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里·皮达科夫是最有天赋最受尊敬的布尔什维克之一。十月革命爆发时，27岁的他已有12年的革命经历了。他的哥哥是基辅布尔什维克原地下组织负责人，于1918年被白匪抓获英勇牺牲了。皮达科夫当时得知噩耗后，立即请求列宁免去他担任的国家银行第一政委的职务，派他去乌克兰参加地下斗争。皮达科夫后来被选为乌克兰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第一任主席。国内战争时期，他作为工农红军的创建者和优秀将领之一，先后指挥过第13军和第6军，后来又成为第16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在波兰前线作战。
1936年8月底，还没有从第一次莫斯科审讯结束缓过气的侦讯人员们又被召到秘密政工局。莫尔恰诺夫向他们宣布：“今年，你们不得不忘掉休假，因为侦讯工作并没结束，这才仅仅是开始！”第二次审判的主要对象是皮达科夫、拉狄克、谢列布里亚科夫、索科利尼科夫等人。
有个审讯员试图逃避这项新任务，散会后就跑到内务部医院，真真假假地诉说了一番病情，指望弄张病假条。当然，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第二次审判的预审还没开始。1936年9月1日，也就是在枪毙了季诺维也夫等老布尔什维克后的第6天，亚果达和叶若夫从监狱和集中营里挑选出5000名当年参加托派最积极的布尔什维克党员，未经任何审判就把他们集体秘密枪决了。
针对老布尔什维克的第二次和第三次莫斯科审判的秘密准备情况，是极少有人知道的。但是，通过一些被派到法国和西班牙执行任务的内务部“消息灵通人士”之口，人们还是了解到有关的一些内幕情况。
1936年底，内务部侦讯人员起先得到的指示是：皮达科夫、拉狄克、谢列布里亚科夫、索科利尼科夫等人的罪名是参加过所谓的“平行总部”，即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其实，这比上次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的罪名轻多了，因为他们还没来得及实现自己的犯罪预谋，就被捣毁了。
没过几天，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得到命令，中断一切审讯，等候新的指示。
侦讯员们在暗中猜测会不会取消这次审讯。他们出席了叶若夫亲临会场坐镇、由莫尔恰诺夫主持的一次紧急会议。任务变成了要揭露受审人企图借助德、日两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力量夺取苏维埃政权并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按照新的任务，被告们将从罪过较轻的“平行总部”成员“升级”为德国法西斯的间谍了。考虑到侦讯人员难以向自己原来的受审人交待（他们都曾向自己原来的受审人许过愿，作过说明），莫尔恰诺夫命令他们相互交换受审人。这样，审讯员就用不着对自己过去的许诺或说明负责了。
内务部头头们在准备第二次莫斯科审判的过程中，又起用了几个内部的特工人员来扮演被告人的角色。这种冒牌货究竟有多少，外人不得而知，但舍斯托夫和格拉舍是其中两个。
舍斯托夫和格拉舍都属于内务部编制内类似“耳目”的秘密工作人员。他们作为特殊的密探，曾被安插进各个企事业单位，负责暗中搜集有关该单位领导和职工的活动情况。这种内务部特工人员都有正式职务作为掩护，所以一般不会引起怀疑。
舍斯托夫原是内务部派到西伯利亚库兹涅夫煤矿“工作”的。经济局一位领导曾评价说，舍斯托夫干特务工作很在行，只是在经济问题上手脚不那么干净。格拉舍曾在莫斯科化工局对外关系处担任领导职务。他的公开职务是聘请外国专家并安排他们来苏联后的工作，而他的秘密任务是领导该局的秘密情报网，从国家安全角度对外国专家进行监视。在内务部经济局内，格拉舍是个很能干的工作人员。他出生在奥地利，精通好几个欧洲国家的语言，很善于同外国专家拉关系。通过他的工作，不少外国专家都成了内务部的间谍，有的回国后仍继续同内务部保持联系，还经常把自己所在企业的工业情况出卖给苏联驻该国情报站。
舍斯托夫和格拉舍都积极参加了第二次莫斯科审判工作。他们认为自己是在执行党中央和内务部的重大任务。当然他们根本不会想到，这次充当冒牌被告也将被判处死刑，而且不能赦免。
1937年1月，第二次莫斯科审判开庭了。这次共有17名被告人。皮达科夫、拉狄克、谢列布里亚科夫和索科利尼科夫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
国内战争结束后，燃料缺乏成了国家面临的最尖锐的问题。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列宁把迅速扩大顿巴斯煤矿开采量的重任交给了皮达科夫。他没有辜负列宁的厚望，极为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完全可以说：国家能胜利完成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首先应该归功于皮达科夫，他才是真正的最优秀的生产组织者。
1931年，皮达科夫被任命为重工业部副人民委员。为什么是“副”职呢？因为皮在20年代后期积极参加过托洛茨基反对派。重工业部人民委员是奥尔忠尼启则，尽管他未曾受过什么教育，对财政和经济问题更是门外汉。全国各地的工业领导人和党务工作者都知道：重工业部的实际领导人和国家工业化的灵魂是皮达科夫。就连奥尔忠尼启则本人也不否认这一点。他经常对皮达科夫说：“您能让我说什么呢？您知道，我既不是工程师也不是经济学家。既然您认为这个方案不错，那我就用双手在上面签字，并同您一道在政治局会议上去为它奋斗。”
斯大林对待皮达科夫的态度，也比对其他原反对派领袖要温和得多。他知道，实现工业化计划离不开皮达科夫，而工业化又正是“党的总路线”的核心。
皮达科夫一向廉洁奉公洁身自好。他和家人过去一直住在格涅兹尼科夫大街上一幢旧楼里，而且只占了很小的两间房屋。皮达科夫从不享受特权，他一家人全靠工资生活。1930年的一天，趁皮达科夫夫妇上班的时候，斯大林吩咐事务管理局派人将他们的儿子和几件破旧的家具搬进了装饰一新的新建宿舍。然而，皮达科夫对此却高兴不起来。皮达科夫早就脱离了反对派，但他一直拒绝攻击自己过去的志同道合者。1929年皮达科夫被任命为国家银行管理委员会主席时，他在同几位反对派成员交谈中曾声明：“现在惟一使我感兴趣的是，我能否保证国库里有足够的钱！”
了解皮达科夫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工作狂。他每天上午11点前上班，凌晨3点才离开办公室。他的工作时间总是排得满满的，忙得每周只能吃上两三顿午饭。由于工作紧张和营养不良，他瘦得很厉害。脸色苍白，一副病态，加上几根稀疏的淡黄胡子，又瘦又长的身材，看上去很像个堂·吉诃德。他总是穿一件很便宜的做工很粗的西服。有一年，皮达科夫出访德国，并在那里为苏联做了一笔5千万马克的买卖，可他却住在一家小旅馆最便宜的房间里。与皮达科夫做生意的德国公司经理实在不理解：这位手中握有财政大权的苏联政府要员，为什么身上穿的还不如他们私人公司的低级职员？！
在对皮达科夫的预审中，残忍的刑讯人员强迫他的妻子和朋友诬告他。对付一个弱女子，他们并没有费多少工夫，就使她屈服了。因为有关“托季联合总部”案被告人的子女“失踪”的传闻，她听说过很多。她知道她救不了丈夫，她更为儿子的生命担心，为了儿子她不得不违心地答应诬告丈夫。
皮达科夫的秘书莫斯卡廖夫原本是个农村青年。他通过与其他党政要员的秘书的接触，学到了许多东西，也了解到当时政治局势的动向。他很清楚，内务部已给皮达科夫定了性，他们不达目的是决不罢休的。然而，莫斯卡廖夫还是十分谨慎。他对莫尔恰诺夫说，他同意在诬陷皮达科夫的材料上签字，但必须让他很熟悉的时任叶若夫副手的阿格拉诺夫在场。阿格拉诺夫来后，莫斯卡廖夫再次声明，他决定遵守党的纪律，提供对皮达科夫不利的口供，但是，这些口供本身完全是假的。
皮达科夫是个很讲原则的人，而且目光敏锐，意志坚强，无所畏惧。他被捕后，根本就拒绝同侦讯人员讲话。只是在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他才在一份假供词上签了字。假供词的大意是：1935年12月，他利用出差柏林之机，给在国外的托洛茨基写了一封信，请托洛茨基下达有关经济上援助苏联国内阴谋组织的指示。托洛茨基很快回信通知他说，托派已同德国纳粹政府达成秘密协议。德国即将进攻苏联，帮助托洛茨基夺回苏联的政权；托洛茨基掌权后将把乌克兰割让给德国以及其他一些经济上的好处。托洛茨基还在信中要求皮达科夫的反革命地下组织在工业部门开展破坏活动，以履行在协议上承担的义务等等。
斯大林听完了有关皮达科夫的“交代”后，突然说：如果起诉书上写明，皮达科夫不是通过信件往来，而是在同托洛茨基直接会面时接受指示的，岂不更好一些吗？于是，一个关于皮达科夫曾亲自飞往挪威同托洛茨基会晤的说法就出笼了。为了让这一说法更加令人信服，斯大林吩咐内务部外事局局长斯卢茨基绘制一张皮达科夫从柏林前往挪威的路线图，还要标明柏林至奥斯陆的火车时刻表。
斯卢茨基后来在巴黎透露了有关克里姆林宫开会讨论皮达科夫案件的情况。
在那次会议上，斯卢茨基向斯大林汇报说，从他搜集的材料看，皮达科夫亲自前往挪威的说法不切实际。皮达科夫如果乘班车从柏林到奥斯陆再返回，加上从奥斯陆前往托洛茨基住的维克萨尔镇与其面谈所需时间，至少也得两天两夜。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硬说皮达科夫不在柏林，是不会有人相信的。因为在那段时间，皮达科夫每天都在柏林主持与德国各企业代表的谈判，几乎天天都签署过合同。
斯大林对斯卢茨基的报告很不满意，不等斯卢茨基把话讲完，他就反驳道：“不错，您说得有道理，因为您的依据是火车时刻表。可是，皮达科夫为什么不能乘飞机去奥斯陆呢？飞机跑个来回大概只需要一个晚上吧？”
斯卢茨基急忙说明，飞机只能转载几个乘客，每个旅客都要在航空公司的日志上登记姓名。但斯大林的主意已定，便不容分辩地下令：“要指明皮达科夫坐的是专机。为了这个勾当，德国当局当然乐意提供飞机！”
于是，皮达科夫的“口供”又作了相应的修改，把托洛茨基的密信改成皮达科夫面见托洛茨基的过程。照后来在法庭上的说法，皮达科夫曾于1935年12月中旬乘专机从柏林起飞，在奥斯陆附近某机场着陆，经挪威官方验过护照之后，便驱车前往维克萨尔，并在那里同托洛茨基面商推翻斯大林制度和借助德国军队夺取苏联政权的计划。
这一次，审判组织者们汲取了上次那个根本不存在的“布利斯托里饭店”的尴尬教训，警告皮达科夫，不准陈述“多余的细节”。只要不讲明皮达科夫飞往挪威时用的什么名字，是否有入境签证，其他方面就不应该出什么麻烦了。说皮达科夫在一夜之间来回飞了一趟奥斯陆，这完全是可以成立的。至于是否真有一架飞机在12月的夜幕下飞临挪威上空，就是专门吹毛求疵的人也不可能查证清楚。
1937年1月23日，皮达科夫在法庭上陈述了自己的这一“飞行”游戏。谁也没有想到，仅仅过了两天，即1月25日，挪威《晚邮报》就发表了一项声明：
“皮达科夫来奥斯陆会见托洛茨基一说完全不足以信。
？？他似乎飞抵了赫列尔机场，但该机场官员肯定地申明，1935年12月间，不曾有任何民用飞机在那里着陆？？”
这项声明打得叶若夫他们措手不及。怎么办呢？说飞机不是降落在赫列尔机场，而是其他某个机场，行吗？不行。众所周知，奥斯陆附近只有这个机场才允许民用飞机降落。让皮达科夫再改口，也不行，太晚了。
维辛斯基向法庭出示了苏联外交部领事司的一份证明书，说：“？？根据国际协议规定，奥斯陆附近的赫列尔机场一年四季都对其他国家的飞机开放，飞机在冬季也能起飞和降落？？”
1月29日，挪威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工人日报》又登出一条消息：“？？今天，赫列尔机场场长古利克森在电话中答复《工人日报》记者说，1935年12月没有任何一架外国飞机在该机场降落过。”该报接着写道，根据官方航空日志的记载，从1935年9月至1936年1月这一期间，总共只有一架飞机在赫列尔机场降落过。这当然不是指皮达科夫所乘过的那架飞机。
托洛茨基也及时参加了进来。他通过媒体建议维辛斯基问问皮达科夫：他是哪一天从柏林飞往奥斯陆的？是否有挪威的入境签证？如果有，用的是什么名字？托洛茨基还要求莫斯科法院通过官方渠道向挪威政府验证一下，看皮达科夫的供述是否真实。托洛茨基写道：“如果查明皮达科夫确实来过我这里，那就意味着我的名誉将彻底完蛋。但是，如果查明事实恰恰相反，那就证明有关我们见过面的传说从头到尾都是谎言，而且被告们的所谓‘自愿坦白’也全是捏造的。必须立刻查证皮达科夫的供诉，趁他现在还没被枪毙！”
托洛茨基预料，审判的组织者是绝对不会进行查证的，他们将一意孤行。于是，他决定向苏联政府挑战。他给莫斯科写了一封信，要求对方同挪威政府交涉，把他托洛茨基作为皮达科夫等人的同案犯引渡回苏联交付审判。
苏联内务部当然不敢引渡托洛茨基。他们很清楚，按照法律规定，要引渡就得先让挪威法院审查托洛茨基的罪名。那样的话，挪威法院就会彻底调查皮达科夫是否真的去过奥斯陆，说不定还要连带查查有关“布利斯托里饭店”的丑闻。
皮达科夫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他极其痛苦地忍受着公众的蔑视，践踏着自己光荣的过去，只求以这种牺牲为代价能拯救自己的妻子和儿子的生命。
他在审判人员进入合议庭之前，获得了“最后陈述”的机会。他的话不多，但其中有几句话充满悲伤凄凉：“法庭判处的任何罪，对于我来讲，都比不上坦白本身给我的惩罚？？再过一会儿，你们就将宣读你们的判决；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我，是多么肮脏？？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党，自己的家，失去了自己。”
1937年1月30日，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判处了17名被告人中的13人死刑。在这13人中，包括皮达科夫、谢列布里亚科夫和其他几位列宁的亲密战友。他们都是在内务部大楼的地下室里被枪毙的。
1937年2月1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奥尔忠尼启则在家里自杀。奥尔忠尼启则不仅是斯大林的有力支持者，还是斯大林的挚友。但在肃反问题上，他和斯大林发生了严重分歧。奥尔忠尼启则激烈反对内务人民委员部滥捕滥杀。他还派人检查内务人民委员部所执行的逮捕是否确有根据。2月17日早晨。他和斯大林发生激烈争吵，他抗议逮捕和杀害干部。第二天，他愤而自杀，以示对肃反运动的抗议。
在皮达科夫被杀害后的第三个星期，报上登出讣告：重工业人民委员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因心脏麻痹而突然死亡，享年50岁。奥尔忠尼启则的葬礼异常隆重，中央委员会还要求全国各级党组织召开追悼会，对“斯大林的忠实战友和同志，钢铁般的人民委员”的逝世表示应有的哀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