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爱森斯坦（1898—1948）是与查尔斯·卓别林齐名的世界著名的电影导演和电影理论家。1925年，由他导演的影片《战舰波将金号》在1958年布鲁塞尔国际电影节上被评为“电影问世以来12部最佳影片之首”，并且“至今还是世界电影艺术的一部不朽之作”。作为世界电影艺术的奠基人之一，爱森斯坦“在影片的立体结构、蒙太奇、声画框架、单镜头画面的结构、色彩以及电影史等领域，都进行了多方面的开创性的研究”，直到现在“世界上任何一部重要的电影理论著作没有不论及爱森斯坦的”。早年当过工程师的爱森斯坦还撰有艺术和接受心理学等方面的著作，他还是一位语言大师，精通英、法、德、日等多种语言。就是这样一位天才却被指责为“苏联的逃兵”并屡遭批判。
影片《战舰波将金号》1926年在莫斯科大剧院首映，并以其独特的“‘杂耍蒙太奇’、群众场面、类型演员、外景拍摄代替了以前电影中一般的‘情节’”，受到德国、法国、美国、奥地利、英国的艺术家、批评家和文学界人士们的赞扬。德国的主要报纸《柏林日报》称赞它是世界上第一部“具有永久性的电影”，“前世界最有力、最富于艺术性的电影”。在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预言它“将作为开辟道路的影片之一而名留电影史中”。影片的导演爱森斯坦理所当然地享誉国际影坛。德国有人把他的形象看做是整个苏联的象征。一个年轻的作家甚至把他的名字谢尔盖的第一个字母改成S（陛下），也就是说，这位苏联艺术家成为德国知识分子的“陛下”了。这很可能在某些方面刺痛了斯大林。“由于爱森斯坦在艺术上的伟大成就而使苏联获得了荣誉、关切和新朋友”，这种刺痛暂时没有引爆斯大林的愤怒。而这位大导演的下一部电影《十月》则是他真正触怒斯大林的开始。
公认的十月革命的军事英雄托洛茨基不但被斯大林斥责为“革命的叛徒”，而且被开除出政治局，开除出党，还被放逐。爱森斯坦为了尊重历史的真实，在《十月》这部影片中仍让托洛茨基以十月革命英雄的面目出现。这显然是与斯大林公开对着干。影片被禁演已是情理之中的事。爱森斯坦迫于压力不得不重新剪辑这部影片，删去了所有可能被认为赞扬托洛茨基的部分，之后它才于1928年3月被允许上映。1928年2月2日，阿尔弗雷德·赫·巴尔去看望爱森斯坦时发现这位大导演很疲倦，就问：“《十月》拍完之后，你是否要去休假一些时候？”“不，我大概要一命呜呼了。”这里不仅表明了艺术家的心力交瘁，也暗示他正面临着威胁。
爱森斯坦因影片《十月》的问题而暂时被冷落，但他并没有中断自己的艺术探索。他非常渴望知道国外的艺术和科学的发展情况，特别是去好莱坞学习电影技术方面的东西。当时苏联还没有拍摄过有声电影，而在美国有声电影早已取代了无声电影，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也已摄制了相当数量的有声电影。他决定出国考察。据格里戈里·亚历山德罗夫回忆，本来斯大林十分关注电影行业的发展，曾于1927年和1929年视察过爱森斯坦的摄影棚，两次会见时他都答应了爱森斯坦的出国请求。1929年至1932年爱森斯坦同他的助手们一起访问了欧美。遗憾的是，爱森斯坦这次出国访问不太顺利。有些外国制片商邀请他拍一些商业片，想利用他的名气和技术赚大钱。
而视艺术为生命的爱森斯坦则坚决拒绝了这种邀请。这当然引起了外国商人的不满和敌视。这些人到处散布谣言，说爱森斯坦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甚至暗示他不想回国，因为他正在外国度过“有生以来第一次不受拘束的时期”。当爱森斯坦在墨西哥拍摄影片《墨西哥万岁》时，与他的赞助人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因资金和拍摄时间问题产生分歧，导致后者中止了赞助。美国人辛克莱在解释时恶意地说：“爱森斯坦是个没有信用和廉耻的人”，“他只想用我们的钱留在墨西哥，以避免回到俄国去”。此人甚至还给苏联政府写了一封诬告陷害爱森斯坦的信。爱森斯坦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据《爱森斯坦评传》的作者英国人玛丽·西顿讲，为了报答辛克莱对影片的赞助，爱森斯坦甚至提出无偿地为他工作，“只要一元钱一天来作为他、基塞和亚历山德罗夫在墨西哥的生活费”。由于墨西哥当时缺乏设备，为了方便影片的技术处理，爱森斯坦把每一个镜头都拍摄了两份，所以拍摄成本提高了，拍摄的时间也延长了。在创作过程中向来不爱多作解释的爱森斯坦，没有向不懂电影技术的厄普顿·辛克莱作过多的解释，结果导致两人之间产生隔阂。玛丽·西顿说：“应该承认，爱森斯坦这样的人确实容易被人误会”，但是，“不管谣传什么流言蜚语，他从来没有想抛弃他的祖国”。然而斯大林却听信了谣言，愤怒之下，于1931年12月1日授意政治局通过了一个关于爱森斯坦的决议，斥责他是“苏联的逃兵”，并在随后给厄普顿·辛克莱发了一封电报，告诉他苏联人民认为爱森斯坦是个叛逃者，不再需要他。
爱森斯坦带着耻辱和失望回到了莫斯科，此时起他被禁止再从事拍摄工作。据玛丽·西顿讲，凡来访问他的外国人都被拒绝，并请他们去访问他的助手；当有人问起爱森斯坦的情况时，只能得到一些含糊其词的回答。他的某些电影界同仁则暗示他已经“完了”。
爱森斯坦只好转而进行电影教学和理论著述工作，因为这样“可以使他的思想摆脱许多苦恼”。不料却又因为埋头研究理论和进行电影教学工作，爱森斯坦受到“脱离实际”的批评指责。1937年他又获得了拍摄影片《白净草原》的机会，但同时也是对他新的又一场更为猛烈的批判的开始。
他重返摄影棚开始拍摄影片《白净草原》。影片的主要情节是，农业集体化时期少先队员帕夫利克因捍卫集体农庄的利益而被其富农父亲杀死。在1937年“这种对父与子冲突的处理是很现实的”，但是影片开拍不久便遭到苏联电影业领导人鲍里斯·舒米亚茨基的指责和刁难。据玛丽·西顿讲，时任中央电影事业管理局局长的舒米亚茨基从来不喜欢爱森斯坦。他嫉妒爱森斯坦的才华，时刻想贬低他的威望。在爱森斯坦回国之初，他曾建议爱森斯坦拍一部喜剧片，爱森斯坦以不符合他的艺术宗旨为由拒绝了他的建议。《白净草原》的拍摄工作进行了几个月后，这位领导人突然要求爱森斯坦重写剧本并改拍影片的大部分，因为他认为影片中“对于农业集体化期间农村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的描写？？被父与子之间冲突所表现的善与恶的巨大斗争所淹没了”。执著于自己的艺术探索的爱森斯坦只是找同样执著的作家巴贝尔帮助他对剧本作了个别修改，主要方面并没有接受舒米亚茨基的批评意见。德国作家利昂·弗希特万格对玛丽·西顿讲，爱森斯坦“在那时已预见到许多麻烦”。舒米亚茨基当时不怀好意地注视着《白净草原》的拍摄工作，爱森斯坦也感觉到了这位领导人的威胁。为了保护自己免受攻击，影片免受破坏，他急于找到权威人物能给予影片认可。当时正在俄国极受欢迎的德国作家、爱森斯坦的知音利昂·弗希特万格担当了这一角色。利昂·弗希特万格同一直支持爱森斯坦工作的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厂长巴比茨基及其助手索科洛夫斯卡娅看完影片《白净草原》后，在《苏维埃艺术报》上撰文肯定影片是“电影艺术中新的一部”。出人意料的是，这位权威人物的认可反倒加速了该影片及其导演的悲剧命运。1937年2月5日，舒米亚茨基就弗希特万格一事向斯大林作了恶意攻击性的汇报，指责爱森斯坦违反规定把未完成的影片放映给外国人看，并把《苏维埃艺术报》刊登弗希特万格的文章一事诬蔑为“在我们莫斯科有些人明里暗里地进行着似乎是为了保护爱森斯坦的斗争活动”。结果，3月17日中央电影事业管理局下令禁止即将完成的《白净草原》的摄制工作。随着舒米亚茨基又在《真理报》上撰文激烈攻击、贬低、诬蔑《白净草原》和爱森斯坦，指责爱森斯坦摄制了一部“有害的形式主义的”影片，“影片不是以阶级斗争为基础，而是以？？‘善’与‘恶’的斗争为基础”，因而“不能反映集体化年代里苏维埃农村社会改革和生活重建的真实过程”。爱森斯坦陷入了迷惘，他不知道，在“这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艺术中占优势的新时期里人们期望他的究竟是什么。？？他看来是真实的东西，其他人看来仅仅是形式方面的实验，而其他人看来似乎是现实主义的东西，他却觉得是肤浅和无知的人们所作的静止和不自然的作品”。爱森斯坦深深感到困惑，找不到问题的答案。不过，刚刚访问过苏联的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替爱森斯坦找到了：“凡是把注意力较多地放在形式上而不是放在内容上的艺术家都是错误的，都要被指控为形式主义。只有俯身屈就于某种导向的内容，才被认为是有意义的。？？艺术作品一旦？？昂起了头？？就会被宣判为形式主义的作品”。总之，“在苏联，不管一部作品多么美，只要它不紧跟路线，它就会遭到羞辱”。爱森斯坦仍然决定为捍卫自己的艺术理论而斗争，他幼稚地认定只是舒米亚茨基在反对他，而没有看清在他身后还有更大的人物。爱森斯坦召集同行们观看影片《白净草原》并对其进行讨论。他得到部分同行、作家、剧作家及一些电影界领导的支持。舒米亚茨基又及时将这一情况报告给斯大林的助手莫洛托夫，诬称这次会议是”小资产阶级文艺家们的造反活动”。之后不久，爱森斯坦被捕，《白净草原》被禁映，爱森斯坦还被开除出制片厂并被剥夺了继续拍电影的权利。
究竟为什么爱森斯坦屡遭迫害呢？是因为影片的“明显错误的和形式主义的情节”吗？是舒米亚茨基对爱森斯坦的妒忌和仇恨吗？显然不是或不全是。安德烈·阿尔季佐夫所分析的可能更接近真实的原因，他认为主要是因为“影片未经他——国家最高新闻检察官——的审查就被放映这件事激怒了他”。
失业后的爱森斯坦曾写信给舒米亚茨基恳求让他工作。舒米亚茨基就此事在向斯大林请示时坚决请求斯大林不要让这位导演重新工作。然而，斯大林并没有这样做。他宽厚地向爱森斯坦“订做”了两部影片：《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和《伊凡雷帝》。这两部影片的完成使爱森斯坦在国内的声誉又起来了。法国作家纪德的话不无道理：“在苏联？？对艺术家、作家的要求就是听话，于是就会给予他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