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多频道的出现毫无疑问地已经削弱了欧洲各国公共电视以及美国三大网原有的统治地位。在欧洲，原来占垄断地位的公共电视网现在只拥有平均总观众数的36％(Shiels，1997)。在美国，三大网黄金时间的观众数从1978年的92％降至1988年的68％，1996年降至50％(Flint，1996)。从大众传播到窄播已成了不可逆转的趋势。
虽然窄播带来了节目内容的多样化，但应该看到，内容和形式上的多样化与政治和文化观点上的多元化有着根本区别。多样(variety)指在形式上有多种选择的机会，只是这些形式由市场决定，且相对狭窄，多元(diversity)则是指不同观点、不同价值体系，尤其是相对立的观点的并存，它基于传统的新闻自由概念，并超出基于市场所能提供的消费者的选择(Horwitz，1989：280)。商业性的窄播往往把观众定位于各种类型的消费者，而不是有不同政治经济利益、不同观点、有责任、有义务的公民和利益群体，它们提供的往往是多样，而不是多元，是“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之间的没有根本区别的选择。
倘若民主社会中公共传播的目的是扩大社会各阶层成员的政治文化视野，使他们了解不同的尤其是对立的观点，使各利益集团在互相了解、民主协商的过程中解决矛盾冲突，从而促进社会的有机协调与稳定，那么过于强调取悦观众、强化现有的狭窄兴趣与偏见的窄播策略则倾向于隔离公众，使他们失去全面了解社会、了解五色人生并与社会各界、各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正面交锋的机会，其结果并不利于培养公民意识，促进社会沟通与融合。正因为如此，1997年，美国传播界一本颇有影响的新著用“分裂美国”这样耸人听闻的题目来描述广告商对受众的细分，与窄播策略可能招致的社会后果(Turow，1997)。虽然这种观点有传媒决定论的嫌疑，但作者的担心不无道理。总之，倘若大众传播时代那种追求最大公约数的传播不利于个性表达的话，那么过细的窄播也不是理想的民主传播方式，它意味着社会公共论坛的削弱。因此詹姆斯·库伦在他著名的理想化的民主传播模式中，把公共服务广播电视放在一个多元化的传播体系的核心位置。唯有这种渠道才能使公众有机会了解不同意见和价值观念，使个体明确自己的利益在社会共同利益中的位置，并为不同社会成员讨论社会的走向提供平台(Curran，1996：105)。
第六，付费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的出现意味着公共广播电视所信奉的平等接收原则，在一定程度上被妥协了。即使在经济发达、有线电视发展较早的美国，有线电视的普及率到1997年也只有76％，这意味着起码有20％以上的家庭没有安装有线电视。由于新的传播法重新开放了有线电视基本费率，使得有线电视基本费率猛涨，从1996年7月到1997年7月，一年之内增长8.5％，比通货膨胀率高出将近四倍(Pressman，1998)。这意味着一部分人将继续与有线电视无缘。加之，美国、加拿大的有线电视费率分几个档次(基本费率、全面费率、付费频道、记次收费等)，基本费率在有的地方只包括原有的免费微波传送的电视频道和几个非营利性有线电视频道，并不包括CNN、ESPN、MTV这样的商业性有线电视频道，可以想象，现有的70％左右的有线电视家庭中有相当一部分并没有能力购买各种有线频道，更不用说像HBO那样的更加昂贵的付费频道。因此，所谓的选择是在经济基础上的选择。只有出得起高价，买得起各种付费频道的观众才能享受“上帝”的感觉。更为紧要之处，剩下的那20％以上的家庭并不是有线电视公司的目标顾客群，这些家庭或是分散在边远地区，或虽在大城市，即使买得起基本频道，也付不起全面费率，买不起各种付费频道，而那些昂贵的付费频道和记次收费等高档服务是利润最高的生意。“我们才不要与贫民窟相连接”，这是CNN创始人特纳1978年向广告商推销他的新有线电视频道时所说的话(Turow，1997：37)。
随着电话、有线电视、计算机网络和数字电视的进一步融合，看电视的成本将会越来越高，电视“嫌贫爱富”的倾向将愈发明显。更有甚者，有线电视在价格上还会出现“劫贫济富”的现象：即通过提高有线电视基本费率积累资金，投资先进的图像电视、网络服务等方式，以在竞争高消费阶层的过程中增加胜算。这种现象在美国电话业放松管制后已经出现(Horwitz，1989：274—275)。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市场化的结果之一，是公众在信息接收领域的不平等，形成信息富裕者和信息贫困者两大阶层(H.Schiller，1996)。BBC第一任总裁在1924年曾有过广播服务不应有一等和三等公民之分的名言。这一在西方基本实现了的原则，在商业化进一步深入、数字电视出现的时候，随时都有失守的可能。BBC总裁在1998年4月欧洲的一次影视会议上呼吁，公共广播电视机构在数字电视时代力量的削弱将意味着社会在信息接收方面的两极分化(Dawtrey，1998)。
最后，欧美广播电视新自由主义化虽然是在消费者至上、给消费者更多选择的名义下进行的，但各国公众在这场变革中并没有获得更多的发言权。如英国传播学家丹尼斯·麦奎尔(1995：153)所言，在欧洲，倘若认为这场变革是公众对新的频道的要求和对原有广播电视的强烈不满所导致的，那就错了。在英国，有线电视缓慢发展，卫星电视在多年亏损后才有赢利，观众对新出现的第五频道反应冷淡，凡此种种都足以说明这一点。在加拿大，虽然政府不断批准新的有线电视频道，可是80％的观众认为他们不需要更多的频道(Herman and McChesney，1997：161)。在公众参与政治决策比较活跃的一些北欧国家，则出现了公共利益集团阻止建立商业化电视的现象。在挪威，强势的消费委员会在1980年代成功阻止了商业性的第二电视网的出现。1990年，当这一电视网最终建立起来的时候，公众的压力使政府把它置于像ITV原来那样的地位，即一方面垄断广告经营，一方面接受严格管理。而丹麦的消费者委员会阻止了在第二个全国性电视网和地方电台上播放广告(Humphreys，1997：188)。
在美国，1996年的新《电信法》并没有广泛听取公众的意见，各大广播电视媒体通过这一法案得到了免费数字频道等各种好处，却闷声没有充分报道该法案。可以说，公众对广播电视，尤其是对电视新闻的不满态度随着市场化的深入而日趋激烈，这点可以从好莱坞的电影中略见一斑。1970年代在银幕上出现的是《总统身边的人们》中的记者英雄，到了1980年代，银幕上出现的是《广播记者》中注重外表、华而不实的喜剧角色。而到了1990年代，银幕上的传媒人物则往往是一些为了追求轰动效应而抛弃职业道德、不顾别人死活、瞎编乱造甚至不惜杀人的形象，连007的对手都成了企图控制世界的传媒大王。在现实生活中，一些有敬业精神的主持人、记者，如CBS的丹·拉瑟，原NBC的亚瑟·金，也纷纷以强烈的言辞批评电视极端商业化的倾向。NBC的亚瑟·金和ABC一名小有名气的广播主持人分别因批评自己的雇主而被解雇，好在亚瑟·金通过法律为自己讨回了公道。有意思的是，似乎是出于吸引观众、反映他们的呼声的目的，电视台又开始把媒体批评列入节目内容当中。只是它们一边反省自己是不是过于出格，一边又深受商业逻辑的驱动，继续重复自己所批评的极端商业化的倾向。如ABC的一个新闻节目，主持人刚请专家评析媒体在报道克林顿总统的绯闻中是否有些过分，紧接着就让观众别换台，因为下面的节目是关于克林顿绯闻的特别报道，而且11点40分的《夜线》节目还是关于克林顿与女实习生的绯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