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所推崇的事物序列中，财产所据的地位应当最低，因为人的普遍利益以三样东西为目标：正当地追求和获得财产是第三位的，最低的；身体的利益居第二位；灵魂的利益居第一位。
在“第二好的国家”中，要全然阻止经济上的不平等是不可能的，但是它们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赤贫和暴富都可以由下述规定来排除：保持土地在一个家庭中的继承，禁止一切土地和房屋的买卖和让与。制定贫富标准，所有人要公开登记家庭财产。立法者以贫困线为根据，消灭极贫和极富。最贫困的家庭始终拥有国家分配的土地，同时允许人们获得相当于贫困线的三至四倍的收入，但多余部分必须上交给国家，否则将被起诉。
“第二好的国家”的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强调法治的重要性。柏拉图指出，对统治者来说，权力、智慧、德行结合为一身是极其罕见的。人性又是自私的，因此必须有高于统治者的法律。
一个共同体如果不是由神来统治，而是由人来统治，那么其成员就不可能摆脱邪恶和不幸。我们应当竭尽全力再造克洛诺斯时代的生活，应当规范我们的私人家庭和公共社会，使之服从我们中间的不朽成分，并把法律的名称给予这种理智的约定。但若一个人、一种寡头制，或者一种民主制，用它自己的灵魂关注自己快乐、激情和欲望的满足，那么这样的灵魂就无法自持，而会处在长期的、贪得无厌的疾病控制下。当这样的人或体制把法律踩在脚下，对个人或社会发号施令，那么如我刚才所说，一切获救的希望都消失了。
“第二好的国家”和理想国的最大区别在于它的精神气质。理想国追求在“一人一职”基础上个人德行的完满性，将城邦建立在伦理的基础上，将统治原则与知识原则统一起来，从而将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转化为“知识即权利”，对梭伦以来的以财产为基础的社会进行理想中的扬弃。在第二好的国家中，柏拉图直接将“神是万物的尺度”与“人是万物的尺度”对立起来，并将前者作为“第一规则”，而神的尺度就是“节制”，“从这个规则中可以推导出其他规则，可以推导出所有规则，这条规则是最伟大的，最真实的。” 柏拉图将“神的尺度”转变为“神的法律”，城邦建立在高于一切的法律基础上，由法律指定统治者，由法律规定人们的行为规范。
在神的手中常握着一切事物的开端、终结和中间，事物在自然的循环中运动，走向终结，沿着正确道路前进的事物比背弃神的法则的事物更加正义。以卑微、恭敬的态度密切追随神的法则的人是幸福的，而那些空洞自傲的人，例如为财富、等级、年轻、美貌而感到自豪，陷入荒淫的火坑，既不接受管教又不要指导，反而要去指导别人，这样的人就会遭到神的离弃。
这种从伦理到法律的转变，预示了几个世纪之后的“罗马法”的雏形。
三、亚里士多德的经验之谈
公元前384年，亚里士多德出生于色雷斯的一个不大的城市——斯塔吉拉。他的父亲尼科马尔曾长期充任马其顿王阿明塔三世的御医。父亲死后，年仅17岁的亚里士多德前往雅典的柏拉图学园求学。在那里，他整整学了20年，柏拉图的教导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公元前347年，柏拉图去世后，亚里士多德离开学园，到希腊的其他城邦游历。公元前342—公元前340年，他应马其顿王腓力浦二世之聘，从事教育其子亚历山大的工作。公元前355年，亚里士多德重返雅典，开办了自己的学园——吕克昂。公元前323年，雅典人由于亚里士多德和亚历山大王的关系，指控他不信神。同苏格拉底受控一样，说他对雅典不忠。亚里士多德到母亲的故乡卡尔吉斯避难。对于自己匆匆离开雅典，亚里士多德曾讥讽地解释说：他不愿让雅典人重犯反对哲学之罪。几个月以后，他溘然长逝。
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忠实弟子，这并不妨碍他创造与其师大不相同的理论。歌德用诗意的笔调描述了这两位哲人的区别：
柏拉图宛如一极乐之精神而与世界联系起来，这种精神时常乐于短暂地栖身于世界；他并不十分倾心于认知这个世界（因为他已经预先假定了这一世界之存在），而是以一种友善的方式使他所伴陪的东西和这个世界所需要的东西与这个世界得以沟通。他深入这个世界之底层与其说是为了研究它，毋宁说是想使他的存在灌注于这个世界。他孜孜不倦地向上登攀是为了重返他的本源……与其相反，亚里士多德则是以一个人、一位建筑师而立足于这个世界。他只有而且必须在此施展才干、创造发明。他探求大地，然其目的不过是寻找根基……他为他的建筑描绘了极大的疆域，他从四方八面聚集材料，调理它们，安排它们，进而以有条不紊的形式逐级逐级地建造大厦；而柏拉图则像直冲云霄的尖塔，或者就像那扶摇直上的火苗，径直升腾于天界。
的确，与柏拉图的玄妙相比较，亚里士多德是更现实的思想家。他把飘荡在柏拉图头脑和著作中的一些玄思运用于现实世界，放弃与现实太不相容的部分，改造与现实可以结合的部分，从而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虽然他的理论没有像柏拉图那样深奥，但正因为如此他的理论对后世更有直接的影响。因为亚里士多德作为一个优秀的分析家，不仅非常注意所用的概念，而且他还将他的概念综合成一套理论工具，也就是一套互相关联、结合使用的分析工具。利用这套分析工具，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和伦理学的题目下，对当时的主要经济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力图寻求隐藏在经济现象背后的规律。如果说，柏拉图理论目的是研究“应该如何”，那么，亚里士多德则将理论重心放在“实际如何”的问题上。
柏拉图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在思维深处耸立起巍峨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则潜心于对事实的搜集和分析。柏拉图将苏格拉底的“心灵”转变为“理念”，亚里士多德则将其进一步发展。他的主要著作《政治学》就是在收集了158个古希腊和其他国家的法典和事实的基础上写成的。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分析中，只有一小部分与经济问题有关：但它成为西方经济理论史的起点。
亚里士多德的经济思想主要见于他的《政治学》和《伦理学》两本著作。亚里士多德坚决主张，人类活动的目的在于幸福，而正义、健康和成功都包含在幸福之中。财富不过是达到目的之手段的集合。他把财富分为两类：自然的财富和不自然的财富。前者也称真正的财富，因为它的目的在于满足人们过善良、正直的生活。它的来源是大自然的赐予；它的功能是满足生活的必需。而不自然的财富正好与此相反，其目的是满足人们的贪欲，其来源是非自然而依靠人为，其功能是追求非必需品，特别是对货币的欲望。
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财富和非自然财富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有限的，后者是无限的。这种规定具有伦理学的含义，既然生活的目的就是幸福，而追求幸福的道路必须合乎正义，正义是心灵恒久倾向中庸之道的态度。中庸就是要把握事物的限度。按照这样的理解，对于人们的幸福来说，财产是必要的。人如果不具备必需的条件，他简直没法生活，更说不上优良的生活。但是生活的欲望无穷无尽，人们就想象一切满足生活欲望的事物也无穷无尽。25 如果不恪守中庸之道，不知道追求的限度并超出这个限度，那就是违反自然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大自然为动物创造了植物，而动物又是大自然为人类创造的。自然就为动物生长着丰美的植物，为众人繁育许多动物，以分别供应他们的生计。自然所作所为既不残缺，也不虚废，因此，人们在这个限度内取得财富就是最正当的。
对经济学来说，有限和无限规定的重要性在于，亚里士多德在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次指出了两种不同的经济形式的运动特征：一种是依靠大自然赐予的，以获得生活必需品（使用价值）为目的的自然经济；另一种是依靠经验和技术，以获得价值增值的商品经济。
亚里士多德还对这两种经济形式的关系作了深入的分析。起初，人们的财富是依靠由自然的农、牧、渔、猎等方式取得的，由于生产的发展并由之而来的分工，一个医生与一个农夫就能联系起来，交换他们所能贡献的。物物交换出现了。然而，交换需要均平。“如果在交换的东西上，原来没有均平，那么在它们之间就必须制造出均平来……金钱就是由此出现的。金银可以作为交易的媒介。”通过交换，人们获得了更多更好的自然财富。在这种交换中，人们开始注意追求货币本身。起初是简单的小商业，人们在小商业中既学到了获取最大利益的经验，又使利欲充溢身心，这就使专门从事长途贩运的大商业出现了。大商业积累起大量的钱财，而商人们又利用这些钱财放贷，于是就产生了最不自然的致富艺术——借贷业。
亚里士多德从目的论的角度指出，贩卖脱离了物物交换的原意，钱贷又脱离了贩卖（商业）的原意。“为了交易的方便，人们引用了货币，而钱商竟然强使金钱（做父亲来）进行增殖。”然而从社会经济发展逻辑的角度看，上述过程并不是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是反自然的，实际上正表现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自然经济必然要向商品经济转变，从使用价值为目的的小商品经济必然要向以价值增值为目的的大商品经济转变。亚里士多德正是用否定的笔触描述了这个过程。
亚里士多德发展了色诺芬的经济学概念。他认为经济学应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家庭管理，即既要准备好又要提供出对于家庭和城邦共同体来说所必需的和有用的物品，如农业和手工业，它更重视人的德性，不重视所有物即我们所谓财富的富足。二是致富艺术，即通过交换获得货币财富，从这种致富术所产生的财富是永无止境的。如商业和高利贷。“前者顺乎自然地由植物和动物取得财富，事属必需，这是可以称道的；后者在交易中损害他人的财货以牟取自己的利益，这不合自然而是应该受到指责的。”而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在于用家务管理去统摄致富艺术。致富艺术要是纳入家务管理范围以内，就应该有限度；家务管理的功能（主要在必要数量的生活所需）不追求无限度的非必要财富。一切财富倘使从生活方面着想就显得各有其限度。
亚里士多德扩展了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概念。在苏格拉底那里，“美德即知识”中的“知识”，是可以让人更加善良、更加完美的东西。亚里士多德在此增加了“技术”的含义：凡是最少有机遇的职业就最需要真正的技术，凡是对身体伤害最大的职业就是最下贱的，最需要体力的职业是卑微的，最不需要德性的职业是最无耻的。亚里士多德举例，哲人泰勒士在冬季时，利用他的天文学知识，预测到来年橄榄会大丰收，所以用很少的租金租下当地所有的榨油坊。当橄榄油收获季节，人们需要大量榨油坊，泰勒士以他自己高兴的价格将榨油坊转租出去，因此赚取了大笔金钱。亚里士多德评论，泰勒士创造了一种“新的垄断方法”，一种“获取金钱的妙方”。在苏格拉底那里，“美德即知识”中的“美德”，是一个较为纯粹的概念。亚里士多德在这里增加了“财富”的含义：“慷慨和节制是只与使用财产有关的两种品格。人不可能温和地或勇敢地使用财产，他只能够有节制地、慷慨地使用财产，所以，这两种德性的践行是与财产分不开的。”
亚里士多德用自然来对抗非自然，用公正来对抗利益，用伦理来对抗欲望，用知识代替体力。熊彼特精辟地指出：
他（亚里士多德）主要关心的是“自然”和“公正”，这是从他对于善良生活的理想出发观察的，他所考察和评价的经济事实及其相互关系，也是从他这个生活在有教养的有闲阶级之中并且为他们写作的人的意识形态偏见所能想象的。这个有闲阶级的特点是鄙视工作和商业逐利行为，喜欢那些养活他们的农民，而憎恨剥削他们的高利贷者。
亚里士多德认为家务管理涉及三种关系：主奴关系、配偶关系、亲嗣关系。他把奴隶看做一宗有生命的财产，一件有生命的工具。他举例说，对一个航海者说来，舵是他所运用的无生命的工具，而船头守望者是他所运用的有生命的工具。织布的梭是生产工具，而奴隶是行为（消费）工具。
西方经济学者在谈到价值概念时总会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发表了这样的见解：
我们所有的财富，每一件都可以有两种用途。财物是同一财物，但应用的方式有别，其一就是按照每一种财物的本分而作正当的使用，另一则是不正当的使用。以鞋为例：同样是使用这双鞋，有的用来穿在脚上，有的则用来交易。那位把鞋交给正在需要穿鞋的人，以换取他的金钱或食物，固然也是在使用“鞋之所以为鞋”，但这总不是鞋的正用，因为制鞋的原意也（是为了自己要穿着）不是为了交换。其他一切财物的情况相同，都可以兼作易货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