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传统是历史发展继承性的表现，它的发展离不开历代史家的批判和继承。《史记》在汉代被誉为“实录”之后，历代史家都以“实录”为基本的治史标准和撰述原则，并围绕“实录”进行了持续的讨论。经过历代学者的总结和提倡，人们对《史记》实录的特点和精神逐步有了深刻理解并不断加以充实、发展。在对“实录”的探索和追求过程中，不仅产生了许多优秀的历史撰述成果，同时也使史家思想和学风中也溶入了实录精神，从而使这种实录精神成为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班固说司马迁的《史记》是“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实际上，这已不仅仅是对一部史著的笔法的评论，而是对《史记》的整体风格的把握。这说明“实录”已经不只是一种史书写作的方法，而是构成历史著作风格特征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著史者必备的精神修养。
在班固以前，刘向、扬雄、班彪等人已经认识到了《史记》“实录”的特点，班固把他们的认识加以总结，对《史记》做了一个全面的评价：
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大（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1】
他首先讲了司马迁作《史记》的取材范围，指出司马迁在史料运用上的特点，即写秦汉时期的历史较详细，而“采经摭传”写成的古代史则有“疏略”之处，并从总体上肯定了司马迁网罗文献广博的气度。继而论到司马迁在个别篇章中表现出的思想倾向并加以批判。最后从《史记》的表述特点和不虚美、不隐恶的直书精神两方面肯定了《史记》的实录特征和司马迁的实录精神。这几个方面的评价相互关联，对后人认识和理解《史记》影响很大【2】，在《史记》学术史上有奠基作用，很多根本问题的讨论都是围绕着班固的评论而展开的，实录传统也就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
第一节 资料采用与实录传统
史料真实是史书可信的基本前提，凡是严肃的史家都会尽量广泛地搜集史料，并加以审慎地考订和选择，写出真实的历史，揭示历史的真相。对史书史料的运用，孔子已经提出了一些基本命题。如《论语》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相传孔子作的《春秋》，只记人事活动，不记诬妄之说。孔子还提倡研究客观事物，要有文献根据，决不能凭主观臆断，而应该“多闻”、“多见”，他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3】。又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4】“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5】孔子这些观点是他整理古代历史文献的经验和原则，对后代史家形成重视搜集文献，并加以慎重考订的优良传统，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司马迁作《史记》，以“继《春秋》”为己任，从学术思想、撰述方法和著史实践上全面继承、发展了孔子的原则，创立了“考信于六艺”、“折中于夫子”、“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6】的考信标准和考订方法，为后世史家树立了求真的楷模。司马迁的基本态度是“考信”与“求实”，以写出一部信史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司马迁所记殷商诸王世系，为新发现的甲骨文证明为确，西方学者大为惊叹，认为“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7】。这就是《史记》在总体上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有力证据。后代不少史家和学者继承了司马迁撰史的求实精神，或在撰史中据事直书，或在评论中辨伪纠误，在中国史学史上培育了、树立了实录传统。
班彪通过评议《史记》也提出了“慎核其事，整齐其文”【8】的史学方法。其子班固对《史记》运用史料基本上是肯定的，他在撰写《汉书》的过程中，也继承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汉书》于汉武帝以前的历史，多以《史记》为据。班固还申明，凡是《史记》所无的材料决不妄添，必须确凿有据，才予增补，否则阙如。如《汉书·张汤传》赞语云：“冯商称张汤之先与留侯同祖，而司马迁不言，故阙焉。”这既是基于班固对《史记》“实录”价值的认可，也是他忠于“实录”原则的表现，表明他对《史记》史料运用方法和实录精神有很好的理解。至于对司马迁的“发愤”著书，班固从身世遭遇上表示同情，他说：“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9】就是说即使在“既陷极刑”的情况下，司马迁作《史记》仍是坚持实录原则著述信史，这是对《史记》史料可信度的极大确认。南朝宋人裴是认同“实录”说的，他在《史记集解序》中称引班固对《史记》的评论，“世称其当”，认为《史记》“虽时有纰缪，实勒成一家，总其大较，信命世之宏才也”。唐人张守节作《史记正义》，其序所云大致如此，并认为《史记》“比之《春秋》，言辞古质，方之《两汉》，文省理幽”，他也是认同班固的评论的。这些都是对司马迁史料采用实录方法的初步总结。
当然，人们对司马迁的史料运用也有不同看法，汉代以来争论颇多。扬雄称说司马迁“实录”的同时，又说他“爱奇”。晋谯周专作《古史考》25篇，“皆凭旧典，以纠迁之谬误”【10】。宋苏辙认为司马迁“为人浅近而不学，疏略而轻信”，“记五帝三代，不务推本《诗》、《书》、《春秋》，而以世俗杂说乱之。记战国事多断缺不完。欲更为《古史》”【11】。这些都是对司马迁运用史料的质疑和批评。不可否认，司马迁在《史记》中的有些记载，确有失实的地方，如他写上古史对神话传说的采录，以及关于望气、相面、天命、人神交感等事情的记载，但是这些同史料不足和当时的时代思潮有关，并不能否定司马迁在主观思想和实践活动中的实录精神。如南宋李焘撰成《续资治通鉴长编》，资料翔实，态度严谨。他在奏上全书时，曾列举“损益修换”处4400余事，编为目录10卷。尽管如此，他还说“抵牾何敢自保”，表现出对历史撰述的求实作风。宋孝宗因此称他“无愧司马迁”
【12】。这说明，随着史学编纂方法的进步，人们对史料求实的认识渐趋成熟，在史料运用的实录精神上推尊司马迁为标准的意向也更明确。实录传统就是在这种批评与肯定的过程中得到发展。
对这种实录精神的进一步审视和推崇，至明清时期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明清时期不断有史家和学者对司马迁《史记》中的史料的可信度和史料运用方法从理性上加以肯定，并使这种实录精神在历史考据学中得到发扬光大。尤其是清代学者，他们针对汉以来人们争讼颇多的问题，从史料可信、考信方法和司马迁著史的审慎严谨的态度等方面总结了司马迁的史料运用。这些都显示出实录在史料学方法上的体现，标志着实录传统的成熟。
首先，辨明司马迁采撷史料的可信。在学术旨趣上，司马迁是“尊儒”，还是“崇道”的争论，以及班固“是非颇谬于经”的评语，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后来史家对《史记》史料运用的理解。班固对司马迁思想倾向的评价是有其时代局限性的【13】，后来史家往往拘泥于班固之评，在批评司马迁的思想不合于儒家经典的同时，还对《史记》中史料的可信性提出质疑。明清时期，随着人们对司马迁思想旨趣的辨明，《史记》“考信于六艺”的准则也被阐释得更清楚。王鸣盛作《十七史商榷》多处论到司马迁是“尊孔”的。【14】对《史记》的取材，他还就班固所说的“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进行评论，说：“迁所采书只有五六种。张守节《正义·论例》云《史记》采六家杂说。六家即班氏云云，杂说则六家外或间有，然亦仅矣。盖其采之之慎如此。”“此所以为有识”。【15】冯班针对扬雄的“爱奇”说加以批评：“太史公曰：‘学者载籍极博，必取信于六艺’又曰：‘诸家言黄帝，文多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其不爱奇也明矣，芟之或未尽耳，扬雄以为多爱不忍，非也。”【16】他从司马迁取材的宗旨和标准出发，充分肯定了司马迁取材的审慎和可信。
其次，肯定司马迁严谨审慎的著史态度。在《史记》问世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往往从发愤抒情或《春秋》褒贬的角度理解《史记》关于史料的运用，似乎《史记》篇篇皆为发愤刺讥而作。这实际上是夸大了《春秋》褒贬书法的作用来衡量《史记》。清代史家和学者在褒贬和事实之间更重事实，因而往往能从史学角度较准确地阐释司马迁史料运用的意图和方法，如针对长久以来孔子、陈涉入“世家”，项羽入“本纪”，为伯夷立传等纷争，清代史家并无穿凿附会、求之过深之弊病，大多认为这就是司马迁实录的表现。郭嵩焘认为司马迁列孔子于《世家》是“纪其实而已”；创《项羽本纪》也是“纪实”【17】。何焯说《伯夷列传》大旨有二：“征信”、“阐幽”【18】，是七十列传之凡例。清人徐时栋说：“天下号令在某人，则某人为本纪，此史公史例也。故《高祖本纪》之前，有《项羽本纪》；高祖以后，不立孝惠皇帝本纪，而独立《吕后本纪》，固以本纪为纪实，而非争名分之地也。此后无人能具此识力，亦无人敢循此史例矣。”【19】司马迁的识力和史例所以卓绝千古，高出于后来那些“正统”史家，道理很简单，只是贯彻了史家应该具有的实录精神。清代很多史家都持这种观点，如郝敬、钱大昕、章学诚【20】等。在此基础上，他们证明了司马迁著史不是任情褒贬，而是持严谨审慎的态度。赵翼从司马迁作《史记》年岁之长，来否定前人所谓“发愤”著书的说法，他统计“迁作《史记》，前后共十八年，况（任）安死后，迁尚未亡，必更有删订改削之功。盖书之成，凡二十余年也……可知编订史事，未可聊尔命笔矣”【21】。他认为司马迁编纂史事是屡经删改修订的，肯定了司马迁著史的严谨态度。钱大昕也批评了“谤书”说，认为王允等人的议论，“元非通论”，并且进一步指出：“太史公修《史记》以继《春秋》，成一家之言。其述作依乎经，其议论兼乎子。班氏父子因其例而损益之，遂为史家之宗。后人因踵事之密而议草创之疏，此固不足以为史公病。”他认为司马迁作《史记》的宗旨之一是“继《春秋》”“成一家之言”，因而在史料运用上是依经述作，而在表现自己看法的时候有诸子的风格。后人未能理解司马迁的作史宗旨，在方法论上又犯了“因踵事之密而议草创之初”的错误，因而对司马迁的《史记》有很多批评。但同时钱大昕也指出司马迁“去圣浸远，百家杂出，博采兼收，未免杂而未醇。又一人之身，更涉任（仕）宦，整齐画一，力有未暇，此又不必曲为之讳也。”【22】这是对《史记》阙误的比较客观通达的看法。他所说的“遂为史家之宗”，充分表现了《史记》影响之大、之久。我们可以在这些考据学家的理性精神和司马迁实录精神之间感受到很明显的相通之处。
再次，总结和阐发司马迁的考信方法。司马迁在《史记》很多篇中都申明了自己“疑者阙之”的撰史方法和严肃态度。如《仲尼弟子列传》云：“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疑者阙焉。”《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云：“观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亦当世得失之林也，何必旧闻？于是谨其终始，表其文，颇有所不尽本末；著其明，疑者阙之。后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览焉。”司马迁所谓“疑者阙之”，是对那些史料记载不详或无法辨清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不去做个人假想和阐述；对于那些相互矛盾的观点和材料也如实地记录下来，将疑问保存下去，让后人解决。这样做可能为史书增加了很多不确定的“杂说”，但却避免了因虚辞妄说而改变以至曲解历史，误导后人，因而是一种严谨求实的态度。这就是司马迁“疑则传疑”的考信方法。
早在南北朝时期，刘勰已将“文疑则阙，贵信史也”作为撰史原则提出来加以论述，他认为造成史书失实的原因一是爱奇述远，一是为世情利害所左右，所以史家要“析理居正，唯素心乎！”【23】“文疑则阙”是史家处理史料的原则之一，而“析理居正”就是强调史家要有严谨客观的态度。明清时期，刘勰所提出的这两个原则被进一步用来阐发《史记》的实录精神。这种保存实录的方法经常被清代学者称为“两存法”。如冯班云：“太史公叙事，事有抵牾者，皆两存。如《周本纪》依《古文尚书》，《齐太公世家》又载今文《泰誓》，所谓‘疑以传疑’也。有大事，而记载不详难叙者，缺之，史阙文也”【24】。实际上，司马迁作《史记》是今古文兼用，只要能说明历史真实即可。对《史记·赵世家》所记述赵氏孤儿一事，《左传》不载，《晋世家》记又与《赵世家》不同。清高士奇说：“司马迁序赵氏下宫之难，文工而事详，顾与《左氏》迥异，此千古疑案也。自当两存之。”【25】这些总结可以看做是对班固等所说的“实录”内涵的进一步阐发，也与清代讲究考证学风的盛行有密切联系【26】。
清代朴学家以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广参互证、追根求源的方法对前代文化遗产的整理考证，在此过程中逐渐领悟了司马迁对待史料的考信求实的精神，开始对前代史家的误解加以辨正，并对司马迁运用史料的方法加以总结和运用，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对司马迁实录考信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如钱大昕以“实事求是”为自己《廿二史考异》的著述宗旨。崔述作《考信录》，书名直接取法于《史记》，他说：“司马氏曰：‘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是余之志也夫！”
【27】崔述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也继承和发扬了司马迁“考信”精神。司马迁记载上古帝王史事，有些运用了传说，被后人指责最多，清代史家对此多有辨正。在上古史年代断限问题上，本极混乱，古史传说与可信历史的界限也不甚分明，司马迁面对混乱芜杂的史料，对上古年代问题做了一次整理，他对各种歧说异解加以比勘，考信于《六艺》，参之于百家“谍记”，最后将可信的古史年代断自共和元年始。他虽从黄帝开篇撰写历史，但没有采用有些谍记的“黄帝以来皆有年数”，而是采取审慎的态度：“稽其历谱牒，终始五德之传……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
【28】所以共和以前但记世数，作《三代世表》。对此种处理，王鸣盛也很赞赏，他在《十七史商榷》卷三“共和庚申以前无甲子纪年”条说：“《十二诸侯年表》断自共和庚申始，以前三代但作《世表》”，肯定了司马迁审慎阙疑的历史考信法。崔述对司马迁考上古史，考信于《六艺》，扬弃“不雅驯”之言，也加以肯定，并以毕生精力撰成《考信录》，对两千年来形成的古史传说加以廓清。其发明司马迁实录求真精神可谓至真至诚，这对后来史家的治学精神产生了很大影响。近代疑古派的代表人物顾颉刚在疑古求真精神的指导下，再次肯定了司马迁严格的裁断和卓越的见识，他说：“我们只要看唐司马贞忍不住替他补作《三皇本纪》，就可知道在方士和阴阳家极活动的空气之中排斥许多古帝王是怎样的有眼光和有勇气了。”“我们只要看《史记》以后讲古史的书有哪几种是没有共和以前的年数的，就可以知道他的裁断精神是怎样的严厉和确定了。”【29】此外，崔述在《考信录提要》中总结自己的考信方法：“究其本末，辨其异同，分别其事之虚实而去取之”，“类而辑之，比而察之”，“参互考订而归于一是”等等【30】，这些既可以从司马迁的考信方法中看到踪影，也有崔述个人的心得。由此也可以看出清代史家和学者遵循实录精神已达到相当自觉的程度。
除此之外，对司马迁有意识地进行实地考察并访问俗里乡人来考订史料的方法，后代史家不仅予以肯定，还在自己的撰述活动中运用。《史记》并不是一味地相信六艺及古史文献，而是常常带着考辨的眼光深入民间，从生活中，甚至从历史见证人那里获取史料，以此和史书相参证。这在《史记》中的《五帝本纪》、《孟尝君列传》、《魏公子列传》、《郦生陆贾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中都有记载。司马贞《史记索隐后序》云：“太史公之书，既上序轩黄，中述战国，或得之于名山坏壁，或取之以旧俗风谣，故其残文断句难究详矣。”旧俗风谣往往能准确地反映社会现实的特征和风尚，从而反映当时历史的真实，但它是有时代性的，随着时代变化它可能失传了，所以后来人对《史记》的残文断句很难再考订详细。司马贞这段话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司马迁深入民间，考订史料的精神。因为这种方法不仅增加了史料的可信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史籍记载不足的局限。后来史家著史，在文献不足的情况下多采取实地考察的方法。如谈迁著《国榷》、顾炎武作《日知录》、史念海撰《河山集》等。梁启超曾就司马迁作《孔子世家》，“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低徊留之不能去焉”，而评论司马迁说：“作史者能多求根据于此等目睹之事物，史之最上乘也。”【31】可以说，这是对司马迁实地考察史迹的求实精神的最高评价。
总之，在《史记》评述上，无论是广收证据改正前人谬误，还是对考信方法的总结和运用，清代史家和学者都体现出一种对司马迁求实求真精神的肯定和追求，从而使《史记》的史学价值得到更多阐释。但从总体上看，他们还未能把《史记》取材和史料运用的原则与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史宗旨联系起来考虑，对《史记》某些史料运用还认为只是“芟之未尽”、“疏略”“未加刊定”等等，不能从根本上揭示出司马迁运用史料的创造性。如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史德》篇中全面分析了“发愤”“谤书”说产生的原因：一是像王允那样“以乱臣贼子之居心妄附《春秋》笔削”，二是读者之心自不平，三是溺于文辞。最后提出史家要贵“平日有所养”，也就是要培养自己客观公正的“史德”，心术正，大义自明。这些分析从历史与现实政治、史家主体与客观历史及史与文的关系，批评了人们对司马迁和《史记》的误解。不过，由于章学诚还是以“不背于名教”来评价《史记》，对司马迁在取舍史料之中表现出的史识就不能得出合理的认识。刘咸□对此曾评论说：“章实斋《史德》篇曾辨之而未圆足”【32】，认为他没有抓住“黄帝以来，迄于麟止”八个字，即未能从《史记》通史的宗旨看待问题，可谓中肯。但这不是章学诚个人的倾向，而与当时史学的发展水平和史家的史学观念有很大关系【33】，不能苛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