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份文件题为《大西洋战场》，主要分析了欧洲、非洲和大西洋地区的军事形势，提出1942年的主要目标是英美军队占领整个非洲沿岸和从达喀尔到土耳其边界的地中海东部海岸。第二份文件题为《太平洋战场》，谈到了1942年为恢复盟国在太平洋上的控制权所应采取的各项举措。第三份文件题为《在1943年进行的战役》，宣布英美军队将在这一年夏季在德国占领区内最适宜的地方登陆以解放欧洲。这是英国在“先欧后亚”战略方针指导下的具体作战行动的设想，清楚地反映了丘吉尔对“先欧后亚”战略方针的理解，即第一步的行动重点是北非和地中海，同时设法控制太平洋局势；第二步行动的重点是欧洲大陆。
因为忙于对付太平洋的危急局势，美国方面对会议的准备不如英国充分。12月20日，陆军部长史汀生向罗斯福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该备忘录把所有战区划分为两部分。主要战区——北大西洋战区，其中也包括西欧战区；其他战区——太平洋战区、西非战区、中东战区和近东战区。关于西非战区，备忘录说：该战区在两个方面对美国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是它能确保与埃及、波斯湾、远东地区的空中和海上交通线；二是它能防止德国人占领达喀尔，因为他们依靠达喀尔将会封锁通往南大西洋的海路和威胁美洲大陆。这个备忘录是美国方面对“先欧后亚”战略方针的理解。但是，美国没有提出具体战略行动计划。
12月22日黄昏，丘吉尔从弗吉尼亚的汉普顿锚地飞抵华盛顿，被接至白宫下榻。当晚，罗斯福与丘吉尔举行会谈，“一致同意打败德国应比对日作战更重要”。在双方三军参谋长的正式会议上，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上将和哈罗德·Ｒ.斯塔克海军上将代表美国重申“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1)在1941年2月美英参谋部会谈中，曾一致同意德国是轴心国的首要成员，因而大西洋和欧洲战场被认为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战争。(2)自2月以来已发生了许多事情，但尽管日本参加了战场，我们的观点仍旧认为德国依然是胜利的关键。只要德国被打败，意大利的崩溃和日本的失败就必然会接踵而来”。
美国的“先欧后亚”立场打消了英国的顾虑。会议的主要议题由丘吉尔担心的应否实施欧洲第一上转到了如何实施欧洲第一问题上，双方按照这个战略方针开始讨论制定共同的战略行动计划。
12月23日下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丘吉尔提出了向北爱尔兰和冰岛部署美军的“磁铁”计划，和英美盟军进攻西北非的“体育家”计划。罗斯福对前者表示赞同，对后者则建议交给参谋人员讨论后再定。但是，美国军方却反对“体育家”计划，马歇尔列举了许多后勤方面的问题，并担心法国维希政府会反抗，那样将使这一行动变得非常危险。一旦初战失利，将对英国人的士气产生很坏的影响。因此，反对实施“体育家”计划。马歇尔的得力助手莱利斯·麦克奈尔中将甚至要求战争计划处的约瑟夫·史迪威将军准备65条理由来说明不应执行“体育家”计划，以防止按英国方案而无谓消耗军事力量。但是，由于美国会前准备不充分，没有一套具体战略行动方案，所以阿卡迪亚会议只讨论和制定了共同的总作战计划，没有决定在1942年实施北非登陆作战，只是“责成比弗布鲁克和霍普金斯搜罗船只，并在尽早的可能日期研究‘超级体育家’计划”。
阿卡迪亚会议根据“先欧后亚”战略方针，制定并通过了盟军联合战略计划，其基本原则是形成和紧缩对德国统治下领土的包围圈。这个包围圈的范围大体上是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到黑海，经过安纳托尼亚，再同地中海北岸和欧洲大陆的西海岸连接起来。主要目标就是加强这个包围圈，把缺口堵起来，办法是支撑俄罗斯战场，武装和支援土耳其，增强它们在中东的力量，以及占领整个北非的海岸，以防德国突然进攻波斯湾和西非海岸或其他地区。
阿卡迪亚会议通过的这个战略计划，是英国从前关于“在轴心国周围形成一个巨大的防御圈比进攻行动更为重要”的战略思想的具体化，而这次会议又为美国所赞同。它表明美英两国在军事行动上开始协调起来。
在联盟作战中，仅有统一的战略方针和战略计划是不够的，还不能保证作战行动的胜利。阿卡迪亚会议完成的另一重大事情就是，解决了联盟作战的统一指挥问题。1941年12月25日下午，马歇尔指出：“我深深感到最重要的事情是指挥统一问题。……我认为必须由一个人来统率整个战区——包括海、陆、空三方面。我们不能单靠合作来用兵。人的缺点就是这样严重。他往往特别不愿意把自己的军队划出一部分交给别人去指挥。如果我们现在制定一个统一指挥的计划。我们的麻烦十有八九就会解决了。”马歇尔建议，美、英、荷、澳四国在西南太平洋地区建立一个统一指挥机构，丘吉尔初时坚决反对，称太平洋地区的盟军过于分散，不可能由1个人进行有效的指挥。
罗斯福首先赞同这一建议，为征得丘吉尔的同意和支持，他力荐英国上将阿奇博尔德·韦维尔担任从孟加拉湾到澳大利亚的ABＣＤ战区最高司令官，统一指挥在这一战区作战的美、英、荷、澳四国军队。邱吉尔立即改变主意，欣然表示同意。
统一指挥原则的确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联盟作战的重要措施。随着战争的发展，盟军在各战区都任命了最高指挥官，有力地协调了各盟国军队的作战行动，保证了联盟作战的胜利。
阿卡迪亚会议还决定设立一个盟军最高行政机构，负责指挥各战区的作战。12月29日，出席阿卡迪亚会议的美英三军参谋长向罗斯福提交了一份指挥系统大纲，建议现存的盟国各战区作战指挥机构：“A、不论最高指挥官作出何种建议，他都要电告伦敦和华盛顿两地的三军参谋长委员会。B、伦敦的三军参谋长委员会要马上发电给驻华盛顿的英国代表团，表明他们是否将用电报提出意见。”
美英三军参谋长的这份大纲，并未提出设立专设的联合统帅机构。罗斯福认为，联盟作战需要有一个联合作战指挥机构，于是在这份大纲上批示：“建议为此目的在华盛顿成立一个专设机构。A、3位美国代表、3位英国代表；B、为磋商和咨询起见，增加1位澳大利亚代表、1位新西兰代表和1位荷兰代表；据此建议，上述机构应按下列方式行使职权：A、不论最高指挥官作出何种建议，他都要电告上述设在华盛顿的委员会；B、在华盛顿的委员会要马上电告伦敦，征求他们的建议和意见。”这个机构后来定名为联合参谋长会议，它在美英两国首脑监督下，指导盟军的作战，“以2个民族从未有过的谅解和效率发挥着作用”。
如果说，统一指挥原则保证了各战区的联盟作战顺利进行，那么这个机构的设立则保证了盟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整个战场的胜利作战。难怪“丘吉尔和马歇尔两人都认为这个决定是阿卡迪亚会议最有价值和最有持久意义的结果”。
此外，阿卡迪亚会议还决定成立军人分配部和战时生产部等美英联合机构。
阿卡迪亚会议于1942年1月14日结束，这次会议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和美国正式参战的形势下召开的。在几个战场并存的情况下，会议统一了美英两国关于“欧洲第一”和“德国第一”的思想，坚持和完善了“先欧后亚”战略方针。两国首脑从反法西斯斗争的全局出发，求同存异，密切配合，进一步巩固了美英联盟。会议决定设置的军事机构和采取的其他措施，为盟军的密切协同和反法西斯战争中转败为胜提供了重要保障。
《大西洋宪章》发表后，受到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的欢迎和赞同。在《大西洋宪章》的基本原则鼓舞下，世界反法西斯力量逐渐积聚起来。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则直接促使国际反法西斯联盟最后形成。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日宣战。德意日为协调一致行动，1941年12月11日签定对美英共同作战的协定，承担在无相互全面谅解的条件下不得与美英停战或媾和的义务，同时德意宣布对美英开战。美英被迫分别对德意和日本宣战。接着，轴心国集团的其他成员国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对美宣战。而澳大利亚、荷兰、加拿大、新西兰、南非联盟、哥斯达黎加、古巴、尼加拉瓜、巴拿马、萨尔瓦多、“自由法国”民族委员会和波兰政府向日本宣战。中国则向德意日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达到了最大规模。全世界遭受法西斯侵略及其威胁的国家和人民强烈要求组建强大的国际联盟，共同抗击法西斯。
面对新的战争形势，罗斯福考虑将所有同德意日进行战争的国家组成一个大同盟，通力合作，打败法西斯。1941年12月24日，他向丘吉尔就成立一个大同盟交换了意见。丘吉尔早在大西洋会议上就建议成立一个“有效的国际组织，使一切国家与民族获得安居乐业的手段”，只是由于当时美国尚未直接参战，罗斯福不肯答应，只同意“建立一个更广泛和更持久的普遍安全体系”代替“国际组织”。这次，罗斯福提出成立一个国际组织，丘吉尔欣然表示同意。他说：就这个问题“在原则上、在感情上以及确实在文字上，我们是完全一致的”。
大同盟的成立宣言草案是罗斯福拟定的，最初叫《协约国家宣言》。后来为有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协约国集团，罗斯福从拜伦《蔡尔德·哈罗德游记》一诗中，借用了“联合国”一词，称之为《联合国家宣言》。12月25日，宣言草案正式提出，送交有关国家讨论。内容如下：
“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加拿大自治领、澳大利亚联邦、新西兰自治领、南非联邦、比利时、中国、捷克斯洛伐克、希腊、卢森堡、荷兰、挪威、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南斯拉夫等国政府，赞同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和大不列颠首相于1941年8月14日所发布的称为《大西洋宪章》的联合宣言里面所载的宗旨和原则的共同纲领，深信所有这些政府取得彻底的全球性胜利，不但在各自的国内，而且在全世界，对保卫和维护生命、自由和独立以及人类自由、正义和社会保障的正当潜力，都是不可缺少的；他们现在进行的斗争就是共同保卫一切地方的人类尊严，以抗击力图征服全世界的凶恶和野蛮的力量，兹宣布：
(1)每个政府保证动用它的全部资源，以抗击轴心国的侵略力量，而且继续动用这种资源直到最终击败这种力量。
(2)每个政府应向参加本《宣言》的其他政府保证在作战行动和资源使用方面进行完全合作，以对付共同的敌人。
(3)每个政府保证对共同的敌人或其中任何一个敌人继续作战，而不同他们单独媾和。
凡愿意加入本《宣言》的其他各国政府均特此准予加入之。”
草案文本拟出后，美国、英国、苏联三国进行了磋商研究，提出了各自的修改意见。罗斯福认为，应在“前言”中加进“宗教自由”，由于《大西洋宪章》没有写进“宗教自由”，他曾受到国内舆论的责难。这次他一定要把它写进宣言中。他担心苏联不会同意他的修改意见，遂约见苏联驻美大使李维诺夫，解释之所以要用“宗教”这个词，是因为这已经用在他时常向世人宣示的“四大自由”里面了。他说传统的杰斐逊的宗教自由原则是有着非常广泛的民主含义的，其中连不信仰宗教的自由也包括在内——它给个人以崇拜自己所选择的上帝的权利或不信奉上帝的权利。李维诺夫已把草案文本通电给莫斯科，听完罗斯福的意见。李维诺夫将罗斯福的意见转给斯大林。不料，事情并没有像罗斯福想得那样棘手。苏联从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局出发，把美国的更改意见“当作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接受了”。
苏联政府鉴于自己没有参加对日本的战争，而且还同日本保持着和平关系，不能在一份明确写有保证共同打败轴心国的文件上签字，所以建议修改宣言的一些用词，用“战胜希特勒主义的斗争”来代替战胜轴心国的字眼。苏联方面解释道：在他们国内，“希特勒主义”包括“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美英两国理解苏联政府保持苏日和平关系的政策，接受苏联的意见，对宣言做了较大修改，将原来文本上的第1条：“每个政府保证动用它的全部资源，以抗击轴心国的侵略力量，而且继续动用这种资源直到最终击败这种力量”修改为：“每一政府各自保证对与各该政府作战的三国同盟国成员及其仆从者使用其全部资源，不论军事的或经济的。”删去了原文本中的第2条，把最后一段增改为：“现在或可能将在战胜希特勒主义的斗争中给予物资上援助和贡献的其他国家得加入上述宣言。”这种巧妙而灵活的修改，既照顾到了当时苏日之间的特殊关系，又没有损害反法西斯同盟纲领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