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男女双方把“防微杜渐”误以为是维持婚姻长久的策略。如果仅仅为了“杜渐”而“防微”，禁绝一切婚外恋情的苗头，那就只好把自家的男人或女人关在屋内，断绝与外界的一切来往。当然，对“微”宽容而不防，就有开“渐”之危险，但这种危险乃是人类情感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试图杜绝这种危险就意味着窒息情感生活。
我们不妨试着将婚姻置于一个宽松的环境中，为爱情留出自由呼吸的空间。而这种自由仅仅着眼于门栏之内的自由，其中包括独处的自由、关起门来写日记的自由、和异性正常交往的自由等。掌控好门栏之内的自由，门栏之外的自由便不在话下，双方必然会自觉遵守相应的道德准则。
夫妻之间要亲密，但不要无间。人与人之间必须有一定的距离，相爱的人也不例外。之所以有的婚姻终成悲剧，就因为它在客观上使得这个必要的距离难以保持。一旦没有了距离，分寸感便丧失。随之丧失的是美感、自由感、彼此的宽容和尊重，最后是爱情。
夫妻之间的亲密有间表现为要保持一个必要的距离。所谓必要的距离是指各人仍应是独立的个人，并把对方作为独立的个人予以尊重。正所谓“距离产生美”，只要美存在，我们还需要担心婚姻不会长久吗？
§§§第四章 在审美中涤净心灵
对于美的判断，哈佛教授艾琳·温特十分赞赏康德的观点：每一个人都必须认为，关于美的判断只要混杂有丝毫的利害在内，就是很有偏心的，而不是纯粹的鉴赏判断了。我们必须对事物的实存没有丝毫倾向性，而是在这方面完全抱无所谓的态度，以便在鉴赏的事情中担任裁判员。
审美判断：究竟何为美
《俄狄浦斯王》讲述的是一个国王弑父娶母的故事。在索福克勒斯的这部戏剧中，俄狄浦斯想要找到毁灭他的城市的瘟疫的起因。当真相大白之后，他的妻子或母亲用发簪自尽，而俄狄浦斯也用发簪刺瞎了自己的双眼。尽管题材令人生畏，但这出戏剧被公认为伟大的艺术作品，并且获得了公众的欢迎。
是什么使得它成为艺术作品？人们为什么会从那些对人类可能发生的最丑恶的事物的怪异描绘中获得乐趣？人们为什么愿意忍受一个人刺瞎双眼这样的场景，就像在今天我们为什么会在看悲剧电影时流泪？
我们经常会被虚构作品中的角色和事件感动得不能自已，这个事实的确有些令人迷惑。因为那些角色是从未存在过的人或是从未实际发生过的事，而且我们在阅读或观看这类作品时也都十分清楚这一点。
在艺术世界的大部分时间里，给予一件艺术品的最高评价一定是“它很美”。但这已是明日黄花。随着19世纪现实主义艺术的兴起以及艺术品位的变迁，伟大的艺术品可以不再是美的，甚至可以是丑陋的，艺术中的美大部分是感伤的或魅惑人心的，而美学也不仅仅局限于对美的欣赏。
一尊雕像之美在于大理石的洁白无瑕、光彩照人，换言之，原因在于雕像不是一个真人的精确复制。在东西方的艺术中，许多最为动人的绘画作品描写的都是神话场景，它们在现实中并无对应物。因此，一个东西要想成为艺术品，首先必须是一个人造物，也就是说是虚构的、建构的或想象出来的完全不真实的东西。所以，艺术展现给我们的是理想而非现实。例如，在中世纪的艺术创作中，耶稣受难的场面并非旨在精确地再现十字架上的基督，他的脸部和身体都经过了变形，显得平面化，缺乏立体的深度。中世纪艺术的首要目的是表达和激发信仰，而不是仅仅提供一份记录。况且，一个完全写实的耶稣受难场景可能是丑陋的，它可能激起恐惧和厌恶，而不是信仰。艺术与精确的再现是没有关系的，艺术关注的是表现。这种艺术的“真”不是精确再现的真，而是其中所蕴涵的感情力量的“真”，这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才是具有感召力的信仰。
所以说，美并不总是和真、善相一致的。当欣赏一部文学作品或美术作品时，我们关注的并不是它们本身的真实性，而是作品中渗透的真实的情感。
那么，究竟何为美？对美该如何判断呢？
在康德看来，我们判断一个对象是不是美的，完全取决于这个对象能否在单纯的观赏中给我们带来愉快的情感，而与它的功能、用处等无关。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甚至对于一个对象的用处一无所知，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其作出美或不美的评判。凡·高的名作《农夫的鞋》之所以是美的，不是因为农夫穿上它可以耕作，而是它带给我们的不带任何功利的愉悦。由此很容易看出，要说一个对象是美的并证明自己有品位，这取决于个人怎样评价自己心中的这个表象，而不是取决于我们在哪方面依赖于该对象的实存。每个人都必须承认，关于美的判断只要混杂有丝毫的功利因素在内，就会产生私心，而不是纯粹的鉴赏判断了。我们必须对事物的实存没有丝毫倾向性，而是在这方面完全抱无所谓的态度，以便在鉴赏的事情中担任评判员。
美不同于快适。快适就是那种使感官感到喜欢的东西。快适和功利相关，因而带给我们的不是美的愉快，而是感官的享受。干渴之后喝下去的水、饥饿之后吃下去的食物等，带给我们的都是快适。同样的水和食物，如果离开了功利的关系，而作为一种纯粹观赏的对象，却可能给我们带来美感。
美也不同于善。善是借助于理性由单纯概念而使人喜欢的。一方面，善总是和功利相关的，无论说一个对象对它物是善的、有利的，还是说它就自身而言就是善的，其中都包含目的的概念，因而涉及功利因素。另一方面，要觉得某物是善的，必须在任何时候都知道对象应当是怎样的一个东西，也就是必须拥有关于这个对象的概念。而要觉得它是美的，就并不需要这样做。例如，一朵花、一幅素描，它们没有任何含义，不依赖于任何确定的概念，却可以令人喜欢。
总之，快适是令人快乐的东西，动物和人类都可以享有；美是令人喜欢的东西，适用于同时具有动物性和理性的人类；善是令人尊敬的东西，适用于有理性的存在者。
艺术让你生活于审美中
看过《肖申克的救赎》这部电影的人应该都知道，片中男主角曾为了听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而闯入控音室，尽管警卫一再叫嚣要他出来，他也不为所动，最后被抓到黑牢中关了两个星期。事后有人问他，为什么为了听一首曲子愿意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他回答说：“监狱能关住我的身体，却不能关住我的心灵。因为有音乐，我的心灵得以翱翔。”
在陶醉于艺术审美的过程中时，一个人可以进入体会短暂的忘我状态，化解世间的压力与烦恼，感觉人生一切劳苦原来是为了放下担子时的那种惬意与自在。审美经验犹如生命乐章的节奏，虽然平淡却富含生机。
人活在世上，如果一味追求知识，就会觉得枯燥和乏味，如果能多一点生机和活力，那么生活就会变得有情趣。艺术就可以为生活增添色彩。艺术是一种审美领悟和享受现实价值的习惯。日落黄昏、潮起潮落都是一种自然之美，都值得欣赏、享受。这就是怀特海所谓的艺术：“伟大的艺术，就是安排环境，使它为灵魂创造生动活泼，却又匆匆流逝的价值。”
事物的存在都有它的价值，都可以被欣赏。灵魂是需要变化的，人生在世，当一切都变得没有任何起伏的时候，灵魂就迫切地需要一种变化的出现，这为艺术提供了可能性，正如怀特海所说：“灵魂大声疾呼地要求要到变化里面去。”变化就代表着艺术的可能性。
艺术的价值在于制造一些变化，产生一些活力，而使人感觉到生命的趣味。最重要的是要让人在生存的能力方面与现实生活的历程中，都可以设法去欣赏。
与其试图改变世界，不如欣赏世界。世界本身很美，只是你没有注意到而已。怀特海曾在《科学与现代世界》中说过这样一段关于艺术的精彩的话：
理智具有伟大的力量，它能够决定人类的生活。伟大的征服者，从亚历山大到恺撒，从恺撒到拿破仑，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但是艺术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泰勒斯到现代一系列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能够移风易俗，改变一个时代。
艺术，就是为生活营造一种美的氛围。而这种营造是一种创造、一种机遇的把握，是景、物、事、人与情、意、志、性的一种和谐融合。艺术和生活是存在距离的。当真实世界被雾、雪或雨所笼罩，就容易给人们另外一种联想，其状态使真实世界同你我之间产生了距离，因而有了古往今来的诗情画意等极富美感地描绘这类事物的作品。
裴多菲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里没有人和物，但在读者读到这些火热诗句的时候，心中就会浮现出一个为自由而献身的崇高形象，激励人们为了自由不懈努力。再如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表现出压抑、痛苦、忧郁、希望、挣扎、激奋、斗争、挫折，表现出了不屈不挠的意志和最后的欢乐，这些思想感情所构成的音乐形象诉诸听觉、想象中，使人的灵魂得到洗礼，让人感受到生命的崇高和生活的丰富。
伟大的艺术，就是为灵魂创造活泼而又易逝的环境。伟大的艺术不仅是一时的刺激，它为灵魂增添了丰富内容，使艺术具有自我达成感。艺术的存在不但带给人感官的享乐，同时又使得灵魂成为了永恒价值，超越了自我。
美能够拯救你的世界
故事发生在15世纪的巴黎，“愚人节”那天，流浪的吉卜赛艺人在广场上表演歌舞，有个叫埃斯梅拉达的吉卜赛姑娘吸引了来往的行人，她长得美丽动人，舞姿也非常优美。
这时，巴黎圣母院的副主教克罗德·弗罗洛一下子被美丽的埃斯梅拉达迷住了，他内心燃烧着情欲之火，疯狂地爱上了她。于是他命令教堂敲钟人，相貌奇丑无比的卡西莫多把埃斯梅拉达抢来。结果法国国王的弓箭队长法比救下了埃斯梅拉达，抓住了卡西莫多。他把敲钟人带到广场上进行鞭笞，善良的吉卜赛姑娘不计前仇，反而送水给卡西莫多喝。
敲钟人虽然外貌丑陋，内心却纯洁高尚，他非常感激埃斯梅拉达，也爱上了她。天真的埃斯梅拉达对法比一见钟情，两人约会时，悄悄跟在他们后面的弗罗洛出于嫉妒用刀刺伤了法比，然后逃跑了。埃斯梅拉达最后却因谋杀罪被判死刑。
卡西莫多把埃斯梅拉达从绞刑架下抢了出来，藏在巴黎圣母院内，弗罗洛趁机威胁吉卜赛姑娘，让她满足他的情欲。遭到拒绝后，弗罗洛把她交给了国王的军队，无辜的姑娘被绞死了。卡西莫多知道愤怒地把弗罗洛推下教堂摔死，他自己拥抱着埃斯梅拉达的尸体也死去了。
这是雨果的浪漫主义小说《巴黎圣母院》中讲述的故事。美与丑的对比是这篇小说的鲜明特色：道貌岸然、蛇蝎心肠的副主教弗罗洛与外形丑陋、内心善良的卡西莫多形成鲜明对比。而吉卜赛姑娘埃斯梅拉达是作者理想的化身，在她身上体现了雨果心目中最崇高的感情和最美的形象。善与美的呼唤是整部小说创作的核心思想，埃斯梅拉达的至善至美驱散了卡西莫多内心的冷漠，唤醒了他心中沉睡的爱意，同时也使他对善恶有了明确的划分，进而让他认清了养育他多年的副主教的丑恶嘴脸。卡西莫多也因此对埃斯梅拉达怀有深切的感恩与浓浓的爱意，使其不惜舍弃自己的生命来保护埃斯梅拉达。
美从来不是一种纯粹的物理属性，人的美更是如此。当我们欣赏一个美女时，最吸引我们的应是其内在的光彩和神韵，而不是她外在的雕琢与修饰。那种徒然长着一张漂亮脸蛋的女人会由于心灵的贫乏，让你觉得她们的漂亮是多么空洞，甚至是多么愚蠢。
美感在本质上应该是一种孩子的感觉。孩子的感觉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纯朴而不雕琢，二是新鲜而不因袭。雕琢是感觉的伪造，因袭是感觉的麻痹，所以，美感的丧失就是感觉机能的丧失。
美具有内在价值，它从不引起对所观赏事物的自私态度，不引起味觉和嗅觉神经的快感，不给人以皮毛的享受。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对人体毫无益处。审美享受始终是精神的、智力的享受。就像我们欣赏一串新鲜多汁的葡萄时，葡萄的颜色和形状只能令我们精神上产生愉悦之情，但并不能满足我们脾胃的需要。可以说，这种美是由感知它的精神来消受的，它给人以特别愉快的、高级的满足。正如帕西所说：“美的事物使人想起人，使人喜悦，唤起他的人性观念，而非引起情欲和对满足生理需要的追求。”
在精神的国度里，一切发现都同时是创造，一切收获都同时是奉献。正如那些从百花中采蜜的蜜蜂，它们在创造、收获的同时也向世界贡献蜜蜂。
一个爱美的民族总是有希望的，因为它不会长久忍受丑陋的现实。最可悲的是，整个民族对美和丑麻木不仁，置身于这样一个民族中的个别爱美的灵魂岂不是会被绝望所折磨和吞噬？
自席勒以来，近现代哲人相继主张艺术具有改善人性和社会的救世作用。事实上确实如此，一个人，一个民族，只要爱美之心犹存，就总是有希望的。相反，“哀莫大于心死”，倘若对美不再动心，那就真的是无可救药了。
对美敏感的人往往比较有人情味，对美迟钝的人则不但对人冷漠，而且多半容易走向麻木与冷酷。民族也是如此，一个爱美的民族自然倾向自由和民主，厌恶教条和专制，而且对土地和生活的深沉美感是压不灭的潜在生机，使其不会长期忍受僵化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迟早要走上变革创新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