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2经济学视角下的“民工荒”解读
4.3.2.1劳动合约中资方隐匿信息与隐匿行为的理论分析
如前所述，由于“粘性工资论”论主要用企业外部的市场价格来说明“民工荒”现象。因此，其立论的主要基础实际上是认为，价格能够成为满足劳动合约签约各方所需要信息的充足决定指标（sufficient statistic）。而这种思想又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斯密那里。
斯密（1896）曾指出，在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会自动的实现市场上产品供给与需求的均衡。而新古典经济学家哈耶克进一步发展了斯密对价格问题的认识。哈耶克（1945）在对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比较时则指出，“人们赖以作出计划的知识，在人们之间的各种传递方式，对于解释经济过程的任何理论来说，都是个关键问题。如何最好地利用在开始时分散于所有人之间的知识的问题，至少是经济政策或设计一个有效率的经济制度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哈耶克实际上提出了如何利用分散的信息进行生产组织协调的经济问题。他通过对锡及其替代品价格水平调整的例子说明了，价格是能够充分满足交易各方所需要信息的充足决定指标。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亚当，斯密和哈耶克所指的价格能够成为充分满足交易各方所需要信息的情形，实际上是基于两个重要的前提假设：一是完全竞争市场假设。即在完全竞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存在大量的买方和卖方，而所有的买方和卖方对市场的影响又是微不足道的，即交易的任何一方都不具备对市场价格操纵的力量。二是同质商品假设。即交易各方所交换的是一种同质的商品，或者说市场上同类商品之间是无差异的，是按照唯一的标准化模式生产出来的。
但是，值得提醒的是，这两个重要的前提假设往往与现实的情况不相符合：一方面，完全竞争市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既使是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同类商品之间完全无差异的情况几乎也是不存在的。因此，现实中，完全将价格作为交易各方沟通信息的工具是不合理的。现实的交易中，除了价格之外，交易各方还应当考虑产品质量、商标等其它能够传递交易信息的指标。
由此看来，价格并不能充分满足交易各方所需要的信息，交易各方还需要了解合约中更多的信息。
哈特（1982）指出了合约具有不完全性的特征。而阿罗（1985）指出了导致合约不完全性有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因素。从客观的因素来看，履行的技术难度，天气等是导致合约不完全性的重要成因；从主观的因素来看，交易各方人为的隐匿信息、隐匿行为的存在，是导致合约不完全性的重要成因。事实上，在哈特之前，科斯（1937）在对企业的基本性质进行分析时，已经重点阐述了主观因素对合约不完全性的影响。科斯指出：“购买劳务的情形比购买商品的情形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购买商品时，主要项目能够预先说明而其后决定的细节意义并不大。”科斯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他认为，“对于商品和劳务的供给者来说，通过几种方式中的哪一种来供给无关紧要，而对于买者来说并非如此。但是，买者并不知道供给者的几种方式中哪一种是他想要的。因此，对将来要提供的服务只是一般性的规定一下，具体的细节留待以后讨论。合约中只陈述了供给者提供商品或劳务的范围，合约中并没有体现要求供给者所做的细节，之后将由购买者决定。当资源的流向（在合约规定的范围内），变得以这种方式依赖于买方时，我命名为”企业“的那种关系便广泛出现。”科斯明确将劳动合约一方不愿意或者不能在事前揭露信息，作为对劳动合约不完全性成因的解释。但是，从科斯的分析来看，他又是首先将不愿意或者不能在事前揭露信息，即隐匿个人信息的一方，确认为劳方。在科斯看来，由于劳方在劳动合约签订时有可能隐匿个人信息，资方无法了解劳方的详细信息。因此，资方也就有必要在合约签订时隐匿企业的相关信息，即资方“对将来要提供的服务只是一般性的规定一下，具体的细节留待以后讨论。”
但是，我们发现科斯对劳动合约签订过程的这种分析又是过于“粗线条”的。事实上，劳动合约双方在合约签订过程中隐匿信息行为是与劳动力市场状况和企业的治理结构等诸多因素高度相关的。
首先，当劳动力市场的工作对劳动者的技能素质要求较低时，资方要求劳方提供的信息也就是相对简单的。因此，劳动者所能够隐匿信息的内容本身也就是很少的。而只有当劳动力市场的工作对劳动者的技能素质要求较高时，其要求劳方提供的信息才是相对复杂的，劳动者也才有可能就复杂信息中的部分内容进行隐匿。但是，我们又必须认识到，由于现实中资方掌握了劳动合约签订后企业的控制权，劳方在企业中处于一种被雇佣、被控制的地位。这就使劳方明确意识到，在劳动力市场上隐匿个人信息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些代价包括由于不能胜任工作而被资方开除、“白干”以及在劳动力市场上再就业的困难。而且，由于对劳方隐匿信息进行惩罚是由资方直接实施的，不需要企业之外的第三方参与。因此，资方对劳方隐匿信息进行惩罚是容易实施的。而出于对隐匿信息后遭受惩罚的顾虑，劳方在劳动合约签约过程中隐匿信息的动机也会大大减少。
而相对于资方而言，由于劳方并没有掌握劳动合约签订后企业的控制权，劳方也就不能直接对资方在劳动合约签订过程中隐匿信息的行为实施惩罚。劳方只能寻求企业之外的第三方如政府、法院来证实和惩罚资方隐匿信息的行为，而这又取决于一个社会法制的公正程度。因此，出于这种对隐匿信息成本和收益的考虑，资方在劳动合约签约过程中隐匿信息的动机也就远远的大于劳方。
总之，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明确两点：首先，由于理想化的劳动力市场的不存在，交易双方特别是劳方，不会仅仅以劳动力市场上的价格，作为满足交易所需要信息的充足决定指标。其次，劳动合约的不完全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易双方对隐匿信息收益与成本的权衡。由于资方对劳动合约签约后控制权的掌握，资方隐匿信息的行为本身是有价值的。而对于劳方而言，隐匿信息行为本身对其是不利的。资方在劳动合约签约过程中隐匿信息，一方面有助于保持其在劳动力市场的的买方地位，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其规避更多的在劳动合约实际履行过程中的义务。也就是说，揭露信息本身可能使信息失去价值，产生一种“信息上的基本悖论”。
以上分析仅仅是从理论逻辑上说明了资方在劳动合约签约过程中隐匿信息行为的存在，然而，我们的目的不是仅仅认识到资方这种行为的存在，而是应该认识到这种行为的后果或者说影响。为此，我们试图结合我国企业的劳资关系状况做进一步的论述。
4.3.2.2由资方隐匿信息导致的劳动力市场崩溃
证实资方在劳动合约签约过程中隐匿信息行为的存在，实际上也就需要揭示资方隐匿信息的过程。科斯曾指出由于合约交易各方在合约签约过程中隐匿信息行为的存在，将产生发现相关价格的成本。他认为“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活动最明显的成本就是发现相关价格的成本。随着出售这类信息的专业人员的出现，这种成本可能减少，但却不能消除。”这就说明，尽管在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中存在大量的农民工职业中介机构。但是，一方面，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职业中介机构本身也无法完全了解到企业的真实信息；另一方面，出于盈利的目的，职业中介机构也可能隐匿而不向农民工提供完全真实的有关企业的信息。同样，对于政府和其它社会组织而言，也可能由于同样的原因，而无法向农民工提供有关企业完全真实的信息。因此，在劳动力市场上缺乏一个能够有效的揭示资方隐匿信息组织的情况下，资方所隐匿的信息也就只能通过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合约的实际履约状况予以揭示。从前文对我国企业劳动合约的实际履约状况来看，我国企业的劳资关系总体“紧张化”明显，劳资纠纷呈总体增长态势。同时，从我国企业劳资冲突产生的具体原因来看，以资方损害劳方利益为主。因此，我国劳动合约的实际履行状况也就反映了资方在劳动合约隐匿信息和隐匿行为的存在。也即科斯所说的资方“留待以后讨论的具体细节。”然而，资方隐匿信息和隐匿行为主要有怎样的影响呢？
信息经济学认为，隐匿信息是一个无论是在市场上还是组织中都存在的问题，由于某交易方无法观察到的私人信息会导致许多交易被排挤出市场或者组织之外。阿克洛夫（1980）曾经用二手车市场的“柠檬效应”来说明隐匿信息的危害性。他指出由于旧车的卖主对汽车质量信息的隐匿，使买主无法区分旧车的好坏。而正是因为买主无法做出这种区分，好车与坏车（“柠檬车”）以同样的价格被出售。从而使在这个价格水平上，好的旧车的车主没有动机出售他的汽车，而“柠檬车”的车主却有很强的动机出售他的汽车。结果是，在旧车市场上买到“柠檬车”的概率变大。长此以往，旧车市场也因“柠檬车”的充斥而无法存在。同样，正是因为劳动合约中资方隐匿信息行为的实际存在，它使农民工意识到资方有可能在下一轮的劳动合约签约过程中侵害其利益。这就使得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签约行为更趋理性，也更趋谨慎。即考虑到签约后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农民工并不敢轻易与资方“下单”签约。而这也就导致了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劳动力供给行为的实际收敛。因此，尽管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数量供过于求的情况。但由于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供给行为的实际收敛，最终也使得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的供求失衡，“民工荒”现象得以出现。因此，我们可以将“民工荒”解释为，是一种由于资方在劳动合约签约过程中隐匿信息和隐匿行为的存在所导致的劳动力市场暂时“崩溃”的表现。
Aclhian，Demeszt（1972）在反思Coase（1937）对企业性质的认识时也曾经指出，“一般认为，企业的特征是通过命令权威或约束行动解决问题的权利，这是一般市场所不具备的。这是错觉。企业并不拥有其所有的投入品。它没有发号施令的权力，没有权威，没有约束性的行动，这和任何两个人之间的一般市场合同完全一样。如果你没有履行我们之间的交换协议，我只能通过终止未来业务关系或通过法庭寻求赔偿来惩罚你。”但是，Aclhian，Demeszt（1972）又认为，“这就是一个雇主所能够做的全部事情。”然而，我国劳动力市场上“民工荒”的事实说明了，作为雇员的农民工也能做雇主所能够做的全部事情。即雇员也能通过终止未来业务关系来惩罚雇主。而雇员这样做的最终结果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劳动力市场的崩溃。
4.3.2.3由劳资关系状况决定的地区劳动力市场结构失衡
有学者指出“民工荒”是一种我国地区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失衡问题。具体而言，是指农民工从我国的珠三角地区向长三角地区转移流动而造成的珠三角地区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供给不足问题。这一分析对我们的启示是，“民工荒”现象的出现是农民工基于对劳动力市场上所反映的企业各项信息指标综合权衡后的结果。事实上，我国的农民工外出务工也遵循经济学的一般规律：即农民工是根据劳动力市场上所反馈的企业信息来决定其外出务工行为的。
我国的农民工在对劳动力市场上企业信息的反馈上也经历了一个认识上的变迁过程：改革之初，由于我国的劳动力市场还处于形成阶段，农民工外出务工选择工作并没有太多的经验可言。同时，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企业的劳资关系也是相对平和的。这些都使得我国的第一代农民工外出务工选择工作时，主要关注的是劳动力市场的价格。此时，价格也就成为了满足当时劳动合约交易各方所需要信息的充足决定指标（sufficient statistic）。
然而，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合约的实际履行状况使农民工外出务工选择工作逐渐趋于理性。这种理性表现在，农民工外出务工选择工作已经开始综合评价外出务工的收益与成本；农民工除了对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关注外，更多的关注的是易被企业资方所隐匿的其它一些信息，这些信息包括企业办理养老、工伤保险的状况、按时发放工资情况、工作的劳动强度、工作对身体的危害性、人身财产的安全等等。而这些信息本身又是劳资双方合约的重要内容。如前文所述，由于资方在劳动合约签订过程中对信息的隐匿，以上劳资双方合约的重要内容只有通过劳动合约的实际履行情况才能真实的反映出来，也就是说，企业的劳资关系状况集中揭示了资方在劳动合约签订过程中对信息的隐匿。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企业的劳资关系状况也就既成为了劳动力市场上综合反映企业信息的指标，也成为了决定劳动力流动的充足决定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