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
西方世界的兴起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①
①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著厉以平等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
一、作者简介
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North，1920— ），是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和新制度经济学家，被誉为新经济史学的先驱和开拓者。他长期在华盛顿大学任教，担任过《经济史杂志》的副主编、经济史学协会会长及美国东部、西部经济协会会长等职。1993年，以其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他与罗伯特·福格尔一道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西方世界的兴起》是诺斯与另一位美国经济史学家罗伯特·托马斯于1973年合著的影响力巨大的作品，该书注重从制度层面考察西欧经济社会的变迁，被誉为新经济史学的开拓型著作。
二、本书精要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理论认为，通过对人类行为的约束，制度能够增加人类行为的规律性，减少其不确定性，使预测和决策更加科学。制度具有激励功能，本书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这实际上是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通过保障私人产权来使个人的经济活动最大限度地减少收益散失，使人们有积极性去从事能够引起经济增长的社会经济活动，尤其是创新活动，否则社会就将处于停滞状态。“如果一个社会没有经济增长，那是因为没有为经济增长提供刺激。”
作者认为，技术进步尽管非常重要，但并非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性源泉，以往认为“引起增长的原因（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乃是增长”，引起英国、荷兰等国家增长成功与法国、西班牙等国增长失败的原因是前者通过建立资本主义分权制严格保护了产权，阻止了“搭便车”带来的私人收益耗散，使私人收益率逐渐接近社会收益率，刺激了创新活动的持续出现；而后者的政体是封建集权制，其王室和政府的贪得无厌使其不顾一切地追逐岁入（财政收入），私人产权的保护完全无从谈起，即便是形式上的所有者也不享有对其生产要素的专有权，因此私人从事生产性活动的收益率很低，从而扼杀了创新和经济增长。
三、论著内容
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作者以不同的产权结构对创新和私人收益的影响为切入点，对西欧民族国家从10世纪到18世纪社会经济的变迁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对比诠释了法国、西班牙等国增长失败的原因与近代以英国、荷兰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兴起的原因。
从15世纪到18世纪，在西欧已出现的民族国家中，法国和西班牙的君主制逐渐夺取了代议制机构的权力，发展了一套税收制度，这套税收制度提高了地方性垄断，抑制了创新和要素的流动性，导致了生产性经济活动在法国的相对下降和在西班牙的绝对下降。与之相反的是，在荷兰，形势的变化导致商人寡头制的出现；在英国，国会在内乱年代之后享有了对王权的支配地位。在这两个国家，持久的经济增长都起因于一种适宜所有权演进的环境，这种环境促进了从继承权完全无限制的土地所有制、自由劳动力、保护私有财产、专利法和其他对知识财产所有制的鼓励措施，直到一整套完整的旨在减少产品和资本市场缺陷的制度安排的出现与完善。
从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来讲，西班牙是传统的王权国家，议会权力十分有限，随着15世纪美洲银矿的开采和对西属低地国家的掠夺，西班牙在16世纪初就已经拥有当时欧洲最强大的武装力量，成为欧洲霸主。但是西班牙王室需要大量财政收入以保证其奢侈的生活，这样王权由于自身对岁入的渴求导致其屡屡侵犯私人财产，还数次赖掉其从欧洲传统家族式放贷企业获取的贷款而导致这些家族破产。王权的种种劣行把西班牙变成了一个“普遍混乱、毫无秩序的国家”，“在西班牙大部分地区，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这是我的’、‘那是你的’，因为一场战斗的运气，君主的好恶都能使一个人的财产遭到没收和出让给别人”。西班牙王室的三大岁入来源——羊主团缴纳的税金、低地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款项以及来自新大陆的财富中，后两者都是外部的，因此西班牙王权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国内“异端分子”和犹太人在宗教压迫下将资金抽逃，以及对羊毛这种出口品更易于征税，或者说是西班牙王室的贪婪，使羊主团特权未被有效限制，严重阻滞了农业发展。
到了1520年前后，从荷兰等低地国家源源不断地流入西班牙的岁入成了西班牙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超过了其他岁入项目的10倍以上。在这一时期，西班牙进入极盛时代，销售税的增长表明国内工商业取得了一定发展，但是维持和试图扩大帝国势力的支出超过了岁入。国家财政困难加剧，王室侵占、没收或是单方面改变合同成为屡见不鲜的事情，直到荷兰这头“奶牛”出现资产阶级革命而独立，财政困难的局面更加严重，越发严苛的压榨随之而来，影响了从事商业、手工业以及农业的团体，结果人们被迫抛弃了生产性的职业。“经济制度的性质就是这样，一个人不是当学者便是当僧侣，不是当乞丐便是当官僚，舍此而外别无其他。”总之，由于所有权得不到保障，经济停滞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
法国的情况与西班牙类似。法国经济在工业革命前的几个关键世纪里没有出现长期稳定增长，其原因一方面是法国没有发展有效的所有权，劳动力市场的运行落后于要素市场的发展，土地已经变成了可转移的，而劳动力还有待于免除其奴役义务。另一方面，由于国家政策所致，产品市场一直像中世纪前期那样不完善，行会、垄断和对地方市场的保护一直延续不衰。事实上，当时法国的国家控制已经深入到常常涉及一个行业的生产过程一切细节的地步。“以织物染色为例，管制条例达到三百一十七项”，行会向王权购买了它们对本行业绝对控制的垄断权，王室依此获得了岁入。法国王权曾在不同时期将一些行业的专有权（类似于行业技术专利）出价转让给投资者，但这些行业往往是艺术品和奢侈品等以王室和贵族为消费者的行业，而不是可能提高民用部门效率的行业。此外，当新发明威胁到现存技术专利时，王权为了维持专利收益甚至会禁止新发明的转让和传播。
法国王室的贪婪与腐朽不仅表现在其对岁入的追逐上，也表现在其财政支出上，王室主办和补贴的奢侈品行业产量很大，在欧洲享有盛名，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其他种种与王室消费有联系的非生产性部门。
从财政收支对经济的影响来看，“法国王室的财政政策有意无意地几乎采用了一切可以想象的手段来阻挠一个广泛市场的扩展，因而放弃了由此可能得到的增益。”没有约束的王权对私人产权和收益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使法国未能发展出高效率的经济组织，最终导致了工业革命开始后，法国再也无法赶上英国的步伐，以至于“作为英国的主要敌人，拿破仑军队中的枪支、弹药和服装都主要产自英国”。
英国的君主最初同西班牙和法国的君主没有两样，也是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想保护个人产权。都铎王朝的国王亨利七世想方设法扩大岁入：出售转让权和特权；强征数目越来越大的罚金和税金以扩充税源，他的继承者亨利八世进而没收教会土地和财产以充实国库，这时的王权“反对圈地，支持垄断，不承认扩大市场可以得到的增益。它四处追逐岁入，而不顾对经济效率有什么影响”。
斯图亚特王朝继承了都铎王朝的方针，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王权同饱受压榨的商人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斯图亚特王朝和议会之间的争论是人所熟知的，在我们看来，重要的是它在本质上是一种财政问题的争执”。这种状况发展到1642年，导致了议会与国王查理一世的战争，1648年战争结束，以克伦威尔为首的议会军将查理一世处死，遏制了王权的贪婪，但克伦威尔死后，新继位的国王同样无所顾忌地横征暴敛，直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这一世界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发生后，才树立起议会的权威和对王权的制约，君主立宪制在英国首先建立起来。
我国传统史学界的一种观点认为，光荣革命作为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其意义在于“在英国消灭了封建专制制度，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宣告了一个新的社会政治制度的诞生，它标志着世界近代史的开端……它对全欧洲乃至全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是以后1789年法国革命的前驱”。从经济史学和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看，该观点颇有笼统含糊之处，并没有清楚地揭示出光荣革命的伟大所在。光荣革命之前的英国，一切权力集中于英王手中，英王的行为只受他身体制约，光荣革命的成果在于使英国的权力结构由集权制变成了分权制，使原来不受约束的政府变成了受到法律和议会约束的政府，保障了个人的产权以及人身自由不受政府随意剥夺，从而提高了私人收益率，鼓励了技术和组织创新。从此以后，富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开始得到迅速发展，最终带来了产业革命，导致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开始将处在稳固封建状态中的东方世界远远甩在身后。
荷兰发生的情况与英国类似，但是荷兰的资产阶级革命比英国更早、更为彻底，它彻底推翻了西班牙对它的殖民统治，建立起资产阶级议会制，在整个欧洲范围内，荷兰的有效率经济组织得到了最早发展。“就事实而论，尼德兰是第一个达到我们所限定的意义上的持久经济增长的国家。”
总之，作者认为，西方世界的兴起，归根结底是制度变迁导致的，这其中最主要的是政体的演进，即资本主义上层建筑实行分权制而非集权制，国家对私人经济的干预能力有限，第一次出现了“小政府，大社会”的局面，私人产权得到严格保护，私人收益率显著提高，大大鼓励了技术创新。随后的工业化浪潮和持久的经济增长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这也是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近几百年的增长所遵循的基本规律。与之形成明显对比的是，20世纪曾出现以原苏联为代表的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普遍实行生产资料的完全公有制，政治上实行中央政府集权。尽管它们可以通过计划生产和全民动员体制快速实现工业化，但是这种以国家为主导的增长模式最终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失败，按照诺斯等人的观点，其原因是在这种模式下没有对私人产权的保护，因而创新活动不可能得到足够的激励，私人收益率远低于社会收益率，经济组织效率低下，因而过不了多久就会由于微观组织活力的枯竭而不可避免地陷于衰败。
四、简要评述
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诺斯运用现代经济理论对过去的经济发展进行了重新研究，论证了稳定的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这一分析范式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它改变了经济史学本身的历史，推动经济史学界真正开始运用经济理论去研究历史，使理论与历史的结合朝着更高水平迈进。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说，《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引发了一场方法论的革命。
但是，《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的理论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如过分夸大了产权与人口等因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人口增长固然不能完全看作内生变量，但也不能完全看作是外生变量，即人口增长既是自发因素，又是诱发因素，过分强调人口增长引起的增长障碍，会导致忽视实际经济增长过程的渐进性。而产权这一概念被正式写进法律，受到制度性保护，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及其社会经济制度建立后很久的事。这样看来，私人产权受到有效保护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并非单向的因果关系，而是一个互动影响的发展过程。所以，脱离经济的实际发展程度，仅仅从产权的角度来分析，似乎夸大了这一因素在西方世界兴起中的作用，忽视了经济发展过程的复杂性。
扩展性阅读文献
[1][西]J.H.埃利奥特.西班牙的衰落[M].郑日昌，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
[2]樊亢，宋则行.外国经济史——近代现代[M].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3]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01）.
[4][美]李·J.阿尔斯通，等.制度变革的经验研究（第2辑）[M].罗仲伟，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5]邹微，庄子银.新经济史学述评[J]，经济学动态，1994（3）.
（作者：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王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