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波兰尼的生平与著述
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1886年10月21日生于奥匈帝国维也纳的一个犹太家庭。波兰尼家族产生了后来使匈牙利知识界引以为自豪的杰出人物：作为著名社会思想家、经济史家、经济人类学家的卡尔·波兰尼；作为物理、化学家和著名哲学家的迈克·波兰尼（Michael Polanyi）以及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迈克之子约翰·波兰尼（John. Polanyi）。卡尔·波兰尼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布达佩斯大学攻读哲学及法律，于190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12年获法学博士学位并取得律师资格。1924-1933年，波兰尼在维也纳作为副总编辑和专题分析编辑在著名的《奥地利经济学家》杂志社工作。在维也纳期间，受马赫思想的影响并作为马赫研究协会的一员，波兰尼撰写了大量关于科学、医学、人类疾苦及共产主义道德的手稿。1933－1935年，他移居到伦敦，继续为杂志社撰稿直到1938年。1935年，他参加了基督教与社会革命的左派组织，发表了《论法西斯主义的本质》的著名论文。波兰尼应邀到美国的大学作有关当前国际形势及国际关系的巡回讲演，先后在美国的38个州举办讲座。1940年他与彼得·德鲁克继续在美国讲座，并在德鲁克的推荐下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成为佛蒙牧州Bennington College的访问学者（1941-1943年），在此期间波兰尼完成巨著《大转型》的撰写，并于1944年在美国出版。1947年，波兰尼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学者并受聘为副教授。1950年，受福特基金会资助，波兰尼继续在哥伦比亚大学主持经济增长制度因素的跨学科研究课题，其主要成果是波兰尼等编著的《早期帝国的贸易与市场》，并培养了不少对当代经济人类学界产生重要影响的中青年学者，最终奠定了波兰尼经济人类学实在主义学派学术领袖的地位。
波兰尼晚年致力于创办经济学和政治学比较研究的跨学科《共生》杂志，致力于深入研究文化差异，改善人类生活状况并实现世界和平的工作。据波兰尼夫人所言，“直到死神来临的前夜，卡尔一直在伏案工作着”。 [1]184在看到《共生》第一期出版之夜，即1964年4月23日，卡尔·波兰尼与世长辞。
波兰尼一生完成了几部著作和大量手稿。其代表性著作：《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根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ns of Our Time）（1944），现已被译为德、日、意、法、匈、西班牙、中文等十几种文字，具有极为广泛的国际影响。
2.波兰尼社会经济思想述要及其贡献
（1）波兰尼的制度演化思想及制度分析范式
波兰尼社会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区别于主流经济思想的制度分析范式、分析框架与分析方法。从经济、社会、文化及自然环境的互动中，探索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模式。波兰尼认为，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的关键在于，经济与社会关系、文化传统及资源环境约束保持内在关联和有机协调，脱离和背离社会文化约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终难以避免走向危机的归宿。在波兰尼看来，经济是一个制度化进程，是嵌入特定社会结构、历史传统和观念文化体系之中的动态过程，强调把经济一社会－文化关联的制度分析范式，作为衡量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尺度，把经济视为社会发展进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脱离社会环境的孤立存在，主张从社会关系、自然环境，人类多元文化关联互动的角度来分析市场机制的作用。他指出“人类经济是嵌入制度、经济及非经济的环境中。宗教和政府与经济的结构和功能上其重要性并不亚于货币制度或生产工具的创新”。文化传统及价值观念对制度演化、经济发展的持续影响作用不容低估。
波兰尼认为，前工业化社会长期存在的互惠模式（Reciprocity）、再分配（Redistribution）和家计（Houshold）模式，乃是深深植根并嵌入特定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并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自然演化的结果。波兰尼创新性地揭示出，只有到了近代，以货币为媒体的市场交换模式才成为主占导地位的交换模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成为凌驾于社会关系之上，成为主宰社会发展的强有力的机器。然而，在波兰尼看来，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机制是一种非嵌入性机制，在社会发展的长期过程中必然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加速恶化，导致人与自然环境的加速恶化。波兰尼科学地预见到，这种近代出现的自我调节市场机制必然导致社会人力物力的巨大消耗，必然会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早在60多年前，波兰尼就已清楚地揭示出资本主义市场制度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不协调性，与自然、生态和人类生存环境的内在不协调性，最终难以长期存在。
（2）波兰尼的“嵌入”理论（Embeded）
波兰尼对当代社会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他最早提出“嵌入”理论及其分析框架。波兰尼认为：最近的历史学和人类学研究的重大发现在于，作为一个规律，经济是“嵌入”特定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之中。人不仅作为其物质财富和个人利益的卫士，而且还作为其社会角色、社会需求及社会资产的卫士。无论是社会生产还是交换过程，并非单纯的经济利益关系，而必须充分考虑诸多社会因素。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在人、自然与社会环境的互动中把握人类经济活动的本质，应当构成研究的起点[7]240。在波兰尼看来，经济是一个制度化进程，把握经济嵌入社会关系及其演化的规律极为重要。然而，19世纪以来在西欧出现的以自我调节的市场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则是人类有史以来在机器生产方式推动下出现的一次大转型。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重大差异在于它的非嵌入性特征，或脱离（disembeded）特征。实际上，只有在19世纪的社会里，经济活动才被剥离出来，并归结为一种独特的经济动机，这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大转型。对于这样一种市场制度模式而言，除非它能够被社会有效控制，否则便难以持续发展。对于自我调节市场经济这种非嵌入经济体，如果一旦市场机制成为人类命运的主宰，成为自然环境乃至购买力使用的唯一主宰，那么，它将彻底毁灭这个社会。波兰尼的“嵌入”理论为我们科学地分析经济社会运行机制提供了一种创造性的分析框架和一种新的方法论原则，已成为当代经济社会学和社会经济学颇为活跃的研究领域。
（3）波兰尼的“双重运动”（Double Movement）理论
波兰尼的“双重运动”理论是他分析资本主义文明演化及特征的核心框架。作为人类历史上一种特殊的文明，自我调节的市场机制，事实上是一种区别于以往历史时代的非嵌入（或脱离）社会关系的一种裂变，它将人的盈利动机视为一种至高无上的文化法则，一种普遍化的社会意识形态，超越于人们的一切社会生活，超越于人类历史上的互惠、再分配及家计关系之上，成为完全以自利动机为衡量标准的社会准则，经济动机取代非经济动机并支配经济机制的运转。这一转变的直接后果，不仅使市场直接脱离于既有的社会制度及文化传统约束，而且使市场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宰，成为一种新的市场神话。社会所有行为和活动都需要服从于经济价值与市场的操纵，导致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领域关系的错位，构成19世纪以来我们时代的根本变革。自由放任的自我调节市场从根本上瓦解了人类生存环境的基础，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威胁。于是，直接对抗自我调节市场的社会保护运动必然兴起。事实上，如果没有某些社会保护性的对抗措施来应对自我毁灭市场机制的运作，人类社会早已趋于瓦解。显然，19世纪以来不断涌现的各项社会立法和社会保障等制度创新，则可视为直接对抗市场社会的社会保护机制，社会为使自己免遭自我调节市场根深蒂固的威胁，筑起了自我保护的堤防，成为这一时代的一个普遍化特征。 波兰尼的“双重运动”理论不但对科学解释19世纪文明演化具有重要的价值，而且对于有效应对人类21世纪经济全球化时代面临的种种挑战，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4）波兰尼实在主义的社会经济思想
区别于自亚当·斯密以来根深蒂固的形式主义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即从“经济人”的抽象概念出发，研究人们的经济行为及其理性选择过程和逻辑推理基础，波兰尼倡导实在主义的社会经济学分析框架。在波兰尼看来，经济通常以两种方式解读，一种是建立在目的与手段逻辑关联分析基础上的形式主义（formal meanings） 范畴，另一种是建立在人类生存环境基础上的实在主义（substantive meaning）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