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我们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发展挑战。”这两段话明确地提示出，我们应当站在全球的高度来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现实背景。
一 、影响我国社会建设的全球化因素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成就，但也正如郑功成先生提到，我国在发展中也曾出现了诸多失衡，如：重经济发展与GDP增长而轻社会发展；重鼓励部分人先富起来而轻共同富裕；重招商资而轻劳工权益保护；重城市发展而轻乡村发展等等。 这些其实都需要我们从全球化的角度才能得出更确切的答案。这里，笔者将首先集中于分析全球化影响我国社会建设的内在机理。
1、全球化加强了对效率的要求
在关于全球化的发展研究中，有一个关键问题往往受到忽视：今天已成现实的全球化是否是全球化初始时唯一可供选择的逻辑？
从理论上看，全球化逻辑的非唯一性是显然的，只要假设条件的不同，便会可能有全球化全然不同的路径。而从事实来看，由于每一个区域发展出的不同文化体系，都有一个对于世界的不同解释和想象，这就必然导致区域内部不同的结构方式，并以此为基础来容纳不断扩大的地理视野。西欧文明是如此，东亚文明、南亚文明等亦是如此。误认为只有一个逻辑其实是西方体系今天已占支配地位所造成的一种假象。比如，前近代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体系就是一个有自己独特逻辑且发展得比较完备的“世界体系”，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只不过由于东亚中央王朝的实际影响力有限，使华夷秩序作为世界体系是想象多于事实而已。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今天已成现实的全球化只是西方体系占优的结果。这种占优实质是效率占优。它摧毁了一切前现代的组织方式，并摧毁了当时存在的其他可能的全球化模式。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 并且，就是我们现在似乎已成常识的“国家”，之所以产生并成为国际交往的基本单位，根本原因也在于效率。正如Barry Buzan和Richard Little在《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中写道：“现代国家创造了比城邦国家或城市联盟所能创造的更有效的经济环境。……同时，现代国家能够利用经济上的成功成为国际体系中最强大的政治行为体，因为在对抗性的战争中现代国家表现出比农业帝国更强大的实力。” 难怪梁启超当年感慨：“今则国族相接相排之时代。”
既然效率成为了全球化模式优劣判定的标准，国家本身也是效率竞争的结果，因此，全球化内在地要求一国加强其效率。由此，全球范围内国家间的不平等问题和落后国家内部的效率与公平等问题就成了我们这个时代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问题。
进一步分析，虽然各国都面临效率压力，但在国际上的相对地位不同，感受到来自于效率的压力也会不同。因为效率实质上只是一个相对概念，存在于纵向、横向的相互比较之中，高效率者和低效率者相互给与对方的压力自然大不一样。尤其是对于落后者，由于越落后的国家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可能越没有地位，利益越有可能被相对剥夺，就越有可能更加落后，效率将处于刚性约束的地位。因而，相对落后者可能不得不将效率问题始终置于国家发展的首位 。这样，效率与公平问题将会在发展中国家显得更为突出，这对我国在较长一个时期内必然是一个重大挑战。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全球化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使国家的效率追求又出现了许多新特点。这主要体现在：其一，产业结构调整加速。先进国家一方面加快向落后国家输出落后产业，一方面竞相发展高科技产业。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在高科技发展中也不甘落后。这样，发展高科技成了当今追求效率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领域。其二，伴随着资本流动自由化的发展，提升了资本相对于劳动的地位。资本如果在本国受到“不平等”对待，现在它可以轻而易举地转移到国外。甚至连美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都非常注意对外资的引进。各国对外资的重视，加剧了世界范围内强资本、弱劳动格局。第三，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动力来自于跨国公司，这就使得全球化进程中全球经济效率的提高主要来自于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而发展中国家和中小企业在竞争中明显处于不利地位。民族国家如何有效地监管跨国公司的活动，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也是一个重大问题。因此，如何处理发展高科技产业与发展一般产业的关系、如何在引进资本中加强对其监管并同时注意保护劳动者权益等问题，都对于我国构成了非常现实的挑战。
2、全球化加剧了价值观的碰撞
价值观念是一国民族文化中最深层次的因素，关系到人的基本认同与情感取舍。全球化是一多维度、多层次的立体作用过程，各国不仅在经济上相互交融、政治上相互作用，文化上也发生着经常性的交流和碰撞。欧美先进国家在经济和政治军事上的强势，造就了其在文化上的优越地位。正如亨廷顿所描述的那样：“文明之间断断续续的或有限的多方向的碰撞，让位于西方对所有其他文明持续的、不可抗拒的和单方向的冲击。”
学习西方要学到什么程度？哪些该学？哪些该弃？这在各国曾引起极大波澜。我国陈独秀曾认为：“欧洲输入之文化与吾华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礼教为非，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新旧之间决无调和两存之余地。” 陈序经甚至提出了全盘西化的主张，谓：“今后中国文化的出路，唯有努力去跑彻底西化的途径。” 但颇有反讽意味的是，曾走在学习西方前列的梁启超在一战后却转而申言：西方世界“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去超拔它哩”。 印度的情况也与此相似。在基督教徒随着殖民者大量进入印度后，甘地回忆道：“基督教传教士每每站在中等学校的角落里，侮辱印度教徒和他们所崇奉的神，我忍受不了。”他听说一个有名的印度教徒改宗基督教后，不得不吃牛肉、穿西服，诋毁自己祖先的宗教、习俗和国家，“所有这一切都使我厌恶基督教。”
由于西方文化在近代挟其战胜者姿态的方式进入落后地区，西方的生产生活方式、政治军事制度与思想价值观念又往往打包销售，伴随落后者从多有盲目排斥到向其学习的转变，本地文化与西方模式的关系就不仅成为影响国家民族间关系的重要因素，也逐渐成为影响落后地区内部的重大因素，许多地区甚至导致了国内战争。战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区纷纷独立，对待西方文化、尤其是作为其内核的价值观念的态度理性得多，各文化间的相互交流吸取也发展很快，但文化与价值理念的碰撞是否就风平浪静了呢？
就举最近的事例。2006年，我国经济学界就发生过一场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否应继续在大学讲台上占据主导地位的争论。争论一方的主将刘国光指出：“当前理论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削弱和边缘化的状况令人堪忧。”当然，刘国光也肯定西方经济学颇有借鉴之处。争论的实质问题其实是，“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经济研究工作和经济决策工作中都有渗透。”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因此，这个事例突出地表明了在思想领域内的观念对抗。
可以肯定的是，暗含着西方价值体系优越的普世文明观至今并未得到证实，但也不能说它已被彻底证伪。西方传媒在语言控制上的优势，使西方价值观的传播不是比以前更少、而是更多地冲击着非西方世界。亨廷顿注意到，1993年，全世界最受关注的100部影片中就有88部是美国片，两家美国组织和两家欧洲组织控制了全球范围的新闻收集和新闻传播 。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更为展现不同价值观提供了新的平台，各种价值观在超越国界进行传播和交流的同时，也使得各种差异和矛盾得到了广泛的显露。西方基于物质财富丰富基础上的消费主义行为模式也对广大落后地区以巨大影响。
冷战结束后，价值冲突又有了一些新特点，突出地表现在：第一，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虽已不占主导地位，但仍很重要。同时，先前多少被掩盖的民族矛盾、民族价值观的冲突则更加凸现出来。第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尤其是经济机构的跨国界活动，使得各种价值观的传播与它的主体活动相结合，对一国价值观念可能会形成更大冲击。具体到中国而言，随着外国机构开始大量进入中国，比如各种商业机构、金融机构、教育机构、传媒机构等，这就使得其他国家的价值观念在中国有了现实代表，为其参与中国事务、影响中国立法等提供了条件。这无疑会大大加强它的影响力。第三，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不法手段，使价值冲突可能会采取极端形式。全球范围内的恐怖主义、我国边境地区存在“三种势力”等，已经对我国的安全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也对我国和谐社会构建形成了新的重大威胁。
3、全球化使国际关系更加复杂化
“在古代和中世纪，因受种种客观条件所限，相互交往和联系既松弛，又不经常，多局限于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当时只是一种地区性的国际关系格局，还未构成全球性的国际关系。” 但随着国际互动能力的加强，17世纪以来国际交往的范围逐渐全球化了。一个几乎不存在争论的论断是，这个过程的实质就是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在全球范围的扩展。
近世以来国际关系的复杂化大致可从这几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从空间的角度。资本力量驱动的国际交往地理范围的扩展，使得国家战略考虑的对象由域内延伸到域外，一些大国必须从全球范围内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比如，英、法对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准备就不得不受远在万里之外的克里米亚战争的影响，美、英二战中对于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就不得不制定“先欧后亚”的全球战略。二是从时间的角度。在16世纪，绕地球半圈要花费1年或16个多月的时间，在1812年要用5个月时间，1912年为一个月，而现在则不到1天 ，交通的快速化，促使国际事务决策必须快速化，这也使得国际交往成为更复杂的技术。第三，从交往主体的角度。不仅民族国家数量大大增加，而且非政府国际组织也得到了极大发展，国际交往主体空前多元化。第四，从问题领域的角度。由于全球化与现代化并行，因此，在全球化时代国际交往的问题领域也要广泛复杂得多，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宗教的、军事的、民族的、意识形态的问题相互交织，现代的与前现代的问题相互矛盾，核力的威胁、生态的挑战、风险的全球扩散等全新的问题不断地考验着人类智慧。处在这样的复杂环境中，要实现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发展”的重大任务无疑是一件极具挑战性的事情。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全球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当今，国际关系又面临一些新的重大挑战，必然对我国的社会建设有重大影响。
第一、人口问题、粮食问题、环境问题、资源问题等原本属于国内的问题，需要全人类共同面对。比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变得严重的臭氧层变薄和全球变暖，对人体和气候已经产生了较大影响，要想限制其继续发展就需要对全球经济进行重大调整。在过去一个世纪，人类消耗了煤2650亿吨、石油1420亿吨、铝716亿吨、铜418亿吨、铁380亿吨 。发达国家纷纷把污染严重的产业转移到不发达国家，而美国作为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竟然拒绝签署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京都议定书》。如何处理上述问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之间、甚至发展中国家之间分歧甚大。因此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就面临着转换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压力。
第二、传统安全问题仍然存在的同时，非传统安全问题开始凸现。比如，恐怖主义袭击、跨国疫情传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跨国犯罪等，这些问题甚至已经发展到影响到国家战略的程度。911事件就是一个典型。这些问题的处理，需要国际上广泛合作，如果稍有不慎，非传统安全问题就会转化成传统安全问题，甚而可能引起军事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