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本书精要
本书关注的中心问题是，中世纪前期各方面都明显领先于欧洲的伊斯兰世界，为什么后来却走向了与欧洲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甚至到现代，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仍然落后于欧洲？尽管有许多社会科学家试图对这个历史之谜做出种种解释，但并无定论。作者综合运用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各学科的方法，打造出了跨学科的新武器“比较历史制度分析”，通过案例研究和历史分析，对中世纪后期东西方的大分叉给出了制度经济学上的解释。本书是一部运用历史制度分析的集大成之作。
制度与经济绩效的关系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一些颇有影响的学者如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强调产权的作用，秘鲁经济学家德·索托在《资本的秘密》一书则从案例分析视角进一步揭示发展中国家经济效率低下与产权和相关法律制度缺少的关系。但现有的理论复杂而又混乱。格雷夫试图用一个较为统一的框架来对制度进行刻画，并对西方世界何以兴起，给出了不同于诺斯等人的解答。他认为，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超越血缘关系的、自治的社会组织，才是推动欧洲发展的力量。格雷夫把制度的动态变迁看作一个历史过程，分析过去的制度是如何影响现在的制度的，试图将制度传承与创新结合在一起，并以此来解释中世纪晚期的商业扩张和西方世界的兴起。格雷夫的这一解释跳出了单从一个角度去理解制度的弊端，同时从博弈论视角出发以建立通常经济史研究所缺乏的微观基础。针对以前诺思论述中的对制度的定义的笼统含糊之处，对于前工业化期的制度以及制度作用的具体细节解释有不少错误，他专门选择贸易制度而不是更一般的制度进行讨论。因为经济史表明，长途贸易是与工业革命类似的推动经济进步的重要力量。他发现，在中世纪长途贸易的发展中，制度创新而不是人口变化、技术创新这类被诺思和其他学者强调的因素更为重要。
本书中对中世纪的制度研究是制度变迁理论的一个例证和拓展，作者从个人的博弈策略和组织的互动出发，结合规则、信念和规范的作用，提供了一个更加综合性的视角。正如诺思所言：这本书对于我们更好更深入地理解制度及其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三、论著内容
本书一部分是研究关于制度在西方世界兴起中所起的作用的事实，另一部分是对于制度理论的总体描述，在关于制度的研究和分析方面，提出了不少独特的见解。
1.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人们的观念和信念）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在信息、知识和偏好既定的条件下，能够被制度化的社会规则只是那些每个人都去发现去遵循的最有利的规则。在制度产生行为时，制度化规则和相关的信念都与自我实施的行为相对应，因此，规则和信念是由行为重复产生，而不是被行为拒绝。当非正式规则与正式规则不相适应时，人们就可能会拒绝正式规则。
政府等可以制定任何他们想要的规则，但制度的实际结果将由更为复杂的社会相互作用所决定。比如，正式放高利贷的限制与任何正式规则的实施所意味的相比，可以有很大的不同的实际影响。在基督教、伊斯兰教仍然占有统治地位的时候，正是规则中把利益视为一种不道德的高利贷活动。但是，禁止所有有息贷款，对于任何经济体而言，都会被许多经济互利与讨价还价行为挫败。
对于主流观点对制度的分析，例如，1688—1689年的英国光荣革命中，地方议会成为有效的最高立法和行政机构，取代只需要议会授权税限制的国王的统治（North and Weingast，1989），被认为是英国产业革命前制度变迁的关键环节。格雷夫持保留态度，他认为，这类体制变化的表面性质，并不能简单地推断出正式规则的变化。他还认为，制度的一些可见因素、规定或者组织架构，往往对经济活动的实际效果起不到很大的引导作用。
2.集体主义信念有助于建立非正式规则，不利于正式约束的产生；个人主义信念有助于产生正式约束，不利于非正式约束的产生
格雷夫从历史角度作了较深入的分析。在马格里布人之间，集体主义观念导致了集体主义社会的产生，这种社会的特征是：在经济上自我实施的集体惩罚、水平代理关系的社会交流网络。在集体主义社会中，非正式的集体性的经济处罚之所以可信，因而能够诱使人们放弃不当行为，是由于集体社会的信息传播网络的存在，建立了可行的自我实施的集体惩罚机制。这种惩罚是建立在非正式机制之上的，比如习俗和口头惯例。由于重视非正式约束，反倒容易使正式约束失效。在热那亚人之间，个人主义观念导致了个人主义社会的产生，具有纵向整合的社会结构，较低水平的交流沟通，缺乏经济上自我实施的集体惩罚，所以非正式的执法水平较低。此外，垂直整合的社会结构与低水平的信息交流阻碍了社会、道德机制的作用发挥。为了支持集体行动，促进信息交流，个人主义社会需要发展出正式的法律和政治执行组织。总之，个人主义的信念使人们产生了对正式约束的强烈需求。
作者认为，马格里布人的制度与现当代欠发达国家的制度十分相似，而热那亚人的制度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十分相似，因此，个人主义可能在长期内更有效率。
3.对制度概念重新界定和延伸分析
尽管众人都说“制度”，但制度究竟是什么，却并不清楚，是产权、是法律，还是宗教信仰？制度是作为外生变量的所谓“作为规则的制度”，还是作为内生变量与行为者的动机和效用最大化或者成本最小化相关？现有理论纷繁复杂且名目繁多。格雷夫认为，制度规则的观点没有考虑到，无论正式制度是什么，在对人的实际约束上都有很大的不同。真正的制度是正式规则和实际社会实践相结合的结果。要描述真实世界的制度，作为个人主义理性和博弈论思想的延伸与应用，还必须承认，多重均衡在重复的环境下总是会经常存在。在相互作用中我们需要更多的限制来解释均衡。这些限制包括“认知规范”以及“行为的社会性和规范性”。像“社会尊重的缺失”、“规范”、“公平”或者“社会交换”等这样的问题必须被引入。同样的，这样的社会性和规范性的行为也就是“随情境而变动的”。
总之，格雷夫认为制度是非常微妙的，如果不深入了解其背景和历史，是很难真正理解的，应该用一个更为统一的框架来对制度进行刻画：制度是共同作用于行为秩序的社会因素结合在一起的系统，特定的规则、信念、规范和组织是这一定义的关键组成部分。“人们在制度内按照其意愿所采取的行动，在他们所面对的现有认知、智力、文化和规范约束的条件下，这些行动对他们来说也许是最容易实现的。”
在这种定义的基础上，格雷夫分析了一个具有自我强化机制的制度。“任何一个持久的制度，似乎都包含着一系列自我强化的行为”。在关于马格里布商人的研究中，他率先将博弈论的方法应用于历史制度分析领域，基于非正式制度的因素，他解释了优化个人理性的行为。“那些看起来如盲人一般非理性的门外汉似的行为，其实内在的却被证明它显示出了个人最优化的选择。”这一研究结果表明，存在着由于参数变化所导致的制度变迁的可能性。因此，对于依赖于一定参数变量的均衡而言，改变交易成本或者数据的可观测性发生变化，都可能导致旧的均衡的终止，新的均衡的产生。
在关于制度随时间改变的动态性分析中，着重分析过去的制度如何影响现在这一问题。格雷夫认为：那些滞留在个体记忆中的过去的体制因素所形成的人们的认知模式，体现着人们的偏好，同时也体现在人们的组织本身。因此，这些与过去一系列技术可行的制度形式所联系紧密的社会体制的历史，在现在发挥了作用。
4.提出独特的关于制度分析的方法论
格雷夫认为，那些试图为现行的体制差异寻求一个外源性的路径的方法，由于每一个体制背景下的许多潜在的稳定均衡，其结果是内在不可知的。而试图通过归纳概括得出来制度形式的任何模式也是失败的。这是因为一些无法预料的形势因素，例如信仰和规范，对结果的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格雷夫提出了他关于制度分析的积极战略。首先，了解该制度的历史和内容。接下来，研究者应制定最简单的推测模式，因为这或许可以解释可观察到要素的平衡。该模式然后应该进行建立在经验证据之上的验证或者修改。这一方法实质上是格雷夫和Robert Bates等所开创的分析叙事法。从广义上解释，分析叙事法包括正式的，或者更多是非正式解释性的情况下作为某种均衡的理性选择的匹配的制度细节。
四、简要评述
本书既是对诺斯和托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这一经典的修正，也是关于社会制度的本质、稳定性和动力机制的充分、深刻、富有思想性的思索。其中一些结论如个人主义可能在长期内更有效率，对于转型国家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应有一定参考价值。作者试图发展出一个新的制度分析框架，其中包括一个基础的博弈论模型，这一学术努力尽管仍面临诸多困难，但仍是值得肯定的。
扩展性阅读文献
[1]卢现祥.论中国人的制度观[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0（06）.
[2]李华芳.制度变迁与历史过程[J].读品，2008（65）.
[3][美]达伦·阿瑟莫格鲁，西蒙·约翰逊，詹姆斯·罗宾逊.欧洲的兴起：大西洋贸易、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J].美国经济评论，2005，95（3）：546-579.
[4][美]诺斯，[美]维加斯特.持续与承诺：英格兰17世纪的革命[J].经济史期刊，1989，49（4）：803-832.
[5][澳]格雷戈里·克拉克，对阿夫纳·格雷夫的制度与通向现代经济之路——来自中世纪的经验一书的评论[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6][美]贝斯.分析性叙述[M].熊美娟，李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作者：西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王蓉）
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
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抉择
Rethinking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Issues，Alternatives，and Choices）①
①[美]V.奥斯特罗姆、[美]D.菲尼、[美]H.皮希特编王诚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一、作者简介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Vincent A.Ostrom）夫妇均系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政治经济学家、行政学家，其夫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是本书作者之一，荣获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本书第一主编文森特·奥斯特罗姆，主要研究领域为人类社会秩序的性质以及形成分析，特别是其形成层面的研究。作为美国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奥斯特罗姆在联邦主义理论、城市治理等多个领域都获得了卓著的学术成果。
奥斯特罗姆自幼丧父，家境贫困，但他在学习中总是异常努力，考取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后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怀俄明大学、俄勒冈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印第安纳大学等，并担任社会科学研究会、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比尔福德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研究员，以及《宪政经济学》《公共行政评论》的编委。目前他主要担任着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和政策分析研究项目副主任，其代表性论著包括《复合共和的政治理论》《民主变革：从为民主而奋斗走向民主治理》等。
二、本书精要
《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抉择》是国际经济增长中心负责组织编写和出版的一本论文集，出版后即在发展中国家激起巨大反响，由奥斯特罗姆和戴维·菲尼（David Feeny）与哈特穆特·皮希特（Hartmut Picht）等13位经济学家共同完成，奥斯特罗姆担任主编。该书运用理论演绎、经验归纳、对比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提出了一些新颖的发展观点，特别是从理论和实践视角深刻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发展所面临的一些制度障碍。
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在制度经济理论不重视对发展中国家情况的研究，而发展经济理论又忽略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因素分析的背景下，以适应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为考量。本书对制度的供给和需求机制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制度和政治安排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绩效的影响，并运用泰国、美国等国家的实例（包括引述自托克维尔等人的著作）评价了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状况与经济发展绩效，并说明了一些制度安排是如何加剧市场扭曲和无效率，而另一些制度安排又是如何促进结构变化和发展的。作为与资本、劳动力同等重要的生产要素，制度对于避免价格和市场扭曲、促进市场经济力量的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全书的核心观点是，制度的创新来自于社会基础因素的状况，可以通过制度的改进实现社会进步，发展人类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