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草纲目》是一部汇编作品，其中有很多并不是原书抄录的，修改了古人的一些不严谨的观点。比如南星与虎掌本来是同一种药物，过去却被误认为两种药物；葳蕤和女萎本是两种药物，结果却被认为是一种，这些都在《本草纲目》中得到校正。除了这样的修正之外，本书还载叙了大量宝贵的医学资料，除去大量附方、验方及治验病案外，还包括一些有用的医学史料，兼有史书的价值。
§§§第2章 百家讲坛——从孝文化读懂中国传统
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源于诸子百家，历代都有损益变化，但孝道的思想和传统始终统领着几千年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并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优秀青少年。中华民族文化之所以经久不衰，成为古代世界文明延续至今的唯一一种，其根本原因也在于孝道文化本身。
中华民族是一个崇高孝道的民族
传家有道唯存厚，处世无奇但率真。
——郭沫若
提到中华文化，我们习惯用“源远流长”来形容。得益于汉字数千年来的传承和缓慢的演变，我们的文化也被很好地保存下来，今天任何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学生都可以阅读几百年前的小说，一千年前的诗词，甚至几千年前的历史。也正是由于这种得天独厚的文化传承之基础，古往今来的思想中最被认同的部分也保留了下来，今天我们提到国学的时候，首先想到的经典文献和人物就是那些经过无数次筛选和淘汰之后留下来的代表。
四川郭沫若故居的门口挂着“传家有道唯存厚，处世无奇但率真”的对联，从这副对联中我们就可以知道郭家的家风和对家族成员的要求。“家学”是中华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家训、家书、治家格言和府第正门的匾额对联中都会不同程度地体现中国人的普世观点。中华文化以“家”为主体，可以说家对中华文化的传承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很多珍贵的史实在家谱里得以记载留传，很多精湛的手艺靠家庭代代相传，很多思想和学问在家族的传承中发扬光大。
如果青少年朋友要问中国文学的核心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一本最简单、最具普世价值的读物——《三字经》中寻找答案。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
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
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
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
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识某文。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
长幼序，友与朋，君则义，臣则忠。
从《三字经》的开头部分就可以看出，这本书注重讲述美德的重要性，认为在孩童时期，端正态度比掌握知识更重要。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首先都要从父母师长那里学习孝悌、礼仪，其次才是儒学思想、生活。
《三字经》自问世至今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哪怕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中国人依然用这本不到两千字的小册子来教育孩子，可以说其思想已经融入我们的民族气质当中。而其中最重要的思想，就是如何在家庭中接受父母长辈的训导。另一本蒙学读物《弟子规》更是详细地说明了如何应答父母的提问，如何请安问好，等等，如“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家庭礼仪教育是中国孩子成长中最重要的一课。家庭，既是社会的细胞，又是文化传承最初开始的地方。从家庭到家族、到国家、到天下，都是以“家”为纽带，要求中华儿女做到安身立命、构建社会、管理国家、治理天下，这一观念世代传承。
家庭是以血缘为基本的，父子关系是整个家庭中最核心的部分，从家庭伦理延伸出来的各种人际伦理，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伦理的基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五伦”。“父慈子孝”是对父子关系的一个精辟的总结和期望，孝成为一切伦理的基础。
传统的中国士大夫希望自己“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个人的自我完善也关乎着天下的太平。中国人推崇“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文人，因为他们的人格和志向都已经达到了寻常人所向往的最高境界。而这样的人最起码是一个孝子。
在主流历史观和道德观中，一个人的能力高低并不是决定其人档次高低的标准，只有在孝顺的基础上，才有谈论品行的意义。正所谓“不孝其亲，不如禽兽”。
“没家教”对青少年来说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责骂，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社会对家庭教育中孝道思想培养的重视。我们可以从《弟子规》、《礼记·曲记》、《颜氏家训·教子》等古书中，通过细微的“礼”教育，达到“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的效果。
青少年必读的《孝经》里有“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一句，它将孝道分成三个阶段，幼年时期承欢膝下，侍奉双亲；中年为国尽忠，为民众服务；到了老年，反省自己的人格道德，尽量不留缺欠和遗憾，这便是立身。这个过程点出了人一生的存在价值，也说明一个人无论怎样发展都离不开“孝”这个主题。读书也好，成家也好，都是为了实现“孝道”。孝，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识，也是我们认识传统文化，发扬传统文化的基础。
对联：对联，又称楹联或对子，是写在纸、布上或刻在竹子、木头上的对偶语句。对联通常言简意深，对仗工整，平仄协调，是一字一音的中文语言的独特艺术形式。对联相传起于五代后蜀主孟昶，春节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会在门口贴上对联，以庆祝新的一年开始，这个时候用的对联也叫做“春联”。
儒家：孝是培养健康心的养料
人之行，莫大于孝。
——《孝经》
提到儒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孔子和《论语》，但儒家在历史上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世世代代文人武将们秉承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理念积极入世、治国经邦的行动中。儒家能够成为中华民族思想的主流，有很多的原因，但它能够被人们所接受、传承，最主要还在于它对人情人世的认可，对生死鬼神等的现实态度。
中国人喜欢将“家”和“国”并提。生于末世儒门的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既没有团体，又没有个人，所有的是什么呢？仅有的就是家庭”。中国人看重家庭生活，依靠伦理组织社会，消除了个人与团体的对立，因此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伦理就是从自己出发，“推己及人”，从自己推广到他人的一层层关系；第一层是自己，然后是父母子女，然后是兄弟姐妹，然后是宗族邻里，最远才是国家天下，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礼记》里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是这个次序。
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
“事父”与“事君”就体现了齐家与治国的分别。在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人们总是习惯于说中国是一个人治而非法治的社会，而这一人治正是通过伦理推行的，而伦理即是人情。
这种伦理道德在行为规范上的表现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礼”。而从根本的地方做起，就应以孝悌为开端。
亚圣孟子有言：“于此有人焉，入则孝，出则悌。”也就是说“入则事亲孝，出则敬长悌”。
悌是顺的意思，就是说只有懂得并且做到了孝顺，才能明白做人的道理。朱子的《弟子规》成为后世启蒙教育的重要读本，它开篇即说明：“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将孝悌放在首位，践行好孝悌之后，再讲究信、爱、仁，有了剩余的时间和精力再去“学文”。这种顺序成为千百来的中国人的成长指南，可以说儒门后生的第一课，就是孝悌。
孔子说：“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以孝悌为本的生活，仿佛是先把自己化成一团和气，然后把家庭化成一团和气，再把社会、国家、世界化成一团和气。《孝经》也被列为儒家十三经之一，其中有言，“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成为这样的人，或者是和这样的人一起生活，必然能过着美好、静谧而沉稳的生活。这也正是传统的中国人所向往的一团和气的生活。
伦理从孝悌这一点化出，织结成网，横向纳整个社会于内，纵观则贯穿人的一生。孔子认为武王、周公能够继承先人之志，继续先人未完成的事业，这正是孝的最高境界，治国平天下乃是修身齐家的发展和升华，而不是否定。
“口十心思，思父思母思社稷；寸身言谢，谢天谢地谢恩君。”人之心中所思，必先父母而后天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若无最初的那一点光亮，又怎会有熊熊腾起染红天际的燎原之势呢？儒家为社会所构建的伦理脉络，粗细各异，但始终以孝悌为本。
然而，自从鲁迅先生将封建社会规则总结为“吃人的礼教”之后，儒家倡导的一切价值观一度遭到质疑，人们不免认为，儒家所提倡的孝道，有“装”的成分，也有对子女自身幸福、追求和创造力的压抑与毁灭。
儒学占统治地位之后礼教开始产生，并在宋明“存天理，灭人欲”的时期达到巅峰。儒学是生活之学，源于心，源于生活。礼有一些外在的固定套数，但仍以仁心为根本，而仁心本身并不是一个僵化的东西。柔韧者至刚，只因在面对外在变化的时候，它能够随之做出反应，“仁”即如此。而教却是单一而僵化的。儒家的生活原本极活泼而有趣味，但是经过几千年的传承，由于社会应用的问题，只剩一个僵死的形式——礼教。
《儒林外史》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王玉辉的三女儿死了丈夫准备自尽殉节。她的公婆惊得泪如雨下，劝她：“自古蝼蚁尚且贪生，你怎么讲出这样话来？”但是她的父亲王玉辉却道：“亲家，我仔细想来，我这小女要殉节的真切，倒也由着他行罢。自古‘心去意难留’。”又对女儿说：“我儿，你既如此，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拦阻你？”妻子骂他，他反道：“这样事你们是不晓得的。”女儿绝食的八日里，他依旧看书写字，等候消息。女儿死后，他大笑：死得好，死得好！几日后去西湖散心，“见船上一个少年穿白的妇人，他又想起女儿，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出来”。
王玉辉就是一个典型的被礼教思想毒害的人，他的行为如此不近人情，却认为自己做得对，然而，孝悌的根本是生命中灵活的、自然的一种心情，而不是形式。
在《二十四孝》的故事中，我们看到很多自残、自毁以养父母的故事，这就已经“走火入魔”到用外在形式来证明内在心情的地步了。不得不说，后来提炼升华出来的“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中对孝子烈女的各种要求，已经与孔子那时候提出的人之本性相距甚远了。
梁漱溟：1893年10月18日～1988年6月23日，原名焕鼎，字寿铭，原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梁漱溟出身于“世代诗礼仁宦”家庭，早年颇受其父梁济的影响，青年时代又一度崇信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思想。辛亥革命时期，他参加同盟会。二十岁起潜心于佛学研究，经过几年的沉潜反思，又逐步转向了儒学。梁漱溟说：“我愿终身为华夏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梁漱溟先生最有影响力的事件，就是曾在中国掀起过乡村建设运动，他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
佛家：行孝便是持戒，大戒以孝为先
从地积珍宝，上至二十八天，悉以施人，不如供养父母。
——《末罗王经》
东汉明帝永平十年，也就是公元67年的一天，明帝晚上梦见金人在殿庭中飞行，第二天早晨，明帝问群臣这个梦有什么含义，太史傅毅回答说：西方有一个大圣人，他的名字叫佛；陛下所梦见的金人，恐怕就是他。于是，明帝派遣十八个人去西域求佛。
后来，出使西域的人，用白马驮着两卷经书返回洛阳。明帝特为这两卷经书建立了精舍，并让西域的法师住在里面，称作白马寺。在白马寺里面，摄摩腾与竺法兰译出《四十二章经》。从此，源自印度的佛教正式传入我国。
自佛教传入中国，到后汉末叶，相关记载才逐渐翔实，史料也逐渐丰富。西域的佛教学者相继来到中国，从此翻译佛经的人越来越多，法事也越来越兴旺了。也有一种说法，认为佛教在中国的始祖是菩提达摩，达摩大师是印度佛教第二十八代祖师，所以佛教在中国又称为“达摩宗”。
达摩祖师于北魏末期，也就是公元500年以后的那段时间里，在洛阳传教，并以《楞伽经》授徒。相传他的传法弟子是慧可，慧可的传法弟子是僧璨，四传弟子是道信，然后到五祖弘忍，创立了东山法门，以上的这五位就是“禅宗五祖”。
在禅宗的弟子中，六祖慧能是使门派发扬光大者，慧能以后，禅宗广为流传，于唐末五代时达于极盛。禅宗使中国佛教发展到顶峰，对中国古文化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梁启超和胡适都曾专门讨论过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比如增加了新的词汇和表达方式，开创了新的诗歌题材，如王维就是一个喜欢说佛理的诗人，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佛教渐渐中国化了。很多人既追求儒家的精神，又以佛家的经典来自我疏导，苏东坡身上就兼具儒释道三家的精神气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