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伦丹航海计划”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推理故事。我们可将中世纪文本《航行》视为一启人疑窦之“重案”的线索清单。这个“重案”即指发现北美洲的时间要较一般认知的早上数世纪；事件中的“嫌疑者”则为早期爱尔兰基督修士航海者。我们铸造典型的推理模型：仿造一艘皮革船，追寻北大西洋的线索，检视他们造访过的地方，这不失为重建“嫌疑者活动”的好方法，审视他们在体力上是否真能达成目标，以及他们的动机和方法具有什么启示。
虚构小说里最好的侦探，第一步总是试着找出罪行发生的准确时间；而处理圣布伦丹航行的历史侦探在这点上更需要特别谨慎。按照《航行》文中的一贯风格和语调，这一趟航行（或数趟）在航海者为爱尔兰基督教徒的前提下，最早的时间应该是在5世纪初期爱尔兰改信基督教之际。很可能，航行时间并非发生于圣布伦丹在世之前，即约公元489—570年（一说583年）。由另一个角度看，航行的最后一趟应该是在《航行》完成之时。那是什么年代？各家学者说法各异。据最保守的估计，传世的文稿至少有三个版本写于第十世纪。但这只是撰写文稿的日期，集结故事的时间必然更早于撰写时间。有一个说法是《航行》集结于9世纪。杰出的塞尔特文化专家，即都柏林高等研究学院（Dublin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的吉姆·卡尼教授（Professor Jim Carney）对此有深入研究，并认为时间应该更为早远。他认为《航行》的拉丁文版本应该完成于公元800年左右，这点和大多数人看法相同。而其原始版本可能在圣布伦丹时代即已存在。卡尼教授甚至找到一些文献，证明圣布伦丹也是个诗人。
这些文学学者皆是来协助历史探案的法庭专家。尽管他们对于《航行》完成年代的看法不同，实质上并不损及此一案件——即《航行》叙述“上帝应许之地”最保守的年代早于古斯堪的纳维亚有关新世界的记述。因此，爱尔兰人是否比雷夫·艾瑞克逊（Leif Eriks-son）{1}更早到达北美，颇值得探究。
按照惯例，推理者的下一步是衡量线索清单的整体价值。这意味着得评估《航行》的记述是否可信，是否值得投入时间调查传说中的圣布伦丹航海事迹。最先要探究的是不同版本的《航行》有多少共通点。不谈其他的语言，光是留存的拉丁文版本即有一百二十种，而它们之间的差异极小。从另一角度而言，目击者一再重述故事，并执著于所见而不动摇。尽管如此，推理者仍然不得松懈。在作为地理或历史证据时，中世纪文稿的文字有时也颇微妙。这些文字的细节通常有些含糊，即使具有细节，也经常反复无常充满矛盾。问题在于《航行》等中世纪文稿并非实用手册或航海指南。因此，历史推理者必须排除文字中所有宗教、寓意及神秘的因素，同时仍能保持警觉，找出任何珍贵的实用信息。
几乎没有同期的文字能像《航行》一样，提供丰富的数据和方向。内文中详述了不同航程各段航行天数、不同航程中的水手人数、启程和登陆的日期，甚至还记述了岛屿修道院和船只停泊处之间的相距码数。不过，早期文字记录的数据通常不那么准确。数据从口述故事到记录文字经常会产生误读或误引。同样的中世纪作者常常象征性地使用数据，例如用“三”（three）代表“三位一体”（Trini-ty），或用“十二”代表“十二使徒”，同样的，他们也用“四十天”代表“很长的时间”，后者在《航行》中经常可见。也因此，谨慎的推理者必须找出非象征性的数据；甚至，除非这些数字在上下文中具有某种程度的作用，否则不应轻信。
《航行》所记述的方位也是一样。《航行》经常提到爱尔兰修士驾驶皮革船航行到各处的方向。然而，也很有可能，记述者在转述时将北误述为南，或发生了类似的误植。和数据问题一样，基本的检视能看出方位是否在上下文中具有逻辑性，同时极为谨慎地使用为证据。《航行》提到圣布伦丹前往“上帝应许之地”那最后一段航行，述及他们由一座大西洋岛屿航向“东方海岸”，也有评论表示是“东方”。这显示这些修士并非往西横越大西洋，而是反向而行。但这个争议却是错置的，因为在整本书中，皆提到“上帝应许之地”位于海洋的西边。这在《航行》的第一章已提及。圣布伦丹为了前往该地，“约夏至”时乘坐特别建造的圆舟向西航行。他到达“上帝应许之地”，返航时直接经海路在爱尔兰西岸登陆，这即显示他应该是由西边回来。由细节上看，文字中提到的“上帝应许之地”是在西边，这也应该是将中世纪文字转化成现代语句时，无法掉以轻心的要项。
“布伦丹航海计划”的执行，对于这样的查证有极大的帮助。如果一切顺利，这类航行的实地试验是惟一可以将《航行》文字化为实际的方法。“布伦丹航海计划”在1976和1977年的两次航行，不但证明仿中世纪规格的皮革船沿着恶劣航线由北大西洋航行到彼岸的绝对可能性，也矫正了人们对于《航行》的诸多质疑。这样的结果极其迷人。
首先，根据我们乘坐“布伦丹号”的航行经验，中世纪文本的记叙颇为真实。我们现在可以断言，《航行》的作者显然明白乘坐皮革圆舟出海的真正情形。他知道要在逆风下划动一艘高浮在水面的船只是不可能的，因为不论你如何想要远离，强风仍会将你吹向恶劣的海岸。《航行》描写圆舟如何搁浅，或圣布伦丹修士们如何以拖索将船拉上浅溪，我们以自己的经验可以了解到其过程及可行性。即使在遇到《航行》中的“浮在水面的水晶柱”，也就是面临冰山的特殊情况下，20世纪的皮革圆舟采取的行动仍然和中世纪没有两样。当然，我们在驾驶“布伦丹号”经过拉布拉多浮冰区时，并没有卡在浮冰之中，但若是我们必须面对同样的情形，我们恐怕也得像《航行》上描写圣布伦丹等修士靠人力将船撑过“大理石网子”，好接近冰山。在这样的情形下，重新经历这趟行程不仅是验证过去未经验的细节，也为过去不受认同的细节点亮明灯。而《航行》描写圣布伦丹携带备用牛皮和油脂上船的情节，也可再次获得验证。我们预计“布伦丹号”需要再次涂抹油脂，后来我们在冰岛也的确进行了这项工作；在格陵兰东部海上，若非使用备用牛皮装配反浪装置，皮革船可能早已进水而沉没。《航行》所提到的细节，不论如何细微都是根据事实而来，也许这才是应该特别提及的。
由较为科学的角度看，像“布伦丹航海计划”这样的研究，成果算是颇为丰富。“布伦丹号”为中世纪航海带来了新的认识。“布伦丹号”仅靠着四五名船员航行，相对地人手不足。圣布伦丹共有十四名船员（此一数据显然不是象征性的，而是合理的数据），至少在需要手动划桨时有较大的助力。即使如此，《航行》很清楚地指出，在北方海域，长程航行最好的方式是靠船帆动力，而非划桨。中世纪船员想必较有纪律和耐心，修士更不在话下。但即使是修士，也必然在远离陆地后，宁愿在枯燥的海上借由船帆行驶，而非在波浪晃动的海面划船。我们可以大胆假设，在长程航行中航海圆舟一天能急航五十或六十英里，早期其他笨重的船只应该也是一样。要是一切顺利，在有经验的船员操控下，小型船只在顺风时也许一天可行驶一百五十英里。按照我们的经验，一天行驶二百英里则可能过于乐观。如果“布伦丹号”的性能可当成一定的标准，在航程上应增加百分之四十的偏航和绕行。
另外，理论学者认为：早期船只因恶劣气候偏离航道而有了新发现，“布伦丹号”的经历很能支持这一点。1976年7月，我们由法罗群岛航行到冰岛途中，遭遇持续而强烈的东风，要不是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在预计进行补给的冰岛上岸，我们很可能会被吹至格陵兰。
在地理方面，“布伦丹航海计划”成功联结了《航行》中所暗示的地点，例如绵羊岛为法罗群岛，“鸟类天堂”岛为同属于法罗群岛的麦京斯岛或瓦佳岛，喷火的山和丢掷熔渣的铁匠岛则是冰岛南部，另外还有“水晶柱子”相对于冰山、“杰斯科留斯”相对于大鲸鱼。更忠于《航行》的也许是，“布伦丹号”显示了这些北大西洋的上岸地点借由夏季风势可合理地串连，这些地方的民间传说及考古研究也植基于爱尔兰访客。此行最重要的意义是使现代航行和古代故事完整重叠。如果仅由圣布伦丹上岸的地点符合现代的地理环境就作出判断，也许就会显得过于主观，但如此完整的吻合则不仅只是巧合而已。
同时，“布伦丹航海计划”并不期待或尝试解释《航行》中的每个地点，有些地方笼统到无法辨识，有些则不在我们的航线之内。事实上，如果《航行》是汇集圣布伦丹和其他修士的多次航行，那么许多地点也顺理成章的可能在别的航线上。《航行》的大致航线为北和西，就如同“布伦丹号”所证实的，这也是皮革船前往北美的航线。
“布伦丹号”抛出的另一个话题是古斯堪的纳维亚人。古斯堪的纳维亚的冒险故事中，尽管线索模糊，还是有三笔资料有关于爱尔兰与新世界。在艾瑞克逊的冒险故事中，两名美洲原住民（Skrael-ings）报告说，他们知道部落附近有一些穿着白衣服的人，他们撑着上面挂着布的竿子成列前进，并一路大声喊叫。古斯堪的纳维亚认为原住民所说的就是爱尔兰人。第二个是冰岛的《移民纪》，其中提到一个“有些人称为伟大爱尔兰（Ireland the Great）”的国家。那个国家位于海洋西边，距离芬兰佳地（Vinland the Good）不远。书中说一名古斯堪的纳维亚人因为天气恶劣而被吹送到该地，因无法逃脱而受到当地居民的洗礼。第三个故事则来自一名叫戈列弗·刚劳逊（Gudleifr Gunnlaugsson）的冰岛商人。他被强风由爱尔兰西岸吹过海洋，在一个不知名的地点上岸，他听出当地居民的话语中夹带有爱尔兰语。可以想像的，这些故事的细节都是一笔带过，不具太多重要性。但将它们都摆在一起时，似乎就较能反映实质。而且在“布伦丹号”成功横越大西洋后，也许值得全盘看待古斯堪的纳维亚人对北美洲的心态。有趣的是，撰写这些故事的人毫不怀疑地接受了遥远西方有个“伟大爱尔兰”的说法。毕竟，古斯堪的纳维亚人第一次到达赫布里底群岛、法罗群岛和冰岛时，发现爱尔兰人已在他们之前到达，并在那些岛屿上定居。如果古斯堪的纳维亚人和历史上的航海探险家一样，他们必会向当地人探询海洋知识，雇用已航行至未知海域的领航者，因此，连他们雇用陆上斥候也极为有趣。艾瑞克逊冒险故事中提到索芬·卡尔塞夫尼（Thorfinn Karlsefni）到达西方土地时，派了两名爱尔兰斥候上岸侦查。这两名斥候不但健步如飞，同时侦测新地点的本事极佳。在这样的情形下，也许可以想像古斯堪的纳维亚人不但雇用爱尔兰人当斥候，也雇用爱尔兰人在探索船上工作。
不过即使对急于想解开《航行》之谜的推理者，这点也只能保留在臆测阶段。我们曾在纽芬兰海岸检视了另一项更大胆的假设。在“布伦丹号”横越大西洋的同时，一群考古学家在俯望圣隆纳尔湾（Saint Lunaire Bay）湾口的一块大圆石，研究雕刻在上面的线条，试着解读线条的意义。岩石上的线条看来是人工刻上的，而且是使用类似金属材质的尖锐工具所刻成。有些线条几乎已被岩石上的厚厚地衣覆盖，其中一个十字形图案过去似乎曾为了检视而被清理过，但上面亦已长出较新的地衣。刚好这片新地衣可以用来测定年代，而其年代至少已有一百五十至二百年，这个年代已比当地人类居住的历史还久。覆盖其他线条的地衣年代更久远，有些人已经迫不及待地宣称这些十字形图案是欧甘文字（ogham），为古代的爱尔兰文字形式，大多刻在石头上，为基督教派修士所喜爱。欧甘文字学者对此存疑，虽然这些文字并非完全不能解读，但仍然是谜团。研究工作仍然在进行中，包括为覆盖在浓密地衣层下的刻文标定年代，以及确定这些文字是否以金属器具刻成。不过还有其他可能的刻文者。圣隆纳尔湾距离古斯堪的纳维亚人位于草原湾（L’Anse-aux-Meadows）的聚落不远，刻文者可能是来自该聚落的流浪汉；在圣隆纳尔湾湾口还有一艘配备大炮的沉船，正好位于那块神秘石头的下方，可能是幸免者游泳上岸，并以刀子刻下那些图案。不论答案是什么，思索和深入探查的空间很大，特别是现在“布伦丹号”已经证明皮革船足以横渡大西洋、“嫌疑者”可在推论的时间抵达“案件”现场。很显然的，欧洲人探索北美洲的历史尚未有定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