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渊源、研究路径和学术前沿赵月枝邢国欣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学研究可以说是异彩纷呈，流派有别。起源于美国的实证学派，重点在于媒体分析、受众研究和传播效果研究等层面，它在美国传播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在欧洲一些国家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也由于美国的文化与学术霸权地位而拥有很大的影响力。然而，就像美国的商业广播电视制度并不能代表世界广播电视制度的多元模式一样，美国的实证学派并不代表世界传播学研究的全部。起源于法国、主要研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和语言的象征再现功能理论的结构主义派别，起源于德国、集中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商业化体制下的文化工业以及资本的文化统治本质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及起源于加拿大、主要关注传播技术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多伦多学派，都对传播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传播政治经济学是传播学研究中另一个独特的流派。这个流派完全有别于美国的实证学派，它着重分析传播体制的经济结构与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过程，从而揭示传播与文化工业的复杂性，以及通过资本实现的传播与文化活动对社会过程的影响。通过对传播的所有权、生产、流通和受众消费等层面的分析，传播政治经济学试图展现传播的社会权力关系。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北美、欧洲以及第三世界国家都颇有影响，它和起源于英国、着重研究资本主义制度下大众文化与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文化研究一道，被认为是1970年代以来批判传播研究的两大主要面向。
在北美和欧洲，学术界基本上将传播政治经济学等同于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在第一本传播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加拿大学者莫斯可（Mosco，1996）详细介绍了多种政治经济学派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莫斯可认为，政治经济学理论非常宽泛，涵盖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右翼新保守主义到包括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在内的批判政治经济分析。但莫斯可在论述传播政治经济学时，强调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研究社会权力关系与传播生产、流通、消费的相互建构。本章认同莫斯可的观点，把传播政治经济学等同于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将其置于批判研究的一般学术取向与背景之中，而后在此基础上评述本领域的研究起源、主要观点、研究模式、代表人物及著作、争论焦点和学术前沿。
■批判研究中的传播政治经济学
鉴于此，在讨论传播政治经济学之前，我们有必要描绘一下西方传播学研究的两大分野：主流研究，又称行政研究(administrative research)和批判研究(critical research)。莫斯可（1996：247）将这两者之间的区别称为传播学的“主要断裂线”之一。尽管这种划分过于简单，但它有一定的历史根据和描述意义。具体而言，美国传播学研究史上的两大事件对于这两派阵营的划分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第一，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于1941年发表了《关于行政和批判传播学研究》一文，首次指明了两者的区别。第二，《传播学期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于1983年出版了一期特刊，凸现了传播学研究领域两大阵营的对立，确定了双方随后发生的辩论框架。
传播学研究源于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政治性色彩浓厚的大众说服和宣传研究，其中包括了拉斯韦尔(Harold D.Lasswell)1927年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争宣传研究(Mattelart，1994：66)。同时，产生于美国本土、以杜威(John Dewey)为代表的实用主义传播观与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研究，尤其以帕克(Robert E.Park)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批判”(liberal criticism)的实证研究，也一直关注“媒体与民主之间的冲突关系”(Mattelart，1994：67；另见D.Schiller，1996)。然而，如本书第3章会进一步论及，二战以后以及冷战期间在美国社会科学界立足的传播学研究基本上把美国的主流自由多元主义(liberal pluralist)意识形态和民主制度的有效运行作为隐性的理论前设，采用定量方法，通过大规模的调查和统计分析以研究不同媒体如何影响受众行为，努力使研究表现出超政治价值和科学性的同时，与选举政治或商业营销相关联。
与此同时，在1930年代后期，从纳粹德国到美国的一批犹太学者——他们后来被称之为“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带来了完全不同的研究取向与方法。这批学者包括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阿多诺(Theodor Adorno)和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等人，他们接受的是欧洲的思辨哲学与解释性学术传统，并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曾经受到法西斯主义磨难的经历使他们对美国文化工业的兴起及其反民主的倾向相当警惕。鉴于纳粹利用广播进行法西斯宣传，他们想到美国的大众媒体是否也起到助长法西斯主义倾向的作用？因此，他们提出一个问题：法西斯是否也在这里（美国）发生？而当时美国的一些学者认为，美国的自由多元主义是存在的。为此，他们做实证研究，了解受众是如何接受广播信息的，而其结论就是“有限效果论”和“二级传播理论”。
因此，实证研究尤其是受众效果研究，除了适应商业和政治选举方面的应用需求外，还有一个隐含的政治背景：证明法西斯主义不会在美国发生，相反，自由多元主义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Hall，1982)。正是在这样的严肃政治分野前提下，拉扎斯菲尔德发表上文提及的文章，阐述美国的实证研究与“法兰克福学派”之间的根本学术分歧。他把这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称之为“行政的”和“批判性的”研究。按照拉扎斯菲尔德（1941：8）的说法，行政研究“服务于某种带有公共或私人性质的行政机构”。行政研究学者把媒体看做是有用的工具，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暴露于不同媒体的是哪些人？他们具体偏爱什么？不同的表现方式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但拉扎斯菲尔德也承认，行政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无法充分说明历史，解决的是一些一般意义上的具体问题。相比之下，批判研究聚焦于媒体在社会体系中的普遍性角色，关注人类的尊严和价值观所面临的威胁。批判学者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媒体如何被组织和控制的？在媒体建制中，集中化、标准化和政治与商业营销压力这些趋势是如何被表达的？不管如何被掩盖，这些趋势正在以何种方式威胁人类的价值观？批判研究以社会研究为出发点，也就是说，把传播学置于更广泛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研究，从而提出规范性的价值观，以此为依据来评价实际和期望的传播效果。
概括而论，传播学的批判研究具有以下六个相互关联的特点：
第一，从研究命题看，批判研究一般集中研究传播和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强调历史感和对宏观社会背景的分析，集中研究媒体体系的所有权和控制，媒体结构、意识形态、意义和身份认同与其他大的社会结构的关联，以及对传播制度和文化结构层面的分析。如本书序言所示，批判研究的出发点是社会，即在各种社会背景下考虑传播与文化实践。他们认为，抛开社会理论就不可能有传播与文化理论。虽然不着重分析媒体对个体的影响力，批判研究并非忽略个体。他们把个体看做是由社会权力结构所决定的群体成员，在此基础上探讨个体所处的被支配地位和他们的抗争。因此，批判研究的分析范围要比经验学者宽泛得多。
第二，在对社会权力的理解上，批判研究认为社会权力是双向的和多维的，涉及显性的行为影响和隐性的意识形态等不同维度，而且其分配是不平等的。在他们看来，社会关系模式是基于冲突（斗争和差异），而不是一致和共识。正如伯列（Bailie，1997：33）所说，“批判研究根植于这样的假设，即社会制度和人类关系是历史、权力和斗争的关系”。当行政研究从“线性因果模式”(Linear model of causality)出发研究广告对受众行为，尤其是购买行为的影响时，批判研究却探讨广告的历史起源，哪些利益集团在利用广告，广告如何将媒体、受众和资本主义制度绑在一起的，以及广告关于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宣传对人类社会价值体系和生态所产生的后果(Jhally，2000)。批判研究反对自由多元主义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社会权力关系的看法。后者认为，权力可以被不同社会群体平等分享，而国家在其中保持中立的裁判员角色。
第三，从方法论上看，批判研究并不拒绝采用实证方法，但认为问题的相关性与重要性比技巧的无可挑剔更重要。批判研究认为自己的优势来自于对所作研究的重要性的意识，而重要的理论表述不一定非要通过数据来验证。正如麦克斯韦尔(Richard Maxwell，2003：37)引用芬兰学者诺顿斯登(Kaarle Nordenstreng)所说，“现实的某些方面确实可以通过实证来测定和被量化阐述，但这并不能说明这些必然是我们所要理解的现实的最基本方面”。
第四，在选择和对待研究问题方面，批判研究不讳言学术研究是以价值观或道德哲学(moral philosophy)作引导的(Mosco，1996)。他们的研究强调知识的批判性力量，旨在通过弱化和消除统治性的权力关系(relations of domination)，建立起一种公平正义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第五，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取向方面，批判研究或多或少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遗产，并从不断发展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汲取营养。批判研究重视意识形态的作用，重视有关决定论的辩论和如何界定文化的问题，认为倘若抛开社会政治经济背景，则无法对文化传播和实践进行研究。
第六，批判研究不仅批判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而且把研究作为一种社会实践，主张通过研究影响社会，改变现状。因此，批判学者“做研究是为了推动对现有世界体系的批评，并促进它所‘批判的状况’发生改变”(Mosco，1983：245—246)。批判研究致力于提供可能导致积极社会变革的知识力量，为个人和群体的解放创造知识文化资源。
■传播政治经济学：学术起源和发展
传播政治经济学兼具批判学派的上述特点。它传承了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学术精髓，试图将传播现象放在一个更广泛的历史、经济和社会背景下来研究，探讨媒体和传播体系如何强化、挑战或影响现有的阶级与其他社会权力关系。与行政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对传播制度和传播生产问题的研究取向相反，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心任务之一是“研究资本的逻辑是如何塑造文化工业的结构与内容的”(Bettig，2002：84)。传播政治经济学强调政治经济结构性因素与劳动过程，尤其是经济因素对社会传播关系的影响，审视媒体所有权、资助机制与国家政策对传播产品的生产、流通、消费的影响(McChesney，2000)。在更广义的层面上，传播政治经济学关注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1）分析政治经济压力与限制对传播与文化实践的影响，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如何左右传播的内容与形式的；（2）研究传播产业在信息化全球资本主义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上升地位(D.Schiller，1999：90)。
虽然传播政治经济学根植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但它不是对这一理论生搬硬套的结果，也不是抽象学术的产物。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兴起过程中，有两个具体因素不可忽视：（1）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反法西斯主义理论与实践；（2）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和西方激进社会运动对不平等的世界经济文化体系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不平等的社会关系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