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公共领域自由主义者”(public sphere liberals)发现当代欧洲及美国民主体制中的病态——日渐下降的选民投票率、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和嘲讽、政治与公共议程之间的脱节、政治话语的琐碎化等等。不安的理论家认为，一部分原因出自政治环境，比如导致分歧的新问题、形象至上的政治竞选、选民对政党忠诚度下降等（Blumler and Gurevitch，1995：206）。但同时矛头也指向了媒体实践以及媒体结构。这些批评者称，1980年代以来的经济压力及市场再管制已经把新闻媒体推向了小报化和信息娱乐化的极端。频道增多而引起的媒体受众分众化趋势削弱了公共领域的一致性，并容易导致政治分化（Turow，1997）。新闻从业人员向政客的政治顾问(spin doctors)争取自主的努力迫使他们采取半敌对的立场，更多地关注政客的策略和丑闻而非实际的政策。虽然不少学者对这些“衰落的叙事”（McNair，2000：197；Norris，2000）颇有微词，它们还是在媒体实践层面——尽管不是在媒体结构层面——引发了适度的改良。美国的公共新闻运动就是一个例子，报纸尝试推动社区居民对公共事件的集体讨论，而不是只根据官方信息来源报道（Baker，2002：158—163；哈克特，赵月枝，2005）。如本书第5章所论，虽然新闻体制的转型十分关键，但新闻从业人员的新闻观念和日常实践的变革也意义重大，而新闻从业者的影响力同样不容低估。
尽管公共领域自由主义者常常主张改革新闻实践，可是他们却并不质疑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式的媒体结构，更不用说会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社会与政治秩序提出质疑。与此相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radical democrats)在媒体表现评估的问题上，提出了更加充分的标准。倘若说市场自由主义者强调个人自由、限制政府权力；公共领域自由主义者强调对政策的公众审议；激进民主主义者则加上了第三个方面，即不仅将民主视为一套程序性的规则，还要将其视为一个培育个人与社会的发展性力量的社会环境，这就是麦克菲森（Macpherson）所提及的观点。这种观点不仅要求重振代议制民主，并主张促进对政治、经济和公民社会决策更为直接的参与。激进民主主义者不仅倾向政治平等，还要求文化、社会、经济资源更合理地分配。他们认为，在结构不平等的社会里，社会的权力关系是对抗性的；即使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民主社会，政治与经济精英们也会与底层社会发生利益冲突。而且，他们对权力的分析采取了整体论的立场：一个民主的公共领域不能与在国家、经济、性别、种族中根深蒂固的权力等级相脱离；确实，只要这些等级依旧存在，公共领域中必然会有话语权分配不平等的现象。
激进民主主义者支持其他模式倡导的媒体作为“政府监督者”和“公共领域”的角色，同时他们也期待一种民主的传播体系以抵制社会秩序中的不平等权力（McChesney，1999：288），并推动下层团体之间的平等交流，包括作为民主的新的代理机构的改革性社会运动(Angus，2001)。在一定意义上，本书第3章所讨论的“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与这一激进民主理论相匹配的。
在激进民主主义者看来，西方特别是美国这种商业化的、由企业支配的传媒体系，其政治经济的诸多方面都有悖于民主平等原则及参与式的公民权利。如本书在前面各章已论及并将在第四部分进一步展示的那样，无数结构上的和其他方面的因素——媒体所有者的政治利益以及他们与商业精英的联系、高昂的行业进入成本、所有权集中化、商业媒体高度依赖和瞄准富有消费者的广告收入、大型企业集团拥有媒体、曾经互相独立的媒体产业之间的融合、媒体集团与政府之间密切关系的发展(尽管政府本来应当为了维护公共利益而管理媒体)——都被认为会对媒体内容的多元性与公众对媒体的平等接近产生消极影响，并潜在地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文化和政治层面。
■媒体民主化的四次浪潮
既然民主概念有如此多分歧，全球政治经济发展也如此不平衡，因此很难将媒体民主化仅仅作为单一项目或运动来理解，这也不足为奇。事实上，过去的近半个世纪时间，曾出现过几次媒体民主化浪潮，每一次在历史起源和思想资源上都不尽相同。
前一章和上文提到的1970至1980年代出现的关于“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NWICO）的争论是其中一次浪潮，属于第三世界后殖民国家争取独立与发展的副产品。它表达了民主化过程中具有潜在矛盾的两个方面——后殖民国家在文化与传播上的主权（一个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概念，类似于Macpherson提出的第三世界追求发展的民主）和给予公民更多权利的参与式传播（这是一种更加类似于激进民主或“由下至上的民主化”的传统）。联合国，尤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为推进NWICO浪潮的主要论坛，在这里，强国霸权统治的现象由于一国一票制而有所改变。最终的成果是1980年出台的《麦克布莱德报告》（MacBride Report)。法尔勒（Valle，1995：205—210）认为这一报告旨在寻求五个全球性问题的答案：
（1）传播手段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存在巨大鸿沟，非工业化国家严重依赖工业化国家的相关技术。
（2）信息商品化及其对以下诸方面的消极影响：公众对信息的普遍接触、媒体满足教育和发展需要的能力、大众对传播的实质性广泛参与、广告大力推销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所产生的文化保护问题。
（3）南北之间信息与媒体内容的巨大不平衡，北方国家跨国媒体对南方报道中存在刻意忽略和错误描述等现象，加深了这一不平衡。国际通讯社是当时关注的焦点，但这一争论也逐渐囊括了其他媒体形式中的不平衡，如跨边界数据流动和广告（MacBride and Roach，1993：6）。
（4）外国干预和跨国公司对数据流动的控制对不同国家的信息传播主权所造成的威胁。
（5）发展草根和替代性传播形式，用于大众教育、表达公众意愿或大众动员。正如上一章所提及，NWICO运动存在很多缺陷，比如第三世界一些领导人打着摆脱殖民地地位的旗号加强国内控制等，但这些缺陷丝毫不能损害它对1970至1980年代的国际传播进行的双重批判——被西方强权控制、按照资本积累的逻辑运行——所具有的重要性。实际上，NWICO强调了一种内在关系，这在关于出版自由和民主交流的讨论中常常遭到忽略或被视为理所当然：以前，民主传播模式，对民主传播的渴望，甚至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对民主模式和民主的渴望，都只是局限在某个国家内部被表达、争论和（不完整地）建构。第三世界国家对国际传播中民族国家主权的追求是与反帝反殖民和其他一些社会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这里需要指出，这些社会运动并非都走暴力革命或列宁主义的道路，也并非都在国内建立了同等程度的威权统治。尽管为了争取国家独立与资本主义全球化进行的早期斗争并不符合现代自由主义者对民主的定义，但它们的斗争目标却可以理解成在现有世界体系内实现民主传播的一项前提条件：不受外部控制的民族公共体自治。
虽然官方针对NWICO展开的讨论大多在国家及国际组织的层面上进行，但在国际范围内，至少在一些国家里，它同时也是一项“人民运动”，激励了国家政策制定者之外涵盖面极广的参与者，以及推动产生了多种传播形式，而这些参与者和传播形式反过来也有助于这项运动的继续深入。在拉丁美洲，工会和教会等民间社会组织发展了民众自办的社区广播，如玻利维亚的矿工广播。Paulo Freire的教育哲学则号召贫困人口在小集体传播中积极表达自身价值，自我反思自身贫困的根源。在印度和非洲，民众戏剧和其他形式的民间媒体因其历史传统而取得一定的成功，小型印刷媒体和录像则成为城市中工会和社群团体的表达工具。
媒体民主化的第二波由上世纪60-70年代一场要求听到公共声音、鼓励反主流势力参与传播的社会运动所引发。这一浪潮与上述的世界性第一波在时间与思想资源方面有重合之处。这项运动挑战的主要对象是全球资本主义中心——西欧及北美的大众媒体产业日趋集中化的企业控制、霸权性的话语表达和商业性的逻辑。这些挑战根源于青少年反主流文化思潮和新社会运动，包括反越战运动、反帝国主义运动、以学生为主的新左翼运动、（自由）民权和美国（激进）黑人民权运动、少数民族争取平等运动、妇女解放运动、魁北克独立运动、环保主义、反核抗议等等。一些理论家（如Melucci，1980）注意到了以个性与身份/认同为前提的“新”社会运动与以国家和经济问题（比如劳工问题）为导向的“旧”社会运动之间的区别。在我们看来，这种区别颇有些牵强（Carroll and Hackett 2004；Hackett and Carroll，2006）。在西欧的许多国家，特别是在意大利和英国，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与劳工和社会主义者的激进抗争密切相关。
起初，主流媒体对部分此类运动做了颇有同情意味的报道，甚至一些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能够在主流媒体的帮助下形成国际性的运动（Dale，1996）。可是更多的情形是，媒体框架忽视、贬低甚至否认反主流势力的重要性（Gitlin，1980；Hackett，1991），从而迫使他们创立了“替代性的”或“激进的”媒体（Downing，2001），进而建构超越或者反对企业与国家控制的独立传播网络，即由下至上地推动民主化。而后数十年间，随着主流媒体的所有权日益集中在少数企业手中，这也使得民间社会力量采取了更多形式来推动主流媒体呈现更为多样化和民主化的观点，如通过媒体教育和“文化干扰”来改变媒体与受众之间的关系；通过培训和公关活动使主流媒体增加进步信息内容；组织以改革国家传播政策和媒体组织结构为目的的联盟（Hackett，2000）。英国始于1979年的“新闻与广播自由运动”(Campaign for Press and Broadcasting Freedom)和前一章提及的美国始于2003年的传播民主化网络“自由新闻”(Free Press)都是建立此类联盟的先例。
激进的民主运动和公共领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强调的西方媒体的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曾经引发了政府的调查和媒体的局部改革，譬如英国的媒体所有权最高限额、美国广播的公平原则及其他公共服务规则、法国的回应权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媒体补贴政策等。如本书第6章所论，这些改革都在当今的全球化时期之前得以实施，而后在很多国家，它们都已经或者正在被新自由主义政策废除或削弱。但西方媒体改革还是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由下至上民主化”的势头。
相反，西方政府、西方的基金会和西方媒体公司却相对比较支持媒体民主化的第三次波浪（虽然这三者中西方媒体公司的态度也许最为含糊）。媒体民主化的第三次浪潮发生在由第三世界独裁政体或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向自由民主资本主义或至少是形式上的民主政体转型的社会中，其间，媒体改革和政治、法律改革相结合（Price，Rozumilowicz and Verhulst，2002）。自苏东国家解体后，前苏联国家以及东欧各国，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因此这次浪潮有将由下至上的民主化（如波兰团结工会所领导的推翻一党专制的群众运动）、由上至下的民主化（原政体中的自由主义势力，最著名的是戈尔巴乔夫）同由外向内的民主化相结合的特点。
但尚需讨论的问题是，这种改革是否有效？其结果是通向一个有活力的公民社会还是融入一种去政治化的全球消费主义文化？虽然这一波媒体民主化的成就很大，各国的民主化程度也不平衡，但是，总体而言，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和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媒体改革较多地涉及自由化——对媒体管制的规范化，以及对个人与企业所享有的免受政府压制的表达权利的肯定，而较少涉及民主化——对民众自治和根据自身能力平等参与社会决策的实质性权利的强化（Hamelink，1995）。的确，跨国媒体集团对知识产权保护和其他经济利益问题的关注要超过对公众观点多元化和表达自由之类问题的关注。事实上，他们与亚非拉的军事独裁或市场专制威权政体之间沆瀣一气，这些政权在不同历史时期、以不同形式支持着市场逻辑扩张和跨国资本。当然，如上所言，这也不能一概而论，而且具体的政治经济背景非常重要：跨国媒体在特定的情况下也偶有支持民主化的作为，而且西方国家推进“转型社会”变革的努力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美式商业模式（市场自由）与欧洲“公共领域”模式之间还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竞争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