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苏联遗留下来的文化丰碑中，安娜·阿赫玛托娃（1889—1966）显然是最醒目的一座。她已成为整个20世纪苦难缪斯的象征。她在苦难的一生中，宣扬人的尊严、精神独立和个性自由。她的诗，是人性的哀歌，也是“伟大的俄罗斯的象征”，难怪有人断言：“只要俄语存在，阿赫玛托娃的诗就不会泯灭”。
当阿赫玛托娃选择诗人作为自己终生奋斗的事业时，她其实并未真正认识到，自己选择的是一条什么样的人生之路。多年以后，她才理解当初父母为什么不赞成她选择“艺术这一危机四伏的事业”。但她并不后悔，还是继续义无反顾地坚持自己对命运的选择。
阿赫玛托娃一生经历了可以说是影响整个20世纪的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1914、1917、1937、1941。任何知道历史的人都懂得，这些数字究竟意味着什么。那是苦难深重的一代人，而安娜又是那一代人中受难最重者之一。在她的一生中，厄运总是伴随着她。但她从未怨悔过，始终守志不移。“生活在这样的年代是我的幸运，让我见识了史无前例的历史事件。”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她在莫斯科没有固定的住地，长期寄人篱下，靠朋友们的帮助维持生存。她的儿子列夫受父母的牵连两次被捕，在劳改营里度过自己大半生。30年代末他甚至被判过死刑。作为母亲，阿赫玛托娃看到儿子因父母所受遭遇，其心中的苦难是任何语言无法表达的。作为诗人，阿赫玛托娃曾两次遭到官方和半官方的批判，长期不能发表作品，不得不靠翻译和研究谋生。
然而，阿赫玛托娃的赤子之心爱国之情始终没有动摇过，甚至没有减弱过。她爱自己的祖国，即使它对她那么严酷。在法西斯入侵苏联的时候，她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她在其他那些名人躲避都惟恐来不及的时候，却勇敢地走上电台，向世界人民揭露法西斯的暴行。
安娜是一个重信仰重宗教感情的人，她只懂得爱别人。她的诗，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人类的良知。
从童年时代起，阿赫玛托娃就生活在诗意想象的世界里。她11岁起开始写诗，其早期抒情诗的主题大多限于爱情，后期作品有新的突破和拓展，转向了对人、对时代命运的深思。在《安魂曲》中，阿赫玛托娃描写受难的母亲的命运；在《走遍人间大地》中，探寻的是普通人的命运；而在《叙事诗》里，则研究了“真正的20世纪”的诗人的命运。
沉迷于诗之王国的阿赫玛托娃，在日常生活中，显得心不在焉、魂不守舍。婆家人不大喜欢这个儿媳，也由于她整天恍恍惚惚的精神状态。
不幸的是，她和古米廖夫因诗而结缘而又因诗而分手。古米廖夫的兴趣老是在远方的外地，他向往遥远的非洲海岸，好像只有漂泊游荡、探秘冒险的生活才符合他那放荡不羁的性格。而阿赫玛托娃却永远生活在她的内心深处和飘渺的诗思中，她看世界的眼神永远是离散和游移不定的。后来的丈夫普宁也说她总是像“一朵乌云”。阿赫玛托娃有一句诗“我向你隐瞒了我的内心”令普宁很生气，但他对安娜的不理解，就更伤她的心。普宁直到身陷囹圄的临终时刻，才认识到安娜的价值。
阿赫玛托娃有一个观点：一个优秀的诗人并不一定在生活上过得幸福。作为诗人宁愿受苦，也希望能把诗写得好上加好。在阿赫玛托娃的一生中，她曾多次面临着两难：要么生活幸福而不做诗人，要么做诗人而失去幸福。每次她都坚定不移地宁肯牺牲幸福而选择诗。
即使夺去我的孩子和我的朋友，
我也不愿意让度我写诗的才华。
安娜·阿赫玛托娃是俄国现代派诗歌巨匠之一，她在阿克梅派（20世纪初反对象征主义）中占有特殊的地位。长诗《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是阿赫玛托娃整个创作的压轴之作，是她的作品中篇幅最大、创作时间最长、最难理解的一部。它的写作时间延续了20多年（1940—1962），其间，作者精心征集意见，反复进行修改。诗人个人的命运和她那一代人的命运在该诗中得到阐释和评价。长诗难以理解之处在于它有着许多主题，而且象征意义非常丰富。这部长诗的创作与阿赫玛托娃早期的创作思想和作品大不相同，诗人早期参加阿克梅派曾反对过象征主义。象征派在作品中经常使用隐语，而隐语在她的这部作品中却屡见不鲜。
阿赫玛托娃向普希金学习，用普希金的精神鼓舞和激励自己。阿赫玛托娃有充分的理由说自己是在一个严酷的时代为人民歌唱了自由。她和普希金一样，已成为俄罗斯文化不朽的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