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化浪潮下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在全球的扩张，即使在自由民主的中心地带，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的紧张关系也会有加剧的可能。冷战结束后，一种线性的以西方为中心的自由主义框架将前共产主义政权归类为“转型”政权，暗示着西方已经到达了历史的终点。也许，我们应该考虑，冷战的结束、“9·11”恐怖袭击和“反恐战争”又是怎样地将“转型”变化带给了西方：福利国家和社会权利的缩水，美国对战时与国家“本土安全”的重构，反恐法案批准了对公民权利包括传播权的各种侵害。从这一角度上看，西方国家也在“转型”，其方向并不一定是民主的深化。我们无须对法西斯主义可能兴起的危言耸听式的断言投怀送抱，就能感觉到近来这些现象指向了去民主化(de-democratization)（Curran and Leys，2000：225），进而使西方核心的自由民主社会走向威权化的趋势。我们这种视角想要强调一种“没有保证的民主和进步观”(democracy and progress without guarantees)，何况，在民主化进程的道路上，没有国家拥有道德制高点。如本书最后一章会进一步阐明，我们有理由质疑简单的线性历史进步逻辑。现在，成千上万的美国民众对本国媒体高度集中和民主赤字的现状怨尤重重。比如，上一章已提到，2003年，美国公众反对政府进一步放宽对媒体所有权限制的呼声就极高。这应该提醒我们，虽然现在学者们倾向于分析西方媒体规范向世界其他地区的扩散，但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也不可避免地给作为它的政治推动核心的美国带来了难以预计的结果，而这正是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分析框架所希望关注的问题（Chakravartty and Zhao，2008）。这里，我们有理由发问：当美国媒体体系全球化时，美国国内是变得更加民主了还是更不民主了？
4.民主传播的条件是什么？
假如需要公共机构为公民传播权和能力赋权的制度安排，并限制经济和政治权力的集中，那么一个民主政治和法律体系的“赋权环境”(enabling environment)必不可少（Price，Rozumilowicz and Verhulst，2002）。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悖论：国家既是民主传播的必要条件，又是对它的一种事实存在的和潜在的威胁。与“媒体机构具备内在民主倾向而国家是媒体民主化的障碍”这种自由主义的假设相反，如汉林(Hallin，2000b)所言，国家可能在媒体民主化进程中起着积极作用。以墨西哥为例，自1997年结束了革命制度党（PRI）长期政权垄断的局面后，商业广播公司特里维萨就“不得不挣扎着被国家推向”更大程度的政治公开化改革过程中。因此，汉林(2000b)认为，墨西哥的例子解释了舒德森(Schudson，1994)的观点：国家与民主的公共领域绝不可能彻底分离或完全敌对。
然而，国家也有其存在的内部和外部条件，而且每个国家的形成与变革都有着独特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轨迹。目前有关传播和民主的理论不仅以民族国家为中心，还往往只与美英两国的历史经验相对应，把它们当做参照。可是这两国的历史是非常特殊的。它们：在文化、经济、政治史上令人吃惊的相似主题使它们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它们都拥有（自1865年以来）稳固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作为帝国主义强国广泛参与国际事务，未曾遭到别国入侵，有着广泛悠久的基督教新教传统，而且以全球标准来看，它们极度富裕（Downing，1996：X）。除了如何解决在一个国际性和跨文化的基础上民主地组建政治及治理传播等繁多问题外，基于“帝国主义”国家之上的民主与传播理论的盲点之一，就是忽视了如下事实：即作为民主政治生活的“承载者”的民族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暴力、对其他民族的征服，以及建构区别于“他者”的民族认同才得以建立起来。在这方面，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各自和同时复杂交错面临的民族主义和民主问题就是最突出的例证（Shinar，2005；Helga，2008）。
5.在多大程度上民主化不仅是一个政治进程，同样也是一个文化进程，媒体在比提供政治信息更为广泛的身份认同形成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在某种程度上，这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即：不仅是新闻，还有娱乐媒体在形成大众文化及作为全球化的一个关键方面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更广泛地说，媒体的文化和意义功能问题在目前这个历史性的关键时刻已经日益突出。前面已经提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族国家内部和国际社会中都出现了基于种族、宗教，以及其他身份认同的冲突。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些冲突是很久前就已经被预知了，它是基于现代性/前现代性这两极的“文明冲突”的表现（Huntington，1996）。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以及市场关系作为西方现代发展模式，在全球的扩张是不平衡的，而这至少要为“原教旨主义冲突”（Ali，2002）和像“9·11”恐怖袭击那样的残忍暴力负起部分责任。媒体，不论以新闻还是以娱乐的形式出现，都是此类冲突的主要战场。在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媒体深入参与了排他性身份认同的动员和实际上对恐怖暴力的煽动等诸多行动。在印度，即使当中产阶级消费者转向西方或全球化媒体时，电视节目，特别是由广为流传的宗教神话改编而成的肥皂剧，在印度民族主义崛起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这个问题也不是没有表现。而全球性人口流动和跨国族群社区的迅速膨胀，尤其是跨国族群民族主义和“跨国想象”随着跨国媒体和网络发展的构建（Sun，2002），则更使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关系问题盘根错节（Zhao，2009）。当务之急是在文化与政治分析的鸿沟上搭起一座桥梁，以便在全球背景下对媒体民主化有一个较完整的描述。这里涉及意义、主观性，以及社群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等宏观问题。
6.公共传播的民主化会减少国内外战争的可能性吗？
大众传播民主化、政治民主与和平前景之间的关系很复杂，是一个广阔的领域。这里，我们需要对有关战争/和平与民主之间关系的理论所表现出来的决定论与宿命论倾向提出质疑。新自由主义认为，实现世界和平的最好方式是，用西方式“开放”社会取代独裁和原教旨主义政体，这种“开放”社会的特征是资本主义和代议制民主，以及经济间的相互依赖。这种思想已经因全球化的著名代言人弗里德曼（Friedman，2000)的“金色M字招牌”理论而被普通人所知晓。他宣称，凡是拥有麦当劳快餐店的国家之间都不曾发生过战争。而激进主义批判者则认为，恰恰相反，正是现存世界秩序体现了结构性的暴力，当今世界秩序体现了以日益增长的不平等、大量的难民潮、濒于瓦解的国家，以及环境消耗等为组织和制度运行的逻辑（Held and McGrew，2002）。这样的体系给国内动乱、恐怖主义叛乱及帝国主义军事干预升级埋下了祸根。从这个观点来看，去军事化（demilitarization)，对以消费主义、占有主义为核心的主导文化价值的扬弃，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民主化将成为人类和平的前提条件。无论如何，大众传媒在这一问题上的角色十分重要：是成为战争工具，是尽量保持客观，还是以人类共存的名义倡导“和平新闻”（Lynch and Mcgoldrick，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