播技术零配件。直到2004年，《纽约时报》还报道说，中国高度的经济增长率和日益膨胀的跨国生产能力“依赖于实际上越来越廉价的灵活用工队伍”（Kahn，2004）。
结果，工人不得不为了重新分配社会财富而进行维权活动。从反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到要求支付拖延的工资和福利补贴，争取自身经济利益的抗争成为数字化时代中国工人运动的重点。尽管国家严令禁止通过信息与传播技术进行组织，但无论是传统重工业中的下岗工人，还是外资企业中的新型信息与传播技术工人都在重新定义中国“数字革命”的议程，通过自己的抗争为它注入其缺失的社会发展层面的内容（Zhao and Duffy，2007）。有时，迟缓的政府官方宣传机器不但没能平息这些风波，还激怒了工人。2002年3月，属于工业“铁锈地带”（被淘汰的重工业基地）的辽阳市的官员龚尚武不顾实情，在电视上宣布本市“没有下岗工人”，这导致数千愤怒的工人走上大街游行（Lee，2003：83）。工人们通过贴在工厂厂房和居民楼的传单互通情报，了解游行的时间地点，宣泄心中的愤恨和提出自己的诉求。这些示威活动和中国其他地方下岗工人的抗议活动一起，对中国的社会安定形成持续的威胁。
那些占中国电子元配件制造业劳动队伍68.2％的年轻女民工（Bulard，2006）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驯良听话。尽管她们的抗争和国有企业的下岗工人一样，范围有限，组织水平不高，但在脆弱和易变的政治环境中，其政治重要性却同样不容低估。例如在2005年4月，当包括深圳在内的中国大城市的学生和市民借助手机、电子邮件和短信，组织反日游行示威之时，深圳一家为沃尔玛制造无绳电话的日资工厂“有利电子”（Uniden Electronics）的一万多名工人正在罢工，抵抗日方管理者并且要求改善工作条件。这次罢工的起因是日方管理者不允许他们组织工会，并开除了在2004年11月组织罢工的青年工人。
同样，尽管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根深蒂固的社会差别使中国的产业工人和正在崛起的后工业时代的“知识工人”之间存在隔阂，有种种迹象表明，在这些产业工人和受过教育的人群——特别是同情工人的知识分子与基层“知识工人”——之间存在着一种潜在的联系，后者的物质利益在某些时候与更广泛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相同（Zhao and Duffy，2007）。
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的“数字革命”和科技民族主义驱动下产生的赛博空间2000年之后已经成为中国民间社会主义思潮复兴、工人阶级意识重新表达的主要阵地，中国工人和知识分子之间潜在的意识形态联盟也有可能在此酝酿形成（Hu，2006）。一方面，左翼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市场改革的偏颇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甚至向中国工人提供了策略性的政治建议。另一方面，为了经济利益站在抗争最前沿的工人也将他们的活动进程发布在网上并呼吁帮助。这样，尽管中国的“数字革命”取得了显而易见的强国富民的成就，整个1990年代和2000年后数年内，在每个改革进程的转折点，精英和在网上十分活跃的草根意见都会跳出来反对改革所带来的负面社会后果。
失去了土地以及为了求生存而不得不背井离乡的农民人口最多也最具有爆炸性。尽管农业产出只占中国GDP的14％，但在中国进入21世纪之时，农业人口却仍占中国总体人口的60％。在数字时代的各种口号之外，诚如中国农村问题专家温铁军所言，“中国的问题在根本上是人口众多、资源匮乏的农业社会在追求工业化过程中的发展问题”（2003：17）。农民在中国是最少上网的群体，但他们也在争取经济权益和社会公正的过程中以自己特定的方式收集和发布信息。在社会学家于建嵘有关湖南省某县农民反对地方政府对他们征收过多的杂税的个案研究中，农民最具赋权能力的传播活动是自发地传播与农业税有关的党中央的政策，其中最主要的也是最具号召力的形式是在农贸市场、村子的入口处与其他的公共空间用最基本的传播技术——手提喇叭筒高声朗读党中央的文件（于建嵘，2003：6-7）。通过这种做法，农民揭示出中央政策和地方政府实践的差异和地方官员忽略或直接违背中央和省政府一级的政策的行为。对这些政策的学习、掌握和传播，使农民拥有了一件可以挑战地方官员和保护自己经济利益的有力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