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HINE BANK BUZY STILL
撰文|王鹏（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政治学博士，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
导读／INTRODUCTION
在当今中国公众眼中，Made in Germany（德国制造）本身就是一块金字招牌。如果说在世界市场上，走大众路线的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以其价格低廉、营销灵活而称霸中低端市场，那么“高端冷艳”的德国产品则无疑长年雄踞制造业顶端。前者薄利多销，以量取胜；后者虽贵，然物有所值，亦能长盛不衰。
历史缘起
HISTORICAL ORIGIN
何止今日，话说一百多年前，中国也有一位既有名又多金的“德粉”（德国产品青睐者），那就是权倾朝野的洋务派领袖李鸿章。1870年，初掌北洋并由此登上中国外交舞台的李中堂，耳闻心系正在万里之外打响的普法战争。在色当要塞，普鲁士军以120门克虏伯重炮顷刻间将法兰西第二帝国埋葬在硝烟与瓦砾之中。由此，克虏伯家族一战成名。第二年，这位东方的仰慕者便迫不及待地奏请朝廷，一次性购炮328门，以实海防。
真是命运弄人。不到三十年光景，李中堂一生功业都随北洋舰队一并沉没，其重金购置的克虏伯大炮也无声地朽坏在炮台之上。但德国产品与中国的因缘并未从此终结。至于德国本身，虽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几度浮沉，却又一次次重新崛起。甚至在最近一次全球金融危机后，踏实稳重、专注实业的德国“莱茵模式”相对于过度倚重金融资本的美英“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疲软不振的欧盟其他成员更是大放异彩，引得学界众说纷纭。
而作为这个国家百年制造业的一个缩影，克虏伯家族与德意志一样命途多舛。在老威廉的第二帝国如日中天、繁华褪尽之后，等待它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的耻辱：“恩主”德皇被逐，工厂被拆，工人起义，厂主被抓并被判为战犯，鲁尔区干脆整个被法国人占领。家仇国恨让克虏伯家族的下一代长大后一头扎进纳粹的怀抱，如歌德笔下的浮士德般，不仅用毕生才智为魔鬼制造杀人的枪炮，更直接血腥役使数十万犹太人和各国战俘做奴隶工。战后虽被清算，可受益于“冷战红利”，克虏伯家族又被西方重新扶植起来，奇迹般东山再起。可惜好景不长，到1967年这家重新站立的巨人竟然因为沉重债务而被绊倒，从此脱离克虏伯家族而被股份化改造。但是，如果您认为克虏伯的传奇书写到此就画上了句号，那就大错特错了。经过并购改组，如今它又化身为蒂森克虏伯集团（ThyssenKrupp），仍然凭借其不断推陈出新的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和专利技术而执全球一流钢铁企业之牛耳。
一家企业三落三起，一个国家几度枯荣，却都能一再复兴、重生，这其中不变的是什么？下面就让我们带着“中国问题意识”，结合历史数据与业界、学界的评述来一探究竟吧。
今日辉煌
PRESENT GLORY
二战后，联邦德国经济迅速崛起。按照卡尔·哈达权威著作《20世纪德国经济史》的说法，在“黄金的20世纪50年代”德国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7.6%，远高于同期的美英法意等国。其中二、三产业加速发展，产值比重逐年提高。战后的民主化改革根除了德国体制中的军国主义残留，同时又继承、保留了许多有益的传统价值与制度，使之转向民生建设，为大众谋福利。因此，不少经济观察家都将目光投向了德国战前战后某些一以贯之的国家战略和制度传统，并以此来解读“德国模式”。
李工真教授在其著作《德意志道路》中爬梳了德国两百年现代化的艰难历程。而从经济发展的视角来说，“德意志道路”也可以被视为一条技术立国、制造兴国的道路，而从内部支撑这一道路的是一种“工匠精神”-对技术近乎宗教般的狂热远大于对利润的追逐。因此，奉行这种精神的企业主，本身在自我定位上就并不单纯是一个商人，更是一个矢志要以技术改变世界的工程师。他们并非不关心金钱，只是把技术、工作本身置于利润之上。纵观全球经济，在20世纪最后的十多年中，网络、金融等新兴产业异军突起，而曾经被各国视为立国之本、“现代化”重中之重的传统工业、制造业却被斥为落伍的“夕阳产业”，似乎注定要被淘汰进历史的垃圾堆。然而，与很多国家“反工业化”、“后现代化”的做法相反，时至今日德国工业仍在国民经济中占到四分之一强。对此，有学者评论，这些企业留在德国专心致志地从事其本专业的工作，而不像很多英美公司那样更热衷于通过上市、融资等方面扩大规模，然后在海外另寻人工成本低廉的国家转移生产，以获得更大的利润。从主观意愿上，“工程师精神”似乎能够部分地解释德国企业家的行为，但我们更关心的是，在客观条件上是否也存在一些制约的因素使德国企业主更倾向于留在人工昂贵的本土而不“见利思迁”呢？对此，也有研究者从国民教育和劳动力素质的角度给出答案。
作为一个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德国只能依靠人的创造性劳动来实现发展，因此在战略层面，国家在扶持科技研发、资助基础教育时不计血本，仅科研一项，每年的投入都在700亿欧元以上。高科技在德国经济生产中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每10个就业人员中就有一个在高科技领域工作。无论欧盟还是其他国家，都无法在这个比例上与德国相较。而在民间层面，大众意识也是如此。有不少组织机构对德国年轻人进行职业愿景方面的问询和调查，最受他们尊重的是工程师。按照这一说法，很多在国内被网民讥为“程序猿”、“工程虱”、“搬砖码农”的工科生，应该会无比向往德国吧。
人才是分层次的，一个大国不仅需要高端的大科学家、大工程师，也（甚至更）需要千千万万有理想、懂技术的工人。因此，独具德国特色的双轨制职业教育也进入业界学界视野，正是它为国家源源不断地输送高素质的劳动力。在德国没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一说，缺乏足够意愿读大学的高中生可以在职业技术学院获得专业的培训，然后自信地走向市场，凭借过硬的实际操作技能和工作经验证明自己的价值。而从企业家的角度看，如此大批量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在德国以外，在人力成本低下的欠发达国家能找到吗？所以还得留在德国。
有战略、有人才，当然很好，可如何保障这一切？德国之声（Deutsche Welle）曾发文指出，“社会福利市场经济”是德国经济成功的关键。该制度的创立者还是“铁血首相”俾斯麦。一百多年来，该制度不断完善，但宗旨不变。它不仅保护了普通劳动者的权益，也有效地使工会更倾向于以“新合作主义精神”与雇主采取伙伴式合作而非对抗。所以，相对其他西方国家，德国工人的罢工率、失业率都很低。英国对此就艳羡不已，《经济学人》引OECD数据说，德国5.4%的失业率仅为欧洲均值的一半。
这些企业留在德国专心致志地从事其本专业的工作，而不像很多英美公司那样更热衷于通过上市、融资等方面扩大规模，然后在海外另寻人工成本低廉的国家转移生产，以获得更大的利润。
此外，也有论者从金融体系、融资方式、银行贷款制度、德国人的“国民性”与金钱观等角度解释德国制造业的繁荣。
总结全文，以上业者、学者们的观点都有其可取之处，而笔者则补充强调一点，即国家战略层面下各种相关制度的配合非常重要。徒有顶层设计，没有细化的游戏规则和政策去推行，难见成效；配套制度彼此间符合“短板原理”——有一处缺失，则其他部门的努力效果将大打折扣。譬如我们国家也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兴国，在高校、科研院所的投入逐年增加，但是高科技转化为工业产品，光有专家、设计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大量的掌握相当技术的熟练工人，而这正是我们现在所缺乏的。东南沿海地区制造业产业升级后出现的“蓝领荒”，以及最近教育部推动的本科改回大专，都是明证。须知，国家战略永远是一个体系、一套组合拳，它需要五脏六腑一应俱全才能发挥作用。所以说，政治家、改革家也得沾一点作坊里的工匠精神：哪儿短就得补哪儿；差一块板，这桶您都箍不成。
德国制造再创辉煌，我们乐观其成；中国制造何日崛起，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