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财政部门认为保护文物是财政系统的一个包袱，我们算了一下文物系统的直接经济贡献和间接经济贡献，“十五”期间产出投入比是8.1倍，“十一五”期间是4.4倍，因为“十一五”期间国家的投入有显著的增长，相当于边际效益下降了。这种比例说明了文物本身和经济部门的联系是非常强的。而且在国际交往中它受的偏见会比较少一些，就是刚才讲的巧实力会多一些。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三千多年的文明信史，这是在全世界都没有的，这个力度通过以文物作为载体发展相关文化产业在国际交往中这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其他方面容易形成文化的壁垒、政治的壁垒，这是我们的强项。
确实在发展文化遗产相关产业的时候会遇到一个大问题，我们讲产业发展的时候，核心问题就是保护和利用的关系要处理好，这确实是很多方面有非议的地方。我们把它概括为三个方面具体的问题，一个是公益性和非公益性怎么样区别开来，并且怎么样制度化。第二是对文物保护单位的管理市场和单位的边界在什么地方。第三是经营如何与保护统一起来，达到经营和保护利用的目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三个界限，如果不把这个弄清楚的话，我们国家在很多旅游景区产业化的过程中对文物的损坏就非常多，一个地方领导即便想把相关产业开发起来也顾虑重重。我们每年在蓝皮书里提了一些建议，核心是对于大多数文物来说，生产关系不适宜生产力发展这是普遍存在的，但却是相关制度建设确实有一些困难。比如讲到资金机制，刚才有专家特别提了，在美国公益事业得到的支持比较多，我们平常讲类似的公益事业有三条支持渠道：财政渠道、社会渠道和市场渠道，如果财政渠道能成为主体的话，社会渠道市场发展的话，我们对市场渠道就没有过高的期望，这样它有序的发展就有了基本的基础。但中国现在由于税收制度方面的障碍，使得社会渠道很难发展起来，我们企业的公益捐赠量比美国要低得多。但是在我们整个文物事业发展中，要么过于依赖财政资金把它做死了，要么过于市场化，把文物本体损坏了，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另外，在文物具体经营方式上也有一些大问题，现在做得比较活的方式就是大多用企业化、集团化的方式去做，把整个文物景区承包起来，然后按市场化的方式去做，这样肯定就做不到保护为主。另外，像故宫博物院在经营的时候不是用特许经营的方式，是自己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它在中间经营就会出很多问题，就是在什么空间范围内、什么业务必须要由第三方来经营，它负责价格和服务的监管，这是美国国家公园的管理方式，但是它做得非常差，像故宫今年连续出这么多的“门”，被连续曝光出来了。其实故宫管理已经算很规范的了，它只是今年运气比较差，出了这么多“门”，是因为它的经营机制没有设计好，经营机制没有设计好，保护和利用的关系就很难处理好，这是一个特别麻烦的事情。
现在提文化产业，我们发展到这个阶段了。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发展文化产业很容易解决，因为要求低、标准低，到现在这个阶段以后，你要再找作为发展后进的东西，再找中国作为大国在国际上崛起的东西不是太容易了，文化遗产这个时候要进来的话就有一些独特的优势。刚才讲了文化遗产相关产业的特殊性，确实在国家增强软实力的时候，文化产业就应该作为一种国家战略来推出，前年有一句话非常流行，说中国在没有输出价值观之前不会成为一个大国。确实是这个道理，如果你没有价值观输出的话，那你这个国家的影响力就会非常小。而且软实力和经济是紧密挂钩起来的，还有一句话叫“洋货不可怕，就怕洋货有文化”，我们很多洋货，包括咱们讲的奢侈品，从生产工艺上，像劳斯莱斯的厂我去过，那个车我自己也开过，这种车的成本是非常低的，它各个方面的东西能卖出天价来是非常荒谬的。再讲法国拉菲葡萄酒，从它的生产成本、生产工艺来说，比茅台酒差得非常远，它为什么能卖出这种价格来？因为有文化。我们很多软实力和硬实力是要呼应起来，和硬件要互动起来，这样才能达到名利双收的效果。因为文化产业的外部性非常强，而且它的传播范围会非常大，消费的反复性、范围都不是普通商品可以比的，所以发展文化产业的时候，国家的领导还是要多一些，争取要打造一些有引导、有对象的文化商品，同时跟我们的实力、经济、和硬件结合起来。如果单讲文化产业在内容产业上做文章的话，我自己觉得是没有多大搞头的，本身它在我们的GDP中占的比例，如果只讲内容产业是比较小的。但是如果把方方面面的因素都加起来的话，就知道这个东西非常重要了，从中国可持续发展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我们文化产业是大有可为的，也是希望这个话题在金帝雅论坛上能够成为常驻的话题。
孟虹：我主要是研究德国问题的，曾多年在德国工作和学习。我觉得今天这个议题非常重要。我在不久前曾应邀赴德讲学，在德国高校就中欧关系、中国与联合国关系以及中国人视眼下的西方做专题报告。当时在一所大学有200多名师生参加了报告会，报告之后有很多人提问，最后一个问题更多是一个质疑，指出我报告的核心内容主要围绕中欧和中德的政治、经贸关系，但很少讲到文化领域的交流。我在纠正提问人观点的同时，也特别指出了我国目前在这方面正积极反思，大力推出一系列措施来促进现代文化国家的建设。所以，今天的会议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极为宝贵的学习和交流机会。
下面我想从三方面谈一下自己的观点，一是对于文化内涵的理解；二是有关国内文化事业的发展与对外文化政策有效实施的互动性，对此我将以德国为例作一简单阐述。三是结合国内文化体制的改革与发展，简要谈一个我个人目前对此的思索与建议。
第一，有关文化的定义与内涵。在国际平台上我们现在一般需要从大的视野来考量文化问题，而不是局限于一个传统的狭义文化领域。我在此特别提出这点，可能与我研究对外文化政策有关。一般来说，文化包含制度、精神、物质和行为文化四个层面，其中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会制约也会促进物质文化和行为文化的发展，反向也会如此。我们个人在国外的表现实际上即是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层面的反映，也会是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层面的折射。我之所以提到这点，是因为我觉得联邦德国在二战之后所开展的文化外交是非常积极、非常有效的，对于它在全球重塑自己的国家形象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中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特点是德国文化外交的内涵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转变呈新的。我这里举一个例子，2008年开启的先后在华六个城市举办的德国文化年，设有一个明确的议题——“城市化发展”，伴以音乐、艺术、文学等狭义的“传统”文化；从地域上来看，这次文化年也有拓新之处，则不是把重点放在首都，而是在一些中德活动开展方面还相对比较薄弱的大城市。这两点均是比较具有创新性的举措。我们知道，城市化发展涉及能源、建筑、环保和社会等方方面面，它与精神层面理念的转变以及制度上的配套改革又是密切相关的。德方借助这个活动，实际上是在传输德国新时代的新观念和新制度，巧妙地展现其“文化软实力”。
第二，文化产业的发展或国内文化事业的发展与对外文化政策发展的互动性。我对中国的发展是比较乐观的，因为中国现阶段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在德国发展史上也曾出现过。联邦德国的对外文化政策在70年代初起开始被纳入外交政策范畴。除了传统外交与对外经济政策，对外文化政策在勃兰特总理执政期间成为了联邦德国外交的第三大支柱。这一决定派生了70年代末西德境内出现的新呼吁和诉求，则要求对已发展成为经济大国的自身国家是不是一个“文化国家”或者如何建设文化国家进行反思。在两德统一、德国摆脱四大战胜国的直接控制之后，德国为了塑造一个追求和平、促进欧洲一体化发展的大国形象，一方面将对外文化政策逐步拓展成目前的五个范畴，则将语言、文化、教育、科学、媒体这五个内容并列提升为对外文化政策的核心内容，另一方面，在国内最近几年也再次涌现出对于“文化民族”与“文化国家性”问题的再思考与讨论。
从机构方面来看，现行的德国对外文化政策的五大分支均有下属的半官方性的执行机构去做各项具体工作，比如说针对教育方面和媒体方面，推动相关文化产业的发展。另外这些机构下面又有自行的研究机构进行辅助性的研究，包含协助推动新政策的出台。从资金来源看，大部分的资金来源于德国政府，但是有一部分运作则需自负盈亏，这也是一个特点。此外，从权限上来看，德国在希特勒执政期间由于纳粹政府滥用文化工具，所以联邦德国建立之后，文化和教育的主权下放给地方。这点从战后多年的发展来看，大大促进了一个多元化文化竞争与文化区域自主发展机制的建立与维护，联邦政府、地方政府、民间各层面均对文化发展以及对外文化政策的宣传发挥积极多元化的作用。
到目前为止，对外文化政策发展推动了德国对自身文化事业发展的再思考以及德国国际认同和形象的塑造。对此有学者的功劳，也有政府的积极推进所成，同时也是不同企事业、政府基金会、党派的作用与努力所就。
第三，对于我国现阶段文化发展与体制的改革，“德国经验”有什么参考价值和可借鉴的？我记得去年德国法兰克福书展的时候，中国投了很多钱，但是最后闹得不可开交。像这种现象的出现，今后如何应对，我们需要充分反思，并积极全面地了解西方的政治文化、社会文化，即使对方作梗，也要学会去利用国外这个平台来更好地宣传中国国情和现代文化。对此，跨文化跨学科外语人才的培养非常重要，学者的有的放矢的研究也十分急迫，应该沉下来进行深入研究。另外，我们政府的政策制定一年一个重点，如何在这一年里面能够沉淀建构推动一个方面的发展，是否也需要对此建立一个定量定性的评估和监督机制，也值得探讨。
我刚才提到德国文化事业在机制建构上面是非常多元化的。政府负责制定政策、进行协调，具体操作则由下面的半官方和民间机构负责。在对外政策执行方面，外交部会与“中介”机构签订协议，如果你在执行过程中出现问题，他们会马上介入，而议会和媒体则行使严格的监督作用。
最后一点是对外文化政策与对内文化宣传或是建构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明年在德国要举办“中国文化年”，有德国人问我，这次你们给我们展现怎样的一个现代中国？是原来的京剧、书法，还是孔子学说的再现？我觉得，我们在制定政策过程中，怎样内外有机结合，怎样建构一个新的内涵机制来辅助我们在国外积极有效地开展文化外交，这是一个亟待考虑的问题。谢谢大家！
陈凯杰：推动中国的文化产品服务走向国际市场，这是体现中华文化软实力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论坛安排，今天给大家介绍报告一下有关文化走出去和贸易方面的情况，也希望听取各位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这也是我们学习的机会。刚才各位专家学者对国内这块谈得比较全面和透彻，我个人体会对国际这块应该也有一个把握，有三个问题比较明显。
一个就是国际文化市场的定位，目前国际文化市场是以西方价值观为主导，少数发达国家的文化公司垄断，以美、日、欧九家大型文化跨国集团和它下属的50家左右的文化公司，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迪士尼、时代华纳、环球、索尼等等这些公司控制了国际上95%以上的文化市场。而且这些跨国公司把图书、音像、有线网络、卫星、电子、数码全部囊括，产品服务加技术都占据了全球的优势地位。不仅占据了文化市场的主流，而且还控制了传播和舆论工具。在这种情况下要推动中国的文化产品服务走出去，压力或者困难是巨大的。
第二，文化差异。刚才提到《功夫熊猫》的事情，岂止是《功夫熊猫》，包括最近几年畅销的韩流文化，以《大长今》为代表的，国外的这些文化公司或者是机构以中华文化元素为背景，结合他们自己的文化创作，形成一些好的产品和服务打入中国的文化市场，他们这种做法对我们是有启示的。就是我们的文化产品要走出去，一方面要体现中华文化的优秀美德，但更多的是要考虑到对方，特别是文化接受方面，本身文化消费的倾向。作为文化产品，特别是对外贸易文化产品，既要达到一般商品的特性，满足消费者身心愉悦和享受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要让消费者对蕴含中华文化的产品有一个接受度，只有超越和打破了这种文化差异，中国的文化产品和对外贸易才真正有生命力。
第三，文化产业竞争力。刚才有专家说日本动漫遍地都是，其实还有韩国，韩国的网络游戏和日本的动漫产业在世界同类产业份额分别是60%和40%。其他的包括像英国出版、美国影视这些不说了。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虽然我们是文化大国，但是到目前为止文化类的产业，没能在国际上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或者是起主导作用。必须要有雄厚的产业基础，文化走出去，对外贸易才能有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