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时间与地点：2011年9月25日 北京金帝雅宾馆
论坛主持人：西南财经大学副校长边慧敏
北京师范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李晓西教授
论坛特邀嘉宾
张昌彩 国务院研究室信息研究司副司长
丁辉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
连玉明 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
陈文玲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唐华东 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业务司副司长
侯万军 国务院研究室教科文卫司副司长
杨仁全 北京市科委政策法规司综合处处长
周武光 中关村管委会发展规划处处长
夏汛鸽 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专职研究员
王忠明 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李晓西：感谢参加论坛的各位专家。我们今天研讨的题目是“创新与发展：政策与绩效评估”。请大家发言。
张昌彩：我主要是谈制度创新、科技战略的科技创新问题。欧美国家有两个方面最重要，一是创新，一是金融。从创新来说，科技创新最重要，所以我谈科技创新。
第一，目前我们国家科技人员发表论文的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世界第一，但是科技论文平均的引用率还仍然排在世界100名之外。有报道说，这种无的放矢高产低质的论文，除了证明数量之外还能证明什么？举个例子，现在世界上率先研究纳米研究的国家，中国是数一数二，到2004年我们的论文就已经达到世界第一，但是到今天我们生产的纳米产品仍然是低端产品。为什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行各业，尤其是大学教授的职称评定，以及大学的综合排名都是和论文的数量连在一起，在唯论文导向的激励之下，发表论文成为证明学术实力或者晋升资格的重要筹码，于是为发表而发表的论文就是你追我赶，为发表论文而谋利的机构应运而生。有人说经济上的通货膨胀是民生之大患，论文的通货膨胀就是科技之大患，我觉得说得是有道理的。
第二，科研的投入问题。目前国家对科研投入的经费不是说一点点的增长，而是翻倍的增。现在打出所谓建设创新型国家、自主创新战略的旗号，向国家伸手要钱的机构部门非常之多。 2010年我国研发的经费是7000亿，按照“十一五”规划，到2015年是1.2万亿，比2010年增加近一倍。日本的新闻报道2011年中国的研发经费是1537亿美元，超过日本1441亿美元，居世界第二。无论是社科基金、自然科学基金还是各个部委的课题、地方委托的课题，课题费都成倍增加。
但是，这不等于研究质量和水平上升了，很可能是下降的。一些课题负责人成天都在空中飞，而做课题的都是刚刚进来的学生。最后到评定课题的时候，都是找一些熟人，今天课题给你，明天课题给他，今天我通过你的课题验收，明天你通过他的，这样把课题费层层分下去。而且，一个课题是多渠道、多部门去申请要钱，因为我们科研经费的管理体制就是各个部门都在分管，每个部门都切一块，这样一方面政府是撒胡椒面，另一方面就是研究机构的人都是在向各个渠道、各个部门去要，研究的东西还是一个东西。
第三，我讲一下科技奖励制度。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痛批科技奖励制度，说青蒿素的发明人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表彰和奖励，青蒿素是81岁的女科学家屠呦呦发明的，她获得了具有诺贝尔奖风向标的临床医学奖，但她是无博士头衔、无海外背景、无两院院士的光环，“三无”教授。所以他就说我们现在科研奖励制度确确实实不能够适应我们的科技发展。
奖励有成功的，我们看到一个报道，袁隆平教授超级杂交水稻亩产900公斤，影响重大，这是对我们国家保障粮食安全起着重要的技术支撑作用。湖南省委给他奖励了100万，袁隆高科给他奖励了60万，他表示90岁以后要研究出亩产突破到1000公斤。但是，现在奖励名目过多，质量很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学术浮躁。学术评价不能简单像记工分的方式，而要讲究质量。
总结一下，对目前我国科技成果创新的评估，我的看法可能不太乐观：成果数量多，质量差；投入多，产出少；项目研究多，成果转化少。总体来看，现在我们是不差钱，差的是缺人、缺管理机制、缺经费的分配机制，必须改革，不能以发展代替改革。
下面讲三点意见。
第一，改革科研经费管理和分配体制机制，提高政府政策绩效，以改革促发展。要改革多头切块管理体制，至少可以合并同类项，相似的项目要集中到一个部门和一个机构管理，科研机构也不能多头申请课题项目。我觉得可以实行联网制，把要审核的东西查一下，如果已经申请就不能再去申请，也不给他立项。对课题的负责人也应该有规定，主要负责人不能申请多少个项目，或者是重大的项目，在几年内不能再申请，因为一是他根本没有精力做这个事情，这是对国家和资金都不负责任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改革方向是经费的倾斜应该向企业倾斜，增加企业的研发项目，增加企业研发审批的比重。现在深圳的研发投入搞得好，就是因为深圳没有大院大所大学，直接面向企业，企业的科研成果市场转化率比较高。而北上广就是因为大院大所大学都很多，财政资金都给他们拿去了，企业拿不到，市场转化成果很低。
第二，要借鉴国外科技成果评估的经验，提高我们科技创新成果的水平，以开放促发展。我觉得国外的经验，特别是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都有完备的科技评估体系，包括评估机构的建立和评估结果的认定，首先是注重对科技成果的制度建设，国家作为项目的资助者和评估者，但是不一定作为评价的组织者和执行者，还可以委托社会机构提供。二是要培育评估机构，建立市场化的评估体系。美国的科技评估机构一般都是采取有限公司型的性质，英国的重要科技奖项都是集中在学会，日本是独立于被评估机构和评估机构的第三方，而且重视事前的评价和事中评价。另外注重评估过程和结论的公开性。日本对有关评估过程、评估结果的公布基本上采取因特网上发布的形式。我觉得这些经验都可以借鉴。甚至可以聘用外国的评估机构，就像现在的企业会计制度聘用国际上四大会计公司一样，我们完全可以引入外国的评估机构，如果自己没有公正性的话，受各方面的力量干扰肯定不行。当然，我们的科研成果还可以以开放的方式，引进国外的力量，和他一起共同合作。
第三，现在我们的外汇储备比较多，3.2万亿美元，而且现在是贬值趋势，今年到8月份的外汇帐款环比大增70%，热钱在汇率、利率的双重套利下大举压境，我们外汇在目前所有发达国家量化宽松政策的情况下贬值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否动用外汇储备，去引进技术，进口设备，促进我们的科技创新，我们可以消化、引进、吸收、再创新，促进我们产品上档次、上水平。
丁辉：今天出了三个题目。第一，关于城市创新的内涵与构建，我认为是城市高度信息化的问题，这是将来城市创新内涵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别的问题应该还有一些，但是我比较看好城市创新内涵与构建当中的城市高度的信息化问题。过去中国提的是现代化，其实从目前城市现代化角度来讲，现代化就是信息化，城市创新的内涵当中应该包括城市信息化过程中的情报化，情报就是信息的加工、整理，过去是在比较狭窄的信息中整理情报，现在是在海量信息当中怎么提取有用的情报，这个我觉得在中国、在北京或者那些特大型城市都没有解决。
第二，国内外创新型城市的经验与教训。我觉得从狭义上来说，北京成为创新型城市的议程中，权重很大的应该是风险融资。这个融资不是政府的投资和融资，是广大市民参股入股的事情。中国的《公司法》在这方面是很超前的，中关村在这方面就是，咱们在座各位一人一万块钱就可以成立公司，但是大量的民间资本，无论是风险投资，还是个人投资，投资一个高新技术企业回报率肯定比银行存款高。中关村现在几千家企业没什么大赚，这是中国的问题，政府在找原因，但是基本都活着，都没赔，肯定比在银行存款好。所以我觉得国内外大城市创新的经验教训就是在中国和西方的社会相比，离风险投资和个人民间资本进入高新技术企业还远之又远，另外我们国家中纪委有52条规定党政领导干部、副处以上还不能投资。但是高校研究院所的科技骨干现在相当一批都已经变成了领导。比如中科院一个所一直到室主任都是处级以上，我们是正局级单位31个所，但是大部分都是先当了教授后当了国家干部，不管说您是先怎么着，总而言之您现在还是一个国家的干部，如果您办一个咨询公司，但是您没有股份，还办什么。关于引导老百姓对风险投资的认识，而这种风险投资不是巴菲特、比尔？盖茨基金会那种，人家做的流程非常好，最近我还接触一些大的IBM总裁，跟人家谈完之后感觉很失落。
第三，关于科技创新成果的评估问题，我们权重很大的事儿是非经营转经营。当今很急迫的就是海量信息当中的情报化，从政治上舆情和舆论，经济上最大信息化和价值最大化，科技上对信息化和现代化的认识，我们国家信息化现在炒得比较多，但是一些反映信息化本质的东西还没有。邓小平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第一”是指科学技术本身是第一生产力，而不是科学技术在被什么人操作，或者再转化成什么成果，再变成生产力。现在我们经常说的是科技成果转化成生产力，这样就容易让人理解成我拿了国家一笔钱，得了一个专利，专利就是科技成果。邓小平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就是说给了你一笔钱，你就应该能赚钱。现在技术创新的落地并不及时，就是说技术和商业资本的结合产生商业价值。如果大家这么认为，对科技成果的评判就不应该停留在专利及其以前。论文其实属于科学中的发现，发现一个恐龙化石，或者发现一个美国大陆，这种东西和创新没有关系，是人类几千年、几万年苦苦追寻的。所以我们在创新的定义上，特别是新闻媒体，总是有歧义，包括一些大学专家、学者，也有不同的解释。目前我们在中国谈创新，狭义理解就是技术创新和企业创新的主体，企业作为创新主体，就是为了挣钱，就是为了用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以科技创新为导向转变，就是中央说的两个根本的转变。如果说科学，那是另外一回事儿，是哥伦布发现美国大陆，是谁如果发现最新的元素、最新的纳米结构，最新的光子计算机信息，那跟眼前定义的创新没有关系。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一切创新我认为都是科技创新。离开了科技创新谈管理创新、别的创新，要不然是别有用心，要不然是企图用别的方法拯救国家而忽略科技。创新如果不集中在科学技术上，其实创新的意义不是很大。或者那种泛化地说创新，跟政治挑战和跟其他的挑战，本身，对经济学家没有太大的意义。科技已经是第一生产力了，创新当然本质上是科技的问题。从科学技术的角度上看科技创新，可以以信息化为例，以信息化为例是说国际化，其实在没有信息化以前的国际化和现代化都没有实现，就是由于Internet实现了国际化，现在有飞机、任何的物理空间，如果没有信息化就没有国际化。所以信息技术、信息科技，创新型城市的内涵，本质上都是跟信息结合。
接下来说绩效评估，我认为现在无论是中关村“1+6”政策，或是解放科技人员、列支科技经费可以，其实都回避了一个问题。比如，在深圳，没有国有性质的科研机构，中国的高校都是国有的，而中国的科研机构，凡是带科研的，一旦冠以国有的，必然是事业资产，如果是事业资产的话马上一个问题，就是非经营转经营。事业资产就是非经营资产，非经营资产就不能经营，现在中央已经要求对此进行改革，李克强副总理到中关村考察提出要知识资本化，知识可以作为股权可以入股了。但是具体落实有困难。假如您的思想入股值1个亿或者更多，但是一个亿作为思想既然可以经营，注册一个公司的话，全世界的风投都是要用实际资本投入的，在这种情况下谁跟您配股。我们在科技体制改革当中成立了风投公司，配我们自己的技术，所以我们在中关村最近上市了两三个公司，否则，国家任何一笔科研经费，“863”、“973”什么的，全是非经营性的，而产生的结果是经营的，怎么办？我们院现在在中关村搞股权激励，现在已经有八个公司，再往下投，出现问题了，因为我需要相当的风险投资和来自政府的种子资金，跟这些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技术来进行配股，没法配。没法配股的理由，北京国资委和中央国资委的国有控股企业是原则上不能作为第二股东和科技结合的，它要来就控股，理由是我是国资委，国资就是控股。我在北京的体会是，北京的高校科研院所需要部级以上的政府允许有一部分非经营的事业资产变成经营的。非经营转经营的问题如果解决不了，仅搞股权激励，科研经费允许列支等是不够的。美国的研究所绝大部分都允许非经营转经营，但是他们跟政府都是有契约的，政府每年投三分之一，非经营转经营三分之一，市场三分之一，而且是平衡的，这非常有意思。国家如果让我们院非经营转经营，我们会给北京市做出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