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新闻和大众报刊也把受众仅仅当做政治观众而非主角，他们受到政客和特殊利益组织的自由“摆布”。实现这些目标，新闻并不会违背客观性原则，反而准确地遵循它，使自己表现得像一个中立公正的旁观者以及/或者是代表人民与权力阶层对话的人（Connell，1980）。这样的媒体受众定位也有其保守性，因为它取代了用来定位我们自身（作为工人，作为政治主体）的其他方式，而这些另类方式能够促进大众的政治参与（McQuail，1992：188；Lichtenberg，1991：228）。
新闻平衡性与公正性的修辞与实践进一步抑制了政治动员，并且这些因素会潜在地弱化政治承诺和参与性新闻业。倘若记者真的平衡了富有争议的看法，那么，逻辑的结论就是，新闻消费者反而失去了能够从中做出判断的任何理性方法，这样的平衡终归是滋长了政治犬儒、怀疑主义以及冷漠的情绪。
另外一些评论家认为：平等、平衡地报道某一议题的两个方面会产生其他保守化效果：比起那些受众不太了解的看法，它更偏爱熟知的、传统的观点，它经常将复杂议题简化为赞成/反对模式，透过精英的声音（例如政府和反对党领导）来定义辩论的范围（Bennett，1988：119；Hackett，Gilsdorf and Savage，1992：28；Cook and Ruggles，1992：37—59）。
以上被提及的保守化效果并非阴谋或蓄意的结果。它们也不是违背客观性道德的结果。相反，保守化效果正是按常规理解客观性并将其付诸实施的副产品。记者们本着谨慎负责的态度遵循着这样的要求，即他们的故事需要使用“恰当”的新闻来源，从而共同建构了新闻中的接近等级（access hierarchy）。而权威机构的发言人或者是决策者恰恰构成了主要的新闻来源，因为他们最容易接近、表述最清楚、消息最便捷也最权威（Gans，1980）。
所以，批评客观性的欺骗性和批评其保守性合法化效果是一体双面的过程。“客观”新闻业系统化地生产了对世界局部性、意识形态式的描述性文本，尽管它向受众、甚至从业者伪装或者说隐藏了这种意识形态功能。
客观性表面上有助于赢得媒体受众的信任，因而能够赢得受众对不可避免地根植于新闻中的“导向性解读”的认同。媒体宣称能够提供客观新闻，这也有利于媒体所有者为其对公共领域的寡头垄断进行辩护，并能够先发制人地抢先阻止政府管制以及对其进行有意义的公共问责，阻挠与有着不同运作逻辑的“另类”媒体之间的有效竞争。
考虑到它的局限性，为什么客观性还能保持住它对记者报道新闻以及受众理解新闻方式的支配性地位？一部分答案在于：与上世纪公然的党派新闻和许多国家至今仍然对媒体进行的威权控制制度相比，“客观新闻”的确具有吸引力。更具体地来说，客观性在新闻系统中满足了不同利益相关群体根深蒂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需求，尽管这种满足存在着差异与不平等。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客观新闻”能够战胜19世纪的党派报纸，与媒体商业化以及为广告商寻求受众的行为是密不可分的。
“客观新闻”通过使媒体达到最广泛的受众群的方式，以满足媒体所有者和广告商的利益。对于记者，就像其他的中产阶级职业群体（医生、律师和学者）一样，客观性美化了他们对专业地位的宣称，提供了一套“战略仪式”，使其免受生意中存在的危险与伤害，例如诽谤案以及新闻源和上级的责备（Tuchman，1971/1972：660—679）。
有时，客观性常规会为利益集团和社会运动就自己的利益干预公共话语提供切入口（Hackett，1991：279）。这些常规也有助于界定和管理新闻媒体与国家之间的共生关系：政治家们需要接近大众，记者需要政治性新闻源，新闻机构需要得到一个稳定的合法政治环境的保障(Hallin，1986：68—70)。
媒体受众也对客观性范式买账。虽然受众会对个别新闻报道或新闻机构持怀疑态度，但对新闻真实性与可靠性的认同也是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Bennett，1988：186—187）。认为新闻可能系统性地受到限制或者被歪曲的想法的确令人不快，它要求人们摒弃一幅通向混乱世界的简单易得的地图，保留判断，承认无知，拒绝接受那些被认可的、能够与邻居和同事共享的知识。这意味着承认，比起对预先包装好的图像与叙述的消费，理解活动对脑力劳动的要求更高。
客观性道德并不总是与主导利益如此紧密地结合；它曾经发挥过进步的、改革的作用。在美国（从19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和加拿大（19世纪后期），客观性报道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新兴劳工报刊的民主启蒙话语，它要求国家和新闻业应该代表所有公民的共同利益。虽然那种话语具有局限性，并最终被19世纪晚期的流行商业日报所规训、挪用与取代，但是劳工报刊却起到了从底层推动“范式转型”的历史性作用。在当时，客观性要求新闻业和政治反映普遍利益，因为这种利益正遭受着政治文化中权威的保守主义和精英党派报刊系统的践踏（Repo，1986；D.Schiller，1981）。我们认为，倘若它要为21世纪可持续的民主做出积极贡献的话，当代北美新闻业也需要一种类似的范式转型。
■新闻业和自由民主的双重危机
新闻业不会也不可能存在于价值中立的真空中。在西方世界的历史长河中，它与18世纪在欧洲和北美兴起的中产阶级公众相联系，与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中民主的实现（与被抑制）相联系。在北美媒体明显的愤世嫉俗和非政治主义的表象下，它对政治世界的报道继续蕴含着这样一些“永恒价值”（根据美国社会学家Herbert Gans 1980年的分析）：种族中心主义，利他民主，负责的资本主义，个人主义，中庸主义，社会秩序和国家领导——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自由民主资本主义价值体系。
在21世纪，客观性原则与实践对可行的、可维系的民主能否做出积极贡献，或者说，新闻业是否需要一种新模式？由于北美新闻业深深根植于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的价值与情感中，因此问题的答案必然就要在对其所依存的社会秩序的张力与内部矛盾的衡量中去寻求，而这种张力和矛盾的积聚已达到了全球性危机的程度。
北美客观新闻媒体在其对冷战结束和苏联阵营瓦解的报道中，充分暴露了意识形态上的偏见。媒体赞美并自然化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及代议制的自由民主（本质上被认为与“民主”同义），将其作为唯一可能的人类美好未来（Hackett，1991：283—295；Hallin，1992：68—70）。声声赞美中，媒体坠入了二元推理的模式中：倘若共产主义不可行的话，那么资本主义一定行——这不仅是冷战逻辑的产物，也是西方哲学思想中摩尼教与二元主义的产物。
但这并不顺理成章。自由民主不可避免地传播至世界各地，由此“历史的终结”（Fukuyama，1992）论调甚嚣尘上，媒体对此的褒赞至少是过于仓促了。资本主义与专制主义政权能够共存，而且，市场经济与政治民主之间也没有必然的联系。同样重要的是，这种褒赞忽视了自由民主资本主义制度所存在的严重缺陷和矛盾，而这种缺陷在资本主义制度自身这个范围之内是无法解决的。在一个全球化和理性化的时代，传统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反对者长期以来对自由资本主义的那些批评变得更切合时宜了。
毫无疑问，旧式保守主义者捍卫等级、特权、遵从以及差异。但是他们也正确地意识到对自由主义所设想的市场关系的普遍运用腐蚀了在经济收益框架之外的大多数传统人类价值——家庭、社区、职责、道德以及相互之间的义务。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屈从于市场关系逻辑、商品交换和资本积累的情况下，在强制性地不断制造永不放缓的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在自由主义实际上已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情势下（把对它的接受作为进入公共论坛的一个前提条件），在使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同质化并使这一想象殖民化的前提下，自由主义甚至被某些批评家认为是极权主义的一种新形式（Portis，1988）。旧式极权主义拥有秘密警察与刑讯室，而与低效率的旧式极权主义不同的是，新式极权主义通过获取认同来使人类社会各个方面都屈从于一个单一原则。
自由主义把自由事实上等同于私有财产所有权，而社会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并没有因为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而显得过时与无效。索取性与占有性的个人主义(acquisitive and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属于自由主义这样一种特定社会体制在意识形态上的副产品，而该体制结构性地（越来越体现在全球范围内）制造出大量的极端贫困作为财富高度集中的对应物。可以让资本主义去征服的领域已经所剩无几。跨国公司在全球运营，其中一些公司所掌控的资源比大多数国家的GDP都要多。但是仍然有数十亿的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在这样的世界现实背景下，社会主义有关公民权利的理念，包括其对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许诺，仍然具有现实吸引力。
基于民族国家基础上的公民权利是不充分的。国家越来越不能承担公民权利、政治义务这样一些责任，或者无法有效地解决当代生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其他大多数政治意识形态类似，自由主义认为民族国家是政治美德的储备库，是权利与安全的捍卫者，是政治生活的容器（例如，见Walker，19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