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他进入台湾《工商时报》工作——记者是他渴望已久的梦想。他十分珍视这个机会，所以他兴致高昂，全力以赴。第一天出去采访，他8点就出门，骑着摩托车，一天就拜访了8个单位，除了中午在路边摊位吃碗面，压根没有休息。他不喜欢穿雨衣，他的衣服干了湿湿了干，采访对象见此惊诧不已，纷纷说：“没见过这么认真的记者。”
凭着这股奋斗劲儿，不到两年时间，他便成长为报社的高级记者。
1986年10月，台湾宣布开放“党禁”和“报禁”；第二年5月，台湾宣布外汇管制开放，每个人一年可以汇出500万美元。他意识到，财经、商业的巨变即将从资金的流动开始，用月刊诠释这种变动已经不够，商业周刊的时代到来了。当年6月底，他下决心创办台湾《商业周刊》，一共筹集了1200万新台币资金。
像所有的创业一样，初期的感觉苦不堪言，每天都是工作、工作、工作，他经常清晨提着早点回家，吃了才睡觉。可一年下来，所有投资赔光，只好增资。
第二次增资很容易，所有人都看到团队的努力，股东们都继续增资。他拿到了第二个1200万新台币。增资的同时他认为，之前失败最大的原因是编辑部缺乏有能力的好手，他自己训练的新记者没办法提供足够精彩的内容，于是他招兵买马，组成强大的团队。可事与愿违，周刊质量和内容并没有提升，内部团结反而成了问题——几个副总编互不买账，明争暗斗，过多的精力花费在业务之外；由于缺乏人才保护机制，创刊时加入的菜鸟记者在攒够经验值之后，陆续被其他媒体挖走。
一年过去，第二个1200万又亏光了。第三次增资，他和他的团队学乖了，决定加一倍增资，以免一下子又赔光了。但大部分股东都决定放弃，他只好引入新股东！谁愿意投资，都举双手欢迎。
这时候杂志已经很难留住员工，老人走光了，新人进入马上发现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团队，很快就离开。虽然他非常拼命，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以上，但第三年底，2400万新台币又告罄。这是《商业周刊》的最低谷。再度增资是必然的，但无疑是难度极大。
极度绝望之时，他把反思的目光投到自己身上。过去遇到困难，他觉得要用增资以改变营运结果。现在增资无门，一定要用别的方法才能自救，改变是《商业周刊》的唯一出路。
这时候他偶然遇到台湾“中国生产力中心”负责人石宣博士，聊天时石博士说：“什么是笨？就是老用同样的方法做事，却期待会有不同的结果。”
一语惊醒梦中人。过去4年，他经营《商业周刊》失败，正是对这句话的注解，每次他都积极地从外在因素找原因，或者消极地认为状况不可改变，必须要尽快增资，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解决，这时他蓦然发现最有问题的是自己。
他开始闭门思过，决心自我改变，不能再期待投资，要立即从内部改善找答案。他决定彻底瘦身、彻底检视所有成果，把开支降到最低，最好立即能收支平衡，不能的话也要让亏损降低，勒紧裤腰带生存。
至于他自己，检讨的地方就更多了，管理能力、领导能力、专业能力等等，没有一项够格，每一项都得重新学习。他尝试快速改变，改变的速度抵不上营运的快速沉没。市场上不断传言《商业周刊》随时可能倒闭，广告客户不断反悔临时抽退，销售人员每天辟谣都来不及。
态度转变之后的他，决定正面应对。他要求业务人员面对客户坦诚《商业周刊》的困难，但也要同时告诉他们：“我们已经存活了五年，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撑下去，决不放弃。”
终于，在他的率领下，他的团队“紧密配合，真诚服务”，打动了新老客户。而随着《一九九五闰八月》的出版畅销，他的公司终于走出了困境。这本《商业周刊》出版的书，4个月内卖了30万册，赚了近3000万新台币。
借助这本畅销书的东风，《商业周刊》发展迅猛起来。紧接着，他融资成功，城邦出版公司新鲜出炉——这是由3家小出版社合并而成的，后来陆续创立了20多家出版社，成为台湾第一大出版集团。
而他就是该集团创始人、现任CEO——何飞鹏。现在，他为大陆《第一财经周刊》等媒体撰写专栏，是风行大陆职场畅销书《自慢》系列的作者，享誉海内外出版界。从一个报社的小记者，到台湾出版业的龙头老大，一路风光，一路坎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