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孩子是一项经济学课题，因为人们总是遵循着成本—收益分析来做决定，例如是否要养育孩子以及养育几个孩子。不同地方的人们生养孩子的成本各不相同；与贫困家庭相比，富裕家庭更愿意并有能力多花费钱财在提高孩子的素质方面，这样一来，也就大大提高了生养孩子的成本。而对于贫困家庭来说，孩子的生活及成长费用不高，所付出的成本也就比较低，有时一个农村家庭养育几个孩子的成本还没有富裕家庭养育一个孩子的成本高。比如在粮产比较丰富的地区，由于粮食充裕、价格低廉，加之那里的人们衣着朴素简单，没有过高的消费，多生一两个孩子不会给家庭带来多大经济负担。
遵循成本—收益分析也影响了人们在生育性别上的期望。
在繁华的大城市，例如上海，很多年轻的父母希望自己生下的是女孩。在上海这样竞争激烈的城市，父母生养一个男孩会承受很沉重的经济压力，要给予他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还要花费心血培养他的能力，以便成人后在社会上立足，方能娶妻生子；而相对来说，生个女儿，父母承受的压力要小得多。
在偏远的农村地区，所呈现的现象与大城市刚好相反。农村地区的人愿意生男孩，一方面是传宗接代的因素，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长大成年的男子是家中的顶梁柱、壮劳力，可以为家庭带来更多财富。生女孩则不然，女孩在劳动能力方面远差于男子，而且长大后嫁了人，就成了别人家的人，因此一般的农村家庭更愿意生养男孩。
由此看来，养孩子这看似简单的事情，确实蕴涵着深厚的经济学道理。在孩子出生前做好经济储备非常必要，那些正准备做父母的人，你们为孩子今后的人生做好规划了吗？
家务劳动同样为GDP作出了贡献
丈夫：“你真好！现在好多人为了做家务的事情都跟丈夫闹事儿呢！你成天把我们家收拾得窗明几净……”
妻子：“哪有？以前我跟我弟弟在家时也不做家务呀！”
丈夫：“那说明你现在更贤惠！”
妻子：“每个月要记得多给我200元。”
丈夫：“做家务还要劳务费啊！”
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今天，家务劳动成了一项没有时间做、却又不得不做的事情，很多家庭矛盾因此产生。这其中又蕴涵着什么经济学道理呢？
打个比方，一位单身男士由于忙于事业，没有时间料理家务，于是请了一位保姆代劳。保姆为这位男士家所做的一切劳动——做饭、打扫房间、照顾老人等都是明码标价、收取劳务费的，这时的劳动是创造了GDP的。这位先生逐渐发现这个保姆勤劳、贤惠又可爱，最终娶她为妻。这时他们之间的雇佣关系不复存在，此时妻子对这个家庭贡献的所有家务劳动变成理所应当的事情，这位先生也不再需要付给他的妻子任何费用，但是我们能说此时妻子的劳动就不再具有价值、不再创造GDP了吗？
婚前，男女二人都有收入，婚后，只有男方有收入，从经济学角度来说，这是家庭的“损失”，进一步说，也是整个国家的GDP的损失。可是我们真能因此而否定由家庭妇女辛辛苦苦创造的价值吗？不能。美国某研究机构的一项统计结果显示，一个常年从事家务劳动的人一年能创造相当于6万美金的劳动价值，而这个庞大群体创造的价值相当于全国总GDP的28%，无疑这是一个出乎人意料的惊人数值。
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主张：“统计国内生产总值时，应该把家务的贡献也算在里面。”他认为，由于做家务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因此家庭所提供的服务和商品，应该是国家整体生产的重要部分。
社会的进步让社会分工日益明确，白领多了，家务没时间干了，于是家政服务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当这个量超过一定程度的时候，便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但这还是不能转变人们的传统观念。而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将一部分家务社会化，当然，这些举措需要我们从更现实的角度去看待和处理，因为现在人们就业观念还很难转变，相应的公共福利事业也还难以达到相应的要求。
加里·贝克还说：“如果把家务也算在GDP中，那么留在家里照顾小孩并且做家务的男人或女人，都可以提高自己的自尊心。同时，这么做也可以把GDP增长的实际状况，更正确地反映出来。”社会承认家务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也能有效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这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反映。
戒不了烟，就是戒不了“上瘾性商品”
医生：“你的肺结核已经很严重了，以后不能吸烟了！
病人：“医生，烟是我一辈子的老朋友，实在无法一下子戒掉呀！”
医生：“嗯……如果一时戒不了，你可以规定自己只能在每天饭后抽一根。”
几周后。
医生：“怎么病情没有一点好转？你照我的叮嘱做了吗？”
病人：“按照你所说的做了！不过是……增加了吃饭的次数而已……”
戒烟，原本是一件对健康大有益处的事，实施起来却无比困难，就像上文中提到的病人，明明知道自己因为抽烟染上疾病，却还是无法抑制抽烟的欲望。林语堂也曾幽默地说，戒烟难，不简简单单是指身体上的忍耐，戒烟的那种“怪难堪似痒非痒的感觉”三天便可消失；戒烟难，难在灵魂。
烟民们只要一提起戒烟，似乎有很多的借口：道德上的、经济上的、政治上的、心理或生理上的，仿佛不吸烟就不叫生活。吸烟的人从来都当“吸烟有害健康”的忠告是耳旁风。对于吸烟致癌的说法，他们自有一套解释：生活中充满了偶然因素，吸不吸烟都有可能得癌。吸烟长寿的不也很多吗？再说了，烟中的有害物质早就被过滤嘴过滤掉了。更有创造性职业人士则认为吸烟能够增加灵感，并列举了一系列吸烟具有神奇作用的例子供人参考。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人们在做选择的时候，总是追求最佳、最好。但是通常情况下，人们的标准并不明确，甚至连自己也不知道判断的标准是什么，更不用说最佳选择了。人们所认为的最佳选择大多数情况下是相对于自己而言的，对别人却不一定是最佳。只要自己喜欢、认为好就够了，无所谓别人的看法，吸烟上瘾就是如此。
经济学以一个人的主观偏好为出发点指出，一个人能够坚持吸烟，证明他从这种消费中获得了净“效用”。对吸烟上瘾的人来说，并不是烟草对他纠缠不放，而是他能从中得“益”。因而，尽管他们对吸烟的代价和利益做了多方面的考虑，但最终还是要吸。
生活中不止烟草这一项使我们上瘾的商品，它们都是生活中不得已的消费。面对内心的诱惑，你能否压抑住自己掏钱包的动作？
当我们面对选择犹豫不决的时候，非常有必要进行一番理性的思考，以便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理性是做出选择和决策的必需因素，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格雷·贝克提出了“理性上瘾”理论，他认为应该把吸烟上瘾行为列入理性选择的领域内来考虑。上瘾性商品的特性在于，它发挥作用依赖于上一次的消费结果，也就是你消费得越多，依赖性就越大，例如酒、音乐、电视等。人们对某物上瘾的前提不是盲目的冲动，而是在权衡利弊之后，发现这种做法的利益要高于代价（包括可能的戒除代价）才放任自己。我们可以通过检验上瘾者是否会为了满足自己对上瘾性商品的需求而考虑将来的代价，来验证理性上瘾理论。
上面的分析是从烟民的心理角度出发来探讨问题的，若从另一角度出发，我们将用于吸烟的钱作投资算一笔账，也许人们能从中得到更直观的收益分析。
有人这样统计：将烟民分为三个档次，按他们平均一天抽一包烟来算：抽大小红河一类要每包4～5元，一年需花费约1500元；抽红塔山一类，一年需花费2500元；再往上提，紫云一类的烟每天则需花掉十几、二十元……若将这些钱用于投资，收益将会很可观。
对于其投资收益率，我们可以有的估计：买国债或者基金，5%的收益一般很容易实现；若买一些贴水的国债，赔钱兑付，暴涨时就可以赚到二级市场的差价，这样获得10%的收益也不难；要获取15%的收益确实有些难度，但也不是没有可能。譬如我们可以捆绑着买认股权证和对应的股票，也可以在股市最低迷的时候抄个底，买个稳当的股票就能实现。
从复利的角度看，按收益率的不同，我们将不同档次的烟民，按10年、20年、30年、40年的复利来算，其结果往往令人瞠目结舌。
吸烟不仅仅涉及烟民的健康问题，更是一个人经济头脑的体现，克制一时，却换来几十年后的可观收入，何乐而不为呢？
谁看着钱买东西，谁看着东西花钱
富人：“我太忙了！为了钱，严重透支了身体……”
穷人：“我不忙，健康并快乐着，钱不是问题，问题是没有钱。”
打开电视机，我们总能看到大量的广告，如此纷繁的广告，大都是豪车、名表、首饰、香水等，普通老百姓没人能消费得起，于是我们会无奈地摊开双手：这些都是给富人看的。
资料显示，世界上20％的人，拥有80％以上的购买力，而剩下的80％的人口，他们的购买力对于市场来说无足轻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大多把市场开拓的重点放在了少数富人的身上。
经济学中有个一般需求定律：商品的需求量和价格成反比，也就是说，商品价格越低，其需求量就越高；而价格越高，其需求反而越低。显然这个需求定律在穷身体体现得非常突出，对于穷人来说，商品价格每一次波动，都会对其生活产生影响；而对于有钱人来说，这一定律多半就失去效力了。
这就涉及“恩格尔系数”的问题。恩格尔系数（Engel"sCoefficient）是一个经济学名词，是指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恩格尔定律主要表述的是食品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随收入变化而变化。一种商品在居民消费中所占的比重越大，其价格变化所导致的需求量的变化也就越大。穷人用于维持生存的生活必需品支出占的比重大，恩格尔系数高于富人很多，消费品价格上涨，穷人就要控制自己的需求，勒紧腰带过日子；但富人则不计较生活必需品价格是否上涨，因为相对于他们的一般消费而言，那是微不足道的。这正应了一句话：穷人看着钱买东西，富人看着东西花钱。
在消费行为理论中，另一条著名定理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它是指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把一种可变的生产要素投入到一种或几种不变的生产要素中时，最初由于生产要素的增加会使产量增加，但超过一定限度后，增加的产量就会递减，最终产量还会减少。
这一理论运用在消费市场时，“边际”指“增加的那部分”，“效用”是指消费商品过程中消费者心理的满足程度。不断增加的商品消费，使消费者的满足程度不断下降。这个理论相对于穷、富两个阶层的人也是有所不同。
在消费市场上，穷富两极分化很严重。因为富人拥有绝对的购买力，因此大厂商的目光都瞄准经济能力较高的阶层，生产出的优质产品针对的也是富人，而穷人就只能享用小厂商生产的低端产品了。
穷人太多、富人太富的现象毕竟是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体现，长此以往将出现消费断档，经济也会因为消费需求不足而走向疲软，并有可能影响到社会的稳定，所以我们应警惕，并尽力杜绝这种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