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焦
李宏甫自集其与夷游书札并答问论议诸文，而名曰《焚书》，自谓其书可焚也。宏甫快口直肠，目空一世，愤激过甚，不顾人有忤者，然犹虑人必忤，而托言于焚，亦可悲矣。乃卒以笔舌杀身，诛求者竟以其所著付之烈焰，抑何虐也?岂遂成其谶乎?
宋元丰间，禁长公之笔墨，家藏墨妙抄割殆尽，见者若祟。不逾时而征求鼎沸，断管残沈，等于吉光片羽。焚不焚，何关于宏甫?且宏甫又何尝利人之不焚以为重者。今焚后而宏甫之传乃愈广。然则此书之焚，其布之有火浣哉。
宏甫曾以是刻商之于余，其语具载此中。余幸而后死，目击废兴，故识此于其端云。
澹园
李温陵传袁中道
李温陵者，名载贽。少举孝廉，以道远不再上公车，为校官，徘徊郎署间。后为姚安太守。公为人中燠外冷，丰骨棱棱。性甚卞急，好面折人过，士非参其神契者，不与言。强力任性，不强其意之所不欲。初未知学，有道学先生语之曰：“公怖死否?”公曰：“死矣，安得不怖?”曰：“公既怖死，何不学道?学道所以免生死也。”公曰：“有是哉。”遂潜心道妙。久之，自有所契，超于语言文字之表，诸执筌蹄者，了不能及。为守，法令清简，不言而治。每至伽蓝，判了公事，坐堂皇上，或置名僧其间，簿书有隙，即与参论虚玄。人皆怪之，公亦不顾。禄俸之外，了无长物，陆绩郁林之石，任窻桃花之米，无以过也。久之，厌圭组，遂入鸡足山阅龙藏不出。御史刘维奇其节，疏令致仕以归。
初与楚黄安耿子庸善，罢郡遂不归。曰：“我老矣。得一二胜友，终日晤言以遣余日，即为至快。何必故乡也。”遂携妻女客黄安。中年得数男，皆不育。体素癯，澹于声色，又癖洁，恶近妇人，故虽无子，不置妾婢。后妻女欲归，趣归之。自称“流寓客子”。既无家累，又断俗缘，参求乘理，极其超悟，剔肤见骨，迥绝理路。出为议论，皆为刀剑，上事，狮子迸乳，香象绝流，发咏孤高，少有酬其机者。
子庸死，子庸之兄天台公惜其超脱，恐子侄效之，有遗弃之病，数至箴切。公遂至麻城龙潭湖上，与僧无念、周友山、丘坦之、杨定见聚，闭门下键，日以读书为事。性爱扫地，数人缚帚不给。衿裙浣洗，极其鲜洁，拭面拂身，有同水淫。不喜俗客，客不获辞而至，但一交手，即令之远坐，嫌其臭秽。其欣赏者，镇日言笑，意所不契，寂无一语。滑稽排调，冲口而发，既能解颐，亦可刺骨。所读书皆抄写为善本，东国之秘语，西方之灵文，《离骚》、马、班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之奇，宋元名人之曲，雪藤丹笔，逐字雠校，肌襞理分，时出新意。其为文不阡不陌，抒其胸中之独见，精光凛凛，不可迫视。诗不多作，大有神境。亦喜作书，每研墨伸纸，则解衣大叫，作兔起鹘落之状。其得意者亦甚可爱。瘦劲险绝，铁腕万钧，骨棱棱纸上。一日恶头痒，倦于梳栉，遂去其发，独存鬓须。公气既激昂，行复诡异，斥异端者日益侧目。与耿公往复辩论，每一札，累累万言，发道学之隐情，风雨江波。读之者高其识，钦其才，畏其笔，始有以幻语闻当事，当事者逐之。
于时左辖刘公东星迎公武昌，舍盖公之堂。自后屡归屡游：刘公迎之沁水，梅中丞迎之云中，而焦公弱侯迎之秣陵。无何，复归麻城。时又有以幻语闻当事，当事者又误信而逐之，火其兰若，而马御史经纶遂躬迎之于北通州。又会当事者欲刊异端以正文体，疏论之，遣金吾缇骑逮公。
初公病，病中复定所作《易因》，其名曰《九正易因》。常曰：“我得《九正易因》成，死快矣。”《易因》成，病转甚。至是逮者至，邸舍匆匆，公以问马公。马公曰：“卫士至。”公力疾起，行数步，大声曰：“是为我也。为我取门片来。”遂卧其上，疾呼曰：“速行，我罪人也，不宜留。”马公愿从。公曰：“逐臣不入城，制也。且君有老父在。”马公曰：“朝廷以先生为妖人，我藏妖人者也。死则俱死耳。终不令先生往而己独留。”马公卒同行。至通州城外，都门之牍尼马公行者纷至，其仆数十人，奉其父命泣留之。马公不听，竟与公偕。
明日，大金吾置讯，侍者掖而入，卧于阶上。金吾曰：“若何以妄著书?”公曰：“罪人著书甚多，具在，于圣教有益无损。”大金吾笑其崛强，狱竟无所置词，大略处，即其精光之不可磨灭者欤。且夫今之言，汪洋自恣，莫如《庄子》，然未有因读《庄子》而汪洋自恣者也，即汪洋自恣之人，又未必读《庄子》也。今之言天性刻薄，莫如《韩子》，然未有因读《韩子》而天性刻薄者也，即天性刻薄之人，亦未必读《韩子》也。自有此二书以来，读《庄子》者撮其胜韵，超然名利之外者，代不乏人，读申、韩之书，得其信赏必罚者，亦足以强主而尊朝廷。即醇正如诸葛，亦手写之以进后主，何尝以意见少驳，遂尽废之哉。
夫《六经》、洙泗之书，粱肉也。世之食粱肉太多者，亦能留滞而成痞，故治者以大黄蜀豆泻其积秽，然后脾胃复而无病。九宾之筵，鸡豚羊鱼相继而进。至于海错，若江瑶柱之属，弊吻裂舌，而人思一快朵颐。则谓公之书为消积导滞之书可，谓世间一种珍奇，不可无一不可有二之书亦可。特其出之也太早，故观者之成心不化，而指摘生焉。
然而穷公之所以罹祸，又不自书中来也。大都公之为人，真有不可知者。本绝意仕进人也，而专谭用世之略，谓天下事决非好名小儒之所能为。本狷洁自厉、操若冰霜人也，而深恶枯清自矜、刻薄琐细者，谓其害必在子孙。本屏绝声色，视情欲如粪土人也，而爱怜光景，于花月儿女之情状亦极其赏玩，若借以文其寂寞。本多怪少可，与物不和人也，而于士之有一长一能者，倾注爱慕，自以为不如。本息机忘世、槁木死灰人也，而于古之忠臣义士、侠儿剑客，存亡雅谊，生死交情，读其遗事，为之咋指砍案，投袂而起，泣泪横流，痛哭滂沱而不自禁。
若夫骨坚金石，气薄云天，言有触而必吐，意无往而不伸；排拓胜己，跌宕王公。孔文举调魏武若稚子，嵇叔夜视钟会如奴隶。鸟巢可覆，不改其凤味，鸾翮可铩，不驯其龙性。斯所由焚芝锄蕙，衔刀若卢者也。嗟乎，才太高，气太豪，不能埋照溷止回籍耳。久之旨不下，公于狱舍中作诗读书自如。一日，呼侍者?发。侍者去，遂持刀自割其喉，气不绝者两日。侍者问：“和尚痛否?”以指书其手曰：“不痛。”又问曰：“和尚何自割?”书曰：“七十老翁何所求?”遂绝。时马公以事缓，归觐其父，至是闻而伤之，曰：“吾护持不谨，以致于斯也。伤哉。”乃归其骸于通，为之大治冢墓，营佛刹云。
公素不爱著书。初与耿公辩论之语，多为掌记者所录，遂裒之为《焚书》。后以时义诠圣贤深旨，为《说书》。最后理其先所诠次之史，焦公等刻之于南京，是为《藏书》。盖公于诵读之暇，尤爱读史，于古人作用之妙，大有所窥。以为世道安危治乱之机，捷于呼吸，微于缕黍。世之小人既侥癰丧人之国，而世之君子理障太多，名心太重，护惜太甚，为格套局面所拘，不知古人清净无为，行所无事之旨，与藏身忍垢、委曲周旋之用。使君子不能以用小人，而小人得以制君子。故往往明而不晦，激而不平，以至于乱。而世儒观古人之迹，又概绳以一切之法，不能虚心平气，求短于长，见瑕于瑜，好不知恶，恶不知美。至于今，接响传声，其观场逐块之见，已入人之骨髓而不可破。于是上下数千年之间，别出手眼，凡古所称为大君子者，有时攻其所短；而所称为小人不足齿者，有时不没其所长。其意大抵在于黜虚文，求实用，舍皮毛，见神骨，去浮理，揣人情。即矫枉之过，不无偏有重轻，而舍其批驳谑笑之语，细心读之，其破的中窍之处，大有补于世道人心。而人遂以为得罪于名教，比之毁圣叛道，则已过矣。
昔马迁、班固各以意见为史。马迁先黄、老，后《六经》，退处士，进游侠，当时非之，而班固亦排守节，鄙正直。后世鉴二史之弊，汰其意见，一一归之醇正，然二家之书若揭日月，而唐宋之史读不终篇，而已兀然作欠伸状，何也?岂非以独见之俗，卒就囹圄，惭柳下而愧孙登，可惜也夫，可戒也夫。
公晚年读《易》，著书曰《九正易因》。意者公于《易》大有得，舍亢入谦，而今遂老矣逝矣。公所表章之书，若《阳明先生年谱》及《龙溪语录》，其类多不可悉记云。
或问袁中道曰：“公之于温陵也，学之否?”予曰：“虽好之，不学之也。其人不能学者有五，不愿学者有三。公为士居官，清节凛凛，而吾辈随来辄受，操同中人，一不能学也。公不入季女之室，不登冶童之床，而吾辈不断情欲，未绝嬖宠，二不能学也。公深入至道，见其大者，而吾辈株守文字，不得玄旨，三不能学也。公自少至老，惟知读书，而吾辈汩没尘缘，不亲韦编，四不能学也。公直气劲节，不为人屈，而吾辈胆力怯弱，随人俯仰，五不能学也。若好刚使气，快意恩仇，意所不可，动笔之书，不愿学者一矣。既已离仕而隐，即宜遁迹入山，而乃徘徊人世，祸逐名起，不愿学者二矣。急乘缓戒，细行不修，任情适口，鸾刀狼藉，不愿学者三矣。夫其所不能学者，将终身不能学，而其所不愿学者，断断乎其不学之矣。故曰虽好之，不学之也。若夫幻人之谭，谓其既已髟几发，仍冠进贤，八十之年，不忘欲想者，有是哉。所谓蟾蜍掷粪，自其口出者也。”
录自《珂雪斋近集》卷三
参校中华本《焚书·续焚书》
卓吾学术渊源姚江。盖龙溪为姚江高第弟子，龙溪之学一传而为何心隐，再传而为卓吾。故卓吾论心隐，尊以为上九之大人，而其叙龙溪文录，则曰“先生此书前无往古，今无将来，后有学者可以无复著书矣”。夫卓吾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而尊龙溪乃至是。由是言之，亦可以知卓吾学所从来矣。卓吾此书外，复著有《藏书》、《续藏书》、《说书》、《卓吾大德》等书。《藏书》述史，始自春秋，讫于宋、元，《续藏书》则述明一代万历以前事。去岁邓秋枚购得《藏书》，李晓暾自金陵购得《续藏书》，余皆获读之。此书则为锦州张纪庭捐赠国学保存会者，明刊本也。
卓吾曰：“名曰《焚书》，言其当焚而弃之。”明季此书两经禁毁：一焚于万历之三十年，为给事中张问达所奏请，再焚于天启五年，为御史王雅量所奏请。然而此本则刻于既奉禁毁以后，观焦弱侯序可知也。嗟夫，朝廷虽禁毁之，而士大夫则相与重锓之。陈明卿云：“卓吾书盛行，咳唾间非卓吾不欢，几案间非卓吾不适。”当时风尚如此。夫学术者，天下之公器，王者徇一己之好恶，乃欲以权力遏之，天下固不怵也。然即怵矣，而易世之后，锓卓吾书者如吾今日，则亦非明之列宗所得而如何者。然则当日之禁毁，毋亦多事尔。
卓吾为人，颇不理于谢在杭、顾亭林、王山史诸贤之论，惟袁中郎著《李温陵传》颇称道之。余最录袁传以附于后。嗟夫，嗟夫!卓吾学与时忤，其书且毁，记其人者或甚其词，度必有之。亭林、山史因学术之同异，至痛诋其人，以为叛圣。若是，夫阳明之不能免于世之诋诃，固宜也。
戊申三月顺德黄节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