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宁宁：我一直关注着核电问题。后来军工重组的时候，我们曾写报告说明发展核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保持我国的核研究力量。实际上所有国家开发核电都有潜在的目的，而不仅仅是为了获取能源。把核能作为能源政策的一种选择，在科学上是有争议的，因为核废料处理问题没有解决。我国的水能资源丰富，还有很多没有开发。现在与其大规模开发核电，不如老老实实开发澜沧江的水能。为此当然需要外交部来协调和东盟国家的关系，但长期来看，可能在周边安全问题上更为有利。我们现在是该建的水电不建，使劲发展核电；而且是一个地方一个堆型，这样搞下去非出事故不可。日本核事故告诉我们，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上三代堆势在必行。这就需要在AP1000问题上有突破。上AP1000不是没有反对意见：美国都没干过，我们就干？美国给我们的也只是个概念设计，很多工程设计和设备制造问题并没有解决，要靠我们自己来科技攻关、自主创新。这当然是个史无前例的大事。因此必须举全国之力，不能只靠中核总与广核电。虽然他们各有各的长处。在运行方面广核电经验丰富，中核总的研究开发能力强。但二者之间的关系目前不太协调。既然要上三代堆，就必须集全国之力，而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各敲各的锣，各唱各的调。
上三代堆的问题在什么地方？我觉得中核总与广核电的利益矛盾不利于自主创新。这个问题是历史造成的。当时为了加快和法国的核能合作成立了广核电，广核电成立以后让它独立运行。中核总则坚持保持我们自己的研究力量，坚持上秦山的30万。我觉得两方面都有道理。没有自主开发能力，即使市场换来了技术也消化不了。事实上也不是法国主动给了我们技术。本来法国人说的是四套堆才转让技术，给我们的也只是安装图纸，但是在大亚湾建设过程中我们已经掌握了整个流程，消化了一部分法国人的技术，关键是从中核总抽调来的研究力量发挥了作用。所以我主张，要适当加强国防科工委的作用，来协调中核总与广核电的关系。我个人认为，在集中力量办大事问题上单纯靠市场是不灵的。大飞机项目我就心存疑虑。不是说我们没有能力，而是上海的总装厂能不能协调好与各个军工厂的关系。我们给波音、空客做部件、配套没有问题，给上海总装厂做部件、配套就可能有麻烦。在中国办大事，政府一定不能放弃领导责任，干预的方式可以选择。在大飞机问题上完全依靠商业模式可能会出大问题。此外，从处理事故角度讲，政企分离是不利的。日本核事故的例子很明显，企业不说实话你什么都不知道。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如何发挥领导作用，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学会。要么全靠计划，要么全靠市场，总是结合不好。98年军工改革时非要把核工业分成两部分。只好想办法分出了一个核建设总公司，安置了7万人的核勘探队伍，以核燃料总公司的名义保持了核工业队伍的完整性。否则核工业非出大问题不可。目前协调两大公司的利益关系是很困难的，在上AP1000的问题上，我认为必须由一个政府机构来协调。
原庆丹：各位专家、领导早上好！今天来参加这个论坛，我觉得论坛的主题都是这半年以来环保部在倡导和在抓的。日本核泄漏事件对我们的启示，我觉得，倒不仅仅是所谓无国界、核安全高于一切的问题。因为环境问题本来就无国界，核安全更应该是如此。应该说中国比核安全更急迫的事儿多得是。其实从环境污染对健康的损害来讲，远远比这个大得多，咱们人人都在受损害，但是核安全的事儿有时候被人为放大了。
我感觉启示应该是什么呢？环境问题或者核安全问题风险它就在那里，你管不管它，理它不理它，风险依旧存在。不管技术多高，不管多么先进、多么重视，环境的风险是永远存在那儿的。就像我们这么多年来引进了很多国外先进的企业、先进的产业，我们沾沾自喜，地方引进，我们环评都能过，为什么都能过？因为永远可以宣称是世界最先进的，但是一旦发生风险、发生事故，谁都没办法，这就是为什么国外把产业向我们转移的原因之一，因为风险他们承受不了。有NGO或者是社会都在监督他，因为他们信息是公开的，在中国，我们这方面是非常落后的。
日本的核泄漏事故和切尔诺贝利事故的不同，日本核能管理技术是很先进的，并不是说它不重视安全的问题，而是再怎么重视，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就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因此上升到咱们国家政策层面，核安全的重视是毋庸置疑的，谁都回避不了这个责任。但是更重要的，咱们经济界应该思考的，这几年重视环保，以环保部门或者是社会群体为主，真正环境问题的根源，我觉得是在于中国经济本身内在的问题。比如在国际经济分工当中不合理。如果我们的经济实力、经济地位不是现在这样一个制造型为主的国家，可能我们就不需要核能了，早就够了，何必发展核电呢？我们中国不停地生产，生产就要花费大量的能源，消耗大量的资源，产生大量的污染物，然后低价卖给美国，换成美元。我们把什么牺牲了呢？把我们人体的健康，把中国的资源环境牺牲了。如果这个分工格局不改变的话，我觉得什么风险以后都会出现。我们现在防的，很多都是末端的，我想经济学家能不能研究怎么能够增强经济内生发展的东西。这个事如果解决了，可能风险就大大降低了。
咱们今天的主题是绿色经济，在中国任何一个新的口号，都有很多人跟风，里面的内容大家都是各说各的。狭义的绿色经济是一个拼盘，把现在和环保、和绿色、和节能沾边的产业放到一起就是绿色经济了。我们研究绿色经济，它实际上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向绿色、低碳、节能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产业简单的绿色化的问题，这里需要大量的政策、机制的东西。所以这个题目特别大，我们把低碳、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等等，还有产业结构调整都放在这里。
中国现在处于这么一个阶段，我们不能停止发展来搞安全、环保，肯定是两个要同步，只不过有时候要看政治动向和社会动向来调整。但是大的趋势，只要我们经济的车轮还在以这么个速度转，其他的问题还得跟着走。环保部门有的时候很为难，就是在这儿。真正让经济合理地转起来，减少环境代价，还是要靠民主、法制和社会的力量，靠一个部门是干不了的。
林泽炎：我来自工商联研究室，要谈绿色经济，我既不是研究经济的，也没有对绿色经济作过什么研究，所以我没有资格说这个东西，但是夏老师说每次搞这个会议工商联都会来一个同志，因此，我就本着学习的态度来了。来后看到提供的参考材料，比如核电安全、生产安全和群体事件预防等，我都做过一点研究。1998年我在我的硕士和博士论文基础上还出版了中国第一本《人为事故预防学》专著。
就安全、风险等问题，我不想谈过多的东西。我只是有一个呼吁——研究安全、风险、绿色经济等，不仅仅要从经济学、政策的角度进行研究，更要从人的行为角度实施深入的研究。在我看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环保是探索人与环境的关系，群体性事件预防处置是探索人与人、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生产安全是讲人和生产环境的关系。实际上，不管是讲生产安全、环境保护，还是讲群体事件预防与处置，都与人有这样那样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不把生产安全、环境保护、社会维稳等经济社会活动中的人的思想、观念、行为、心理、习惯等发生、发展的规律搞清楚，怎么可能有效预防处置群体事件、确保生产安全、实施环境保护呢？比如，很多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就是由于行政不当和政策不合适才导致的。搞环保，说老实话很多环保的问题可能不是因为生产排污造成的，真正的污染大都来自面源污染，而不是工业污染，是我们洗衣服、洗澡用洗衣粉、肥皂，农业生产用农药、化肥等造成的污染。应该研究人的绿色行为、观念、习惯等，这才是最重要的。
而绿色行为的研究应该走什么路线呢？一般来说，有技术路线，有政策路线，也有市场路线，心理学、行为科学路线等。
丁宁宁：企业家只考虑环保是成本，只要是可承受的范围内不会反对增加这个东西。但是现在环保技术特别脆弱，包括咱们各个城市的污水处理厂，原来都是联合国援建的，有什么用，没有运行费，这算体制问题，有了运行费之后没有适当的技术管理。所以全国现在那么多的环保厂，包括重庆现在几个大环保厂的矛盾都在于管理，没有严格的管理就没法在现有技术下让它发挥作用。很多设备是坏的，而且没有人修，这个事情怪谁？
林泽炎：说到企业家行为，我举个例子，昨天上午我们请了几个企业家座谈，其中有个专门搞培训的企业家，他说每次培训都是几千人，并且每人收费都是几万元。如此火爆的培训，这些企业家到底听到了什么呢？那位老总说实际上就是一次对企业家灵魂的洗礼，要企业家一定要站在员工的角度看企业，要员工和企业共同成长、共同发展。这次我们在全国做中小企业的调查，发现企业家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想企业健康发展，就要关心员工，和员工达成共同利益体，和员工共同发展。所以不要把企业家“妖魔化”，实际上大部分企业家一直在寻求怎么样使企业发展的更好，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
李晓西：大家说得都很有道理，我自己感觉是这样，环保也好，绿色也好，肯定是综合的，绝对不是哪一点就能做成的。政府的管理体制肯定是特别重要的一块，我们自己搞的绿色发展指数，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政府的绿色行为。科技的作用非常重要，哪一个也不是单独能做成的，肯定是很重要的。
孙成永：感谢主办方的邀请。我也是来学习的，我长期驻外，回来一年半，主要是在科技部社会发展司负责气候变化工作。这次论坛题目是绿色经济，但给的参考内容又是核辐射和环保，讲起来确实是比较难。我想从科学技术进步促进绿色发展的角度谈谈。前面各位的介绍主要是围绕核辐射和环保，我简单的说一下个人的感受。
关于核辐射和核安全毕竟是一个事实，我个人感受有三点。
第一，不要怕，毕竟只是一个核事故，刚才环保部门的同志说了，环境污染天天有，但是确实反映了一个核安全的问题，反映影响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问题，对思考我们的政策和怎么做非常重要。
第二，核能的发展还是势在必行，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技术的掌握，具有长远重要的战略意义。从科技的角度，始终对核技术的研发和核安全的研发投入比较大。前一段时间，“两会”期间召开的“十一五”科技成就展，其中有一个第三代的核安全设备，确实搞得还是比较好的。所以从安全的角度，我们还是要继续加大投入。
第三，确实是协调的问题，这也是我国政府管理体制、机制上的问题，估计中央和国务院也在研究这些问题。
关于环保政策，我同意刚才几位的意见，我们现在实际上确实经济发展的非常快，当然我们的政策和公民意识都需要调整和提高。经济的快速发展造成了很多问题、矛盾，但是我在国外这么多年，我感觉就是中国政府在环保政策和环保政策的效果已经做的相当不错了。如果是比较起来，我们不仅经济发展的非常快，人民生活发展的非常快，但是我们还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还是在他们的初期阶段，所以有时候和国外的比较，需要考虑比较的基础。
下面我谈一下科技促进绿色发展的议题。现在世界确实处于发展、变革、调整当中，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演变加快，金融危机影响深远，经济结构加快调整，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深刻变革，科技创新、产业转型都在突破，新兴市场国家经济都在步入上升期。但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美国等发达国家推行绿色新政，把低碳技术和绿色能源作为引领新一轮增长的领头产业，抢占科技和产业竞争制高点，并试图通过制定更加严格的减排规则和设置贸易关税壁垒，主导全球经济新的游戏规则，提高发展中国家生产成本和市场进入门槛，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围绕应对气候变化，减排目标和约束机制的斗争更加激烈。对新兴市场国家而言，全球治理结构调整和制度变革既提供了增强话语权的战略机遇，也将面临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的巨大压力。虽然低碳技术和绿色能源现在面临着技术、成本、体制等诸多制约，尚不具备信息网络技术革命所显示的技术进步速率和强大的技术扩散效应，但一旦获得重大技术突破，并形成新的产业技术标准，就将成为主导新一轮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绿色发展是第一次在“十二五”规划里面作为一篇提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