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不仅有经济上的原因，更有政治上的原因。主要的原因在于全球化加大了发展中国家对效率追求的压力，从而使我们一时难以改变长期以来对东部倾斜的区域政策。效率的刚性约束，这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不得不在较长时期内面临的宿命。有此大背景，要根本改变中国的区域政策而来解决中国西部农村的区域性贫困问题就无异于杀鸡取卵，而继续实际上仍是东部地区优先发展的战略又只会使东西部差距拉大、西部农村的相对贫困加深。这种两难困境可以解释并预见我国西部农村贫困问题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另外，也正是因为发展的相对落后与先天条件的不足，也就决定了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同等发展可能需要付出更大代价，更加剧了资本与劳动、经济与环境发展的失衡可能，这也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何中西部作为我国资源富集区同时往往也是生态环境遭受破坏最严重的地区，以及在中西部的资源开发地又往往成为严重劳资纠纷的温床地。看来，全球化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来说确实是一把双刃剑，确是引起我国经济发展多方面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政治建设面临的挑战
把握我国政治建设面临的挑战，也必须运用全球化视角。道理很简单，因为正是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的利益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开放也就是与世界加强联系的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党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展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公民政治参与有序扩大，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深入落实，全社会法制观念进一步增强，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新成效，基层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显著增强。但同时，也如十七大指出：我们还存在“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要建立起有利于促进科学发展的体制和机制还任重道远”的问题，这些都离不开进一步深化改革。小平同志讲到：“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体制是社会的上层建筑部分，它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并随着经济的相应发展而应做出相应调整。所以，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也必须与人民群众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我国经济建设融入全球化进程加快，正是在这段时期，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的阶层结构和利益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社会分层主要以出生和政治身份为标准，形成了工人、农民、干部和知识分子四大阶层。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后，我国的分层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仅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两个最重要的社会群体均发生了巨大变化，分化出许多不同的阶层和利益群体，还产生了许多新兴社会阶层。比如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正是由于阶层的明显分化，甚至使得原有的阶层划分已不太适用。比如陆学艺就主要从职业的角度把当今中国社会分成十大社会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市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阶层 。刘欣则根据再分配权力、寻租能力和市场能力三个方面，将中国社会分为：有技术的权力精英；无技术的权力精英；国有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和经理；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低级专业技术人员；职员办事人员；自雇者；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等阶层 。
马克思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在各种利益中，经济利益又是最主要的，政治活动“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权利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 我国的改革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的全方位改革，也是一场深刻的利益调整，社会结构分化和阶层变动也必然伴随着利益要求的相应变动。
中国共产党是始终代表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也对于如何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做了制度安排，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关于如何跳出政权更替的历史周期律就提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人民民主制度建设取得了新的重大成就，党的领导作用不断加强，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也不断在实践中落实。实践证明，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自己的特色，是我国人民实现当家治国权利的根本保障，基本原则必须坚持。进入新世纪，面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动，江泽民同志又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个重要目的也是要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中不断加强对新发展的人民利益的包容和协调。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西方一些国家亡我、乱我之心不死，往往借其在经济优势和霸权地位，企图在中国推行西方特殊的“民主”政治和相应的价值观念，干扰我国的政治建设进程，不能不值得我们警惕。“八九动乱”无疑就给我们上了生动一课，“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开动了全部宣传机器进行煽动，给中国国内所谓的民主派、所谓的反对派，实际上是中华民族的败类以很多的鼓励和方便，因此才形成了当时那样混乱的局面。” 因此，在受到经济全球化影响下我国社会结构变动的新的时代背景中，如何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有效抵御来自西方的各种可能干涉，就成为了全球化时代我国政治建设的一个重大挑战。
再就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而论，一方面，我们要结合中国国情借鉴其他国家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但另一方面，改革开放过程中一些通过非法途径和不正当手段聚敛社会财富的现象也与全球化相关。比如一些外资企业偷税漏税，国际贩毒集团等犯罪团伙的犯罪活动等。这些不正常现象，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如何加强惩治，加强国际间惩办犯罪的合作，也成为我们必须始终注意的一大问题。同时，由于我国与其他国家经济交往越来越密切，“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也需要按国际惯例和国与国之间约定的规则办事。这些都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这也提出了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加快制定规范与各国经济交往的各种法律的重大问题。
此外，基于我国经济社会出现的若干弊病，中国共产党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我党进一步提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良好国际环境。”也就是说，实践科学发展观也必须站在全球的高度，善于抓住国际上存在的各种机会，并应对其挑战。但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发展新理念，绝不能停留在理念层面，它必须落实到强有力的组织体系和制度安排上来。就目前来看，建立有利于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体制和机制问题也恰是我国体制改革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重要课题，由此产生的令一个问题是，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和机制，也当是当前我国政治建设的一个深层次的重大课题。
（三）文化建设面临的挑战
十七大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同样取得了巨大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良好思想道德风尚进一步弘扬。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文化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明显提高、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适应人民需要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同样面临着重大挑战。
当前，文化建设面临的挑战可能主要在于：
第一、信仰建设面临的挑战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地位，是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内容，是我国立国、建国的思想基础。在全球化日益发展、西方对我“西化”图谋仍未放弃、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矛盾仍很复杂的情况下，高举旗帜，宏扬主旋律，就显得更加必要。对于当前人们的信仰状况，有学者曾进行过专门调研，调查表明，20世纪80年代出生人群的超自然信仰较高，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对星座、算命、宗教等领域感兴趣 。这部分源自此人群对宗教和神灵等未知世界的好奇，但更主要原因可能来自过于注重现实所引起的精神追求的空虚和迷茫。一些西方大国往往借文化交流之名，行文化渗透之实，青年又是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重点对象， 争夺青年一代斗争将异常激烈。一些研究者也指出：“社会主义的历史终结了”、“马克思主义过时了”、“ 毛泽东有错误”、“ 邓小平没有理论”等新旧滥调一再泛起，在西方优越生活水平和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背景下，这些论调极容易产生迷惑性。俄国学者B·A·利西奇金和JI·A·谢列平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中写道：“对人们攻心以及对社会意识施加影响的若干手段之运用，……不仅可以操纵个体意识，而且可以操纵整个民族的意识。” 至少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不能不为我们警惕。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做到既吸取西方的先进文化，“洋为中用”，又善加甑别，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们必须始终注意的一大问题。
第二、价值规范和道德建设面临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也使我国的价值规范和道德建设面临重大挑战，当前比较突出的问题主要有：
其一、如何应对网络化的发展。网络化发展是信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而言它是一种开放的超越国家的公用信息平台，文化间的碰撞在网上非常激烈。尤其是，当前网络文化具有个性化、自由化、匿名化等特点，容易促成缺乏社会监督的参与者的活动变成完全的私人化行为，助长公众活动的非道德化，从而对公众的价值观产生不良影响。在当前，不同程度的网络犯罪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突出现象。
其二、关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利益的关系问题。经济全球化很可能易使广大公众尤其是青少年产生一种错误认识，认为既然全球一体，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就没有必要进一步强化国家观念和爱国主义教育。个别人甚至以危害祖国为荣、以热爱祖国为耻，出卖国家机密，或者丧失国家认同，给国家利益带来严重损害。
其三、西方价值观念的取舍问题。西方价值观念精华与糟粕互现，如它的积极进取、追求平等、重视个性等，就值得借鉴学习，但也有自私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消极因素。问题在于，正如第一部分所讲，西方的生产生活方式与思想价值观念往往打包销售，好与坏不易区分和分割，甚至还有可能将错误观念当作先进观念加以接受。因此， 如何坚持集体主义价值观，树立社会的共同理想，寻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结合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制止个人主义的膨胀，营造和谐文化，也成为当前价值观教育建设的重大问题。
第三、文化创新面临的挑战
江泽民同志指出：“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是一个政党在思想精神上的一面旗帜。” 由此，他提出了“文化创新”这一概念。当前，我国文化创新面临的问题主要有：如何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的创新；如何作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如何创作更多反映人民主体地位和现实生活、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精神文化产品；如何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营造有利于出精品、出人才、出效益的环境；如何发展文化产业，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培育文化产业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者，繁荣文化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如何运用高新技术创新文化生产方式，加快构建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等。这些问题都显非能一蹴而就，但对我国文化创新体系的建设都至关重要，非常紧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