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史学传统看司马迁《史记》在中国史学上的地位
历代史家和各方面的学者对《史记》的推崇、评论，形成了一种研究《史记》的传统，表现了不同时代人们对我国史学传统和民族传统自觉的继承与发扬。传统是一个民族文化发展中体现连续性的因素，是构成每一代人由以出发的前提。可以说，传统就是历史和现实之间的一种联系，是文化发展和进化中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辩证联系。全面地认识《史记》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和它对中国史学传统的影响，这对推进司马迁及《史记》研究，对发掘优秀史学传统的民族特点并在新时期发扬光大，都是很有必要的。
（一）奠定了史学传统发展的基础
《史记》之前，已经有一些史学活动，包括历史编撰和史学评论。如孔子作《春秋》，以及孟子对孔子著史的评价，并且提出了一些理论范畴，如“事”、“文”、“义”的评价标准，书法无隐的撰述原则等。但此时的史学研究还出于萌芽状态，还没有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直至司马迁对先秦史学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发展，撰成了《史记》，史学的学术地位才确立起来。同时，司马迁在撰述宗旨、史家修养、编纂方法和史学思想上为后来史家树立了典范。后来史家不断追踪司马迁和《史记》，在史书撰述和史学批评上形成了一些优良的史学传统。因此，从史学和史学传统的形成与发展历史来看，《史记》对先秦史学活动的继承和发展奠定了史学传统发展的基础。首先，《史记》是在总结先秦学术的基础上产生的，已经整合了人们关于社会、历史和人的思想认识而使其具有了较稳定的内涵，并且从史学上赋予它们新的意义。这为史学传统形成所需要的传承性、稳定性和时代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次，《史记》在各个方面所达到的成就，使史学诞生之初就具有了鲜明的民族特征，为人们全面地、系统地认识史学的内容和形式，提供了高起点的参照系，从而在民族性和典范性方面为史学传统的发展做好了准备。最为重要的是，司马迁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探索历史发展法则上所表现的自觉性，以及忠实于撰述理想的精神，即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基础上“成一家之言”。这是保证史学传统不断发展、不断创新的内在动力。
（二）推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体系和其本研究方法的发展
古代史家和许多学者对于史学宗旨、史学地位、史学方法、史家标准、史籍优劣和史学流变等问题，都有明确的论断和深刻的剖析，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1】。在这个理论体系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史记》在史学上的影响力和历代史家对《史记》的评论，在很多方面起到了推动作用。首先是一些重要的史学理论范畴和命题的产生，及其内涵的升华，大多是在《史记》的影响下和后代史家在评论《史记》的过程中获得的，如“直书”、“实录”、“良史”、“成一家之言”、“史识”、“史德”等。《史记》的实录精神和方法实际上启发了后人关于采撰和历史事实的理论，历史评价与信史的理论等，为史学宗旨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史记》对后来史家的良史思想和“成一家之言”等传统的形成，在撰述旨趣、史家修养和史著评价标准等方面促进了中国史学理论的发展。在史学方法上，《史记》创立的纪传体既是一种新的史书体裁，也是一种新的研究历史和史学的方法。人们对列传、史表、“太史公曰”编纂体例的模仿与创新就是对史学内容和方法的进一步拓展，同时丰富了史书编纂方法和编纂理论。从《史记》的文字表述成就及其影响入手，来探讨史书文字表述审美要求传统的形成和发展，不仅使人们开始关注关于史文表述与审美要求的理论，还推动人们进一步思考史学的社会作用以及史学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在此过程中，关于史学批评标准和史学批评方法的理论逐渐丰富。
（三）调整中国史学和史学传统发展的方向
在史学和史学传统的发展过程中，时代和社会的影响因素是不可忽视的，但也会因此出现一些制约史学发展的不良因素。此时，《史记》及其相关评论往往成为引导优良学风的旗帜。如在撰述旨趣上，以《史记》实录批评史学撰述和评论中的“曲笔”；以“成一家之言”的创新精神反对史书撰述中墨守陈规、不知变通的风气；以“未尝离事而言理”的经世精神反对“空言著述”，等等。通过争论、辩难，《史记》所树立的标准往往能起到引导史学传统向积极方向发展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