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上高中时，母亲患上了慢性偏头疼，她说是压力过大所致。有时头疼得厉害，她不得不躺在床上，但晚上她还是照旧穿着睡袍来到我房间，手上攥着一包冰块，陪我学习。
我顺利地通过了高中毕业考试，我们激动得又哭又笑。毕业前两天，我向父母提及了基督教神学院，我说我想去那所学院读书，可又怕进不去。
妈妈说：“申请我们镇里那所神学院吧，你还可以住家里，我仍能和你一起学习。”
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紧紧地拥抱了她。
毕业后的一星期，妈妈的头疼得更厉害了，如刀割一般。但即使疼得再严重，她也不表现出来。那天晚上，她以为是偏头疼又发作，就上床休息了。
父亲努力想把她唤醒，她却完全失去了知觉。
几小时后，一位穿白大褂的医生对我们说母亲是动脉瘤恶化，出现了大出血。我们已经无法挽回她的生命，两天后母亲便去世了。
我几乎难以承受失去母亲的巨大悲痛。接连几个星期，我整夜在地板上踱来踱去，时而哭泣，时而发愣。没有了母亲，我的未来将会怎样？她是我的双眼，我的生命，是我最知心的人。我是否还要去神学院呢？一想到未来的一切都要靠我自己，一种莫名的恐惧袭上心头。但是，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坚定了要走好下一步的信念，为了我的母亲。
我把第一学期的教材和大纲带回了家。坐在小书桌前，我颤抖着双手打开历史课本，开始读第一课。突然，我看了一眼母亲常坐的那把椅子，上面空空的，但我的心却十分踏实。
母亲的祝福时刻伴随着我，我能感觉到她就在我左右，并能感受到她对我的信任。
在大学毕业典礼发言时，我讲道：“我在神学院的求学生涯中，得到过许多人的帮助，使我得以顺利地读完大学。对我给予帮助和鼓励最大的人此刻正在天堂遥望着我，我要对她说：‘感谢您，妈妈！是您对上帝和对我的信任，才使我能有今天的成就，您将永远在我的心中。’
（佚名）
母亲的手
人间的真情和爱恋，往往是在我们亲身体验之后方能真正的了’
解和感知。
十几岁的孩子与母亲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里，他的世界由母亲监控着。当然，几乎每个人都曾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这是无法避免的困惑。
如今，我也处于这样的监控地位，女儿十几岁时，我便开始用另一种眼光去看待我的母亲。有时，我甚至期望时间停滞，让母亲停止衰老，不再让她无休止地唠叨。
我们在餐桌旁坐着，阳光照射进来，射在地板上形成马赛克图案。女儿安娜坐在我母亲身边。
“瑞克什么时候到？”母亲问起了我丈夫。
“我也不知道，妈妈，”我耐心地答道，“反正他会来这儿吃饭。”
我叹口气，站了起来。在短短的几分钟里，她已经问了不止10次。
母亲和女儿在玩强手棋，我则忙于做沙拉。
“不要放洋葱，”妈妈说，“你知道，你爸爸最讨厌洋葱了。”
“知道了，妈妈。”我回答着，随手又将洋葱放回冰箱。
我洗好了一个胡萝卜，准备把它切成小块。我用力切着，一片萝卜掉到了地上。
“千万别往沙拉里放洋葱，”她提醒我道，“你知道你爸爸最讨厌洋葱了。”
这一次，我没有吭声。
我只是流着泪不停地切着，剁着。要是我能把这些年流逝的时光一扫而光该多好，那将抚平岁月在母亲脸上和手上留下的印记。
母亲一直都特别美，现在也是。事实上，母亲基本没什么变化，只是有些健忘。我试图劝慰自己，这不是问题，如果她精力能集中，就不会这样唠叨了，她并没其他毛病。
我把黄瓜根切下，用它在黄瓜上摩擦以消除苦味。白色汁液从侧面渗出来。如果一切痛苦和不快都能这么简单地消除，那岂不是太好了？切掉，然后摩擦。这个小窍门是从母亲那儿学来的，除此之外，我还学到了好多事情：做饭、缝纫、约会、微笑和思考。我学会了怎样成长，也学会了一些处理感情问题的艺术。
我知道，只要有母亲在身旁，就没什么令我恐惧的。
那为什么我现在感觉恐惧呢？
我端详着母亲的手。她的指甲不那么红了，但却涂成了淡淡的粉色，那颜色淡得几乎看不清。此时，我发觉自己不仅仅是在看这双手，而是在感觉和品味这双曾塑造我青春的手。不知多少次，这双手为我盛来午餐；也不知多少次，这双手为我拭去脸上的泪水。正是这双手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给我信心。
我转身把黄瓜扔进碗里的那一刹那，心不禁一颤，我的手已成了母亲的那样。
这双手曾为别人做了无数顿饭，曾在女儿上学的第一天，握住她那受惊的手，为她拭去脸上的泪水。
我舒畅多了。我能感觉到母亲向我道晚安时的热吻，当她检查窗予是否关严时，会站在门口再给我一个飞吻。后来，我也成了母亲，并用同样的手也给安娜同样的飞吻。
窗外一切如故，婆娑的树影如迷宫一般。
终究有一天我的女儿会站在这儿，而我则会在母亲的座位上休息。到那时我还会记得既为人母又为儿女的感觉吗？我也会一个问题问无数次吗？
我走过去，坐在母亲和女儿中间。
“瑞克在哪儿呢？”母亲问道，并把自己的手挨着我的手放在桌子上。我们之间的距离与我儿时相比要小得多，几乎可以说是没有距离的。
那一刻我知道她想起来了。她自言自语了一会儿，但终究还是想起来了。
“他会来的。”我笑着答道。
母亲也冲我笑了，那凝结着笑容脸，像女儿的一样可爱。
然后，她耸了耸肩，掷起了骰子。
（佚名）
我管定了
养成了乐于助人的习惯，在生活中你会更受欢迎，也会得到别人更多的帮助和配合。
当我在俄亥俄州、哥伦比亚当音乐台主持人时，回家的路上我常常到大学医院或格兰医院去。我会沿着长廊走到不同人的病房，为他们读圣经且和他们说话。那是一种让我忘记自身问题的方法，也表示了我对上帝赐给我健康的感激。对我拜访的人而言，那有很大的作用，有一次它甚至救了我的命。
我在主持节目时非常好议论。在一次评论中得罪了一位主办人，因：勾他带了一群不属于某特别团体原组成人员的表演艺人到城里来表演。揭发了这件事后，他竟叫人来找我算账！
有一天夜里，我刚结束在夜总会中的主持工作，在凌晨两点回到家。正在打开门时，有个男人从我房子的后方走来，问：“你是雷斯·布朗吗？”
我说：“是的，先生。”
他说：“我必须跟你谈谈。有人叫我来这儿，教训你一下。”
“我？为什么？”我问。
他说：“是这样的。有位主办人对你所说的到城里来的那个团体不是真的那个团体，让他损失不少钱，感到很恼火。”
“你会对我做什么吗？”我问。
他说：“不。”
我没问他为什么，因为我不要让他改变他的心意！我只是很高兴！
他继续说：“我的母亲住在格兰医院时曾写信给我，说有一天你走进去坐在她身旁，跟她说话，并且读圣经给她听，她印象很深刻。那天早上你这位音乐台主持人不认识她，却走进来为她做这些事。我在俄亥俄监狱时，她写信给我，把你所做的事告诉我。我很感动，一直想来见你。当我听到有人想要揍你时，我说我管定了这档事，然后叫他们离你远一点。”
（佚名）
快乐是可以共享的
人生的旅途是在别人的扶持下走完的。当一个人对生活中的某一问题无力解决时，我们如果能够伸出热情的双手，无疑会给对方以极大的力量和信心。
当我还是个少年的时候，父亲曾带着我排队买票看马戏。排了老半天，终于在我们和售票口之间只隔着一个家庭。这个家庭让我印象深刻：他们有八个在12岁之下的小孩。
他们穿着便宜的衣服，看来虽然没有什么钱，但全身干干净净的，举止很乖巧。排队时，他们两个两个成一排，手牵手跟在父母的身后。他们很兴奋地叽叽喳喳谈论着小丑、大象，今晚必是这些孩子们生活中最快乐的时刻了。
他们的父母神气地站在一排人的最前端，这个母亲挽着父亲的手，看着她的丈夫，好像在说：“你真像个佩着光荣勋章的骑士。”而沐浴在骄傲中的他也微笑着，凝视着他的妻子，好像在回答：“没错，我就是你说的那个样子。”
卖票女郎问这个父亲，他要多少张票？他神气地回答：“请给我8张小孩的两张大人的，我带全家看马戏。”
售票员开出了价格。
这人的妻子扭过头，把脸垂得低低的。这个父亲的嘴唇颤抖了，他倾身向前，问：“你刚刚说是多少钱？”售票员又报了一次价格。
这人的钱显然不够。
但他怎能转身告诉那八个兴致勃勃的小孩，他没有足够的钱带他们看马戏？
我的父亲目睹了一切。他悄悄地把手伸进口袋，把一张20元的钞票拉出来，让它掉在地上（事实上，我们一点儿也不富有！），他又蹲下来，捡起钞票，拍拍那人的肩膀，说：“对不起，先生，这是你口袋里掉出来的！”
这人当然知道原因。他并没有乞求任何人伸出援手，但深深地感激有人在他绝望、心碎、困窘的时刻帮了忙。他直视着我父亲的眼睛，用双手握住我父亲的手，把那张20元的钞票紧紧压在中间，他的嘴唇发抖着，泪水忽然滑落他的脸颊，答道：“谢谢，谢谢您，先生，这对我和我的家庭意义重大。”父亲和我回头跳上我们的车回家，那晚我并没有进去看马戏，但我们也没有徒劳而返。
（佚名）
我叫解放军
受人救助后，知恩图报，这是优良道德的表现。一个懂得感谢的人才会乐于助人。
“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这是人们对雷锋乐于助人优良品质的褒扬。从1961年开始，雷锋经常应邀去外地做报告，他出差的机会多了，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就多了。
一次，雷锋外出在沈阳站换车的时候，一出检票口，发现一群人围看一个背着小孩的中年妇女，原来这位妇女从山东去吉林看丈夫，车票和钱丢了。
雷锋用自己的津贴费买了一张去吉林的火车票塞到大嫂手里。大嫂含着眼泪说：“大兄弟，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单位的？”雷锋笑着说：“我叫解放军，就住在中国。”
五月的一天，雷锋冒雨要去沈阳。他为了赶早车，早晨五点多就起来，带了几个馒头就披上雨衣上路了。路上，看见一位妇女背着一个小孩，手里还领着一个小女孩也正艰难地向车站走去。雷锋脱下身上的雨衣披在大嫂身上，又抱起小女孩陪他们一起来到车站。上车后，雷锋见小女孩冷得发颤，又把自己的贴身线衣脱下来给她穿上，雷锋估计她早上也没吃饭，就把自己带的馒头给她们吃。火车到了沈阳，天还在下雨，雷锋又一直把她们送到家里。那位妇女感激地说：“同志，我可怎么感谢你呀！”雷锋笑着说：“不用谢，解放军同志都会这样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