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这对夫妻自然而亲密地结合了，婚后夫妻俩志同道合，活跃在文坛艺海之间。
1930年2月16日下午，蒋光慈参加了在上海公菲咖啡馆秘密召开的“上海新文学运动讨论会”。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名单，是中共中央文委提出的。除蒋光慈外，还有夏衍（沈端先）、鲁迅、冯雪峰、郑伯奇、冯乃超、钱杏邨、柔石、洪灵菲、阳翰笙、潘汉年等共十二人。这次会议以“清算过去”和“确定当前文学运动的新任务”为题，检查了过去文学运动的缺点，一致认为有必要将国内左翼作家团结起来，共同开展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运动。
会上，当即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筹备委员会。
1930年3月2日，在上海四川路窦乐安路中华艺术大学，召开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成立大会。参加“左联”的有：鲁迅、茅盾、蒋光慈、冯乃超、夏衍、钱杏邨、冯雪峰、田汉、郁达夫、李初梨、彭康、殷夫、柔石、洪灵菲、郑伯奇等五十余人。当天到会的，有四十余人。
蒋光慈因病，没有出席当天的大会。
大会先推定鲁迅、夏衍、钱杏邨三人，组成主席团。大会选出了夏衍、冯乃超、钱杏邨、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七人为常务委员；选举了蒋光慈、周全平二人为候补委员，并对常务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工作，进行了大致的分工。蒋光慈主要是主编“左联”的机关刊物之一《拓荒者》。
《拓荒者》的前身是太阳社办的《新流月报》，由蒋光慈主编。《新流月报》第一卷第一期，出版于1929年3月1日。《新流月报》从第五期起，改名为《拓荒者》，仍为太阳社办的刊物，仍由蒋光慈主编。现在“左联”成立，《拓荒者》又聚集到“左联”的大旗之下。
于1930年5月份，《拓荒者》出版到第四期、第五期合刊后，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查禁。蒋光慈临时将《拓荒者》的一部分封面改为《海燕》，继续推销发行。这个刊物的主要撰稿人，有蒋光慈、阳翰笙、戴平万、孟超、洪灵菲、冯宪章、夏衍、钱杏邨、潘梓年、楼适夷、冯铿、森堡、郭沫若、郑伯奇、冯乃超等一批较有影响的作家、诗人、翻译家和文艺理论家，发表了一大批革命文学作品。如蒋光慈的长篇小说《咆哮了的土地》，洪灵菲的《大海》和《新的集团》，戴平万的《新生》等等，都是以农村的土地革命为题材的，向读者展示了新的天地、新的人物和新的生活；殷夫的红色抒情诗《血字》，也是初期无产阶级文学中的名篇；郭沫若的杂文《“眼中钉”》等，也曾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拓荒者》还是“左联”关于文艺大众化的第一次讨论的基地之一。发表过夏衍的《文艺运动的几个重要问题》和《到集团艺术的路》，钱杏邨的《大众文艺与文艺大众化》，阳翰笙的《普罗文艺大众化的问题》等。
“左联”成立，左翼作家的结队，给蒋光慈带来很大的鼓舞。他虽然身上疾病未除，但精神很好，工作热情也高，不仅编辑刊物、撰写新作，文学活动也比较活跃。这与他拥有一个志同道合的妻子和一个稳定家庭不无关系。
1930年大学春期开学了，因吴似鸿所上的新华艺术专科学校距离现在的家庭太远，要转好几次车。住校吧，新婚不久，她和蒋光慈都舍不得分开住，于是只好转学，转到曾留学日本的画家黄道源所办的艺大学习。
这所学校就在沪东郊区，距家不远。谁知似鸿上学没几天，她的朴素、大方的秉性，她的出凡脱俗的气质，就引起了老师和同学们的注意。有不少人主动接近她，甚至提出要和她交朋友；还有个别知道她底细的，提出要到她家玩玩。吴似鸿吓坏了，因为她和光慈的住址是保密的，外人知道了，就有可能出事。想来想去，唯一的办法只有停学，在家自学。
结婚之前，光慈曾对她说过，“你依然可以上学”，但是，实际上他不是一个自由人，她跟着也就失去了自由。这对她来说，非常难过，也难免说一些抱怨的话。蒋光慈当然知道她的心思，所以他外出活动时，只要可能，总是带着她一道去。
有一天，现代书局和北新书局联合请上海的作家们吃饭，地点在四马路菜馆，时间定在晚上。光慈带似鸿一道去赴宴。书局请作家喝酒吃饭本是常事，但一般规模都比较小。那晚两个书局的请客规模非常大。
似鸿随光慈走进菜馆，但见摆了十几桌，有的喝酒吃菜，有的说说笑笑，济济一堂，烟雾缭绕，足足有一百多号人。光慈认识的人很多，见这个点头，见那个握手，如鱼得水。
在靠墙的一张桌旁，光慈站住了，一面同大家寒暄，一面要似鸿向大家行礼。似鸿向大家稀里糊涂地鞠了一躬，那些人说：“不用客气了，快找地方坐吧！”
赴宴归来，似鸿问光慈：“你为什么叫我向那一桌人行礼？”
“那桌坐的，都是左翼作家。”
“左翼作家真不少呢。”
“嘿，”光慈笑道，“今晚去喝酒的，大都是左翼作家。”
“那其他桌坐的作家，你怎么不让我行礼呢？”
“行一桌就够了。”光慈说，“这代表你的态度，代表你对左翼作家的尊敬，代表你对为祖国、为人民辛勤劳动的人的尊敬。”说到这里，光慈敛起笑容，脸上的表情也变得严肃了。
天气转暖的一天，南国社发出请柬，邀请上海文艺界人士，参加在法租界内法国俱乐部举行的茶话会。蒋光慈应邀参加，并且带上了吴似鸿。走进法国俱乐部的小会堂，吴似鸿看到人们围坐成一个圆圈，坐了好几层，有一百多人。圆圈的上方，坐着田汉等人。在他的旁边，还坐着朱应鹏。似鸿认识他，还有过交往，在他做《申报》副刊编辑时，曾为吴似鸿发了不少稿子，换回不少大饼。听说他现在是国民党的红人了，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政治指导员。
似鸿奇怪，他今天怎么也来了呢？茶话会开始，沉默了一会儿。蒋光慈环视一下会场，端起面前的茶杯喝了几口，站起来就要发言。
田汉见他站起来，伸出手掌往下按了按：“蒋先生，坐着说吧！”
“还是站着说吧！”蒋光慈笑道。接着，他以令吴似鸿惊讶的抑扬顿挫的洪亮声音说道：“现代的中国社会改变太快了。就从‘五四’运动算起吧，这几年间，中国革命的浪潮，就如同昆仑山巅流下来的瀑布一样，一日千里，不可阻挡。京汉铁路的‘二七’惨案、上海的‘五卅’惨案、香港大罢工、上海工人之占领上海……这些事变如疾风暴雨一般，把中国的社会根本地动摇起来。这迫使一部分知识分子，被革命的浪潮卷到坟墓里去；一部分知识分子徘徊犹豫，不知所从；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继续追随革命的浪潮，作光荣的奋斗……”蒋光慈的话说到这里，朱应鹏突然起身，悻悻然离开座位，大踏步地从后门出去，不辞而别。天气逐渐转暖了，他还外罩皮夹克，头戴鸭舌帽。吴似鸿看着他的背影，觉得很滑稽，心里想着好笑。
蒋光慈见朱应鹏夺门而走，嘴角边闪起一丝冷笑，把说话声音提得更高：“中国文坛之有希望，就同中国社会之有希望，是一样的。虽然中国社会是这样地黑暗可怕，但是光明的灯并没有熄灭，总有一天会大放光明。在中国文坛上也是如此，一方面有崇尚欧美的什么唯美主义、艺术至上的恶劣倾向，但同时也有新的现象，出现了新的创造和新的希望，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光荣。”
蒋光慈说完，田汉便开始讲话。他坐在茶桌边，面前摊着早就准备好的讲稿《我们自己的批判》。他代表南国社，对该社创作、改编和演出中存在的感伤主义、唯美主义等思想作了自我批判，最后还表达说：“我们南国社要实行转变，要转到艺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上来！”
茶话会告一段落，大家准备四散休息。这时，郑君里突然从人群中站起来，呼唤吴似鸿说：“吴似鸿！吴作人要到法国去了，你快和他握别呀！”
似鸿早就听说，吴作人到法国去留学学画，是徐悲鸿保送去的。她和吴作人在南国社多次同台演戏，相处亲密，现在好朋友要去法国，不知何年才能回国？因此，她走近吴作人，和他紧紧地握起了手。
正握着，光慈走近他俩，对吴似鸿说：“走啦！走啦！”茶话会尚未结束，蒋光慈便拉着吴似鸿匆匆离开法国俱乐部，匆匆回到家里。
一到家，吴似鸿便埋怨光慈说：“你真没有礼貌。我和男同志握握手都不让，人家背后会怎么说你呢。”蒋光慈说：“笑话！我是那样小鸡肚肠的人吗？今天一进会场我就注意了，来了好几个不三不四的人。我如果耽搁在那里，可能会发生意外。”
啊，原来如此！吴似鸿惊问道：“田先生怎么不怕？”
“田先生不是共产党员，他们还没有盯上他，”蒋光慈说，“照田老大今天所说，南国社要转向。时间一长，恐怕就没有好果子吃了。”
“听说朱应鹏现在很不好，田先生为什么要请他开会？”
“这是田老大用的障眼法呀，表示明人不干暗事。”蒋光慈笑道，“可是，我们和他不是一路人。我还没说几句呢，他就坐不住了——知道吗？这也是在打仗呀，我们用的武器是笔杆子，是嘴巴！”
这一段日子，蒋光慈不怎么出门，躲在家里写长篇小说《咆哮了的土地》；写好后，就在《拓荒者》上连载。似鸿在家无所事事，看看书，作作画，也很少出门。家里的住处，除钱杏邨外，别人都不知道，显得很冷清。
有一天，吴似鸿正坐在前楼的写字台前写字，光慈从后楼的卧室走出来，悄悄走近她说：“坏了，你也让文艺批评家钱杏邨批评了。他批评你发在《申报》上的那首诗呢。”
吴似鸿问道：“杏邨是怎么批评我的？”
光慈说：“你那首诗呀，你只管画面美丽，却没有想到，农村姑娘在菜园里种菜是多么辛苦。你犯了为艺术而艺术的错误。”
“艺术不为艺术，还算什么艺术？”吴似鸿奇怪地问道，“这怎么是犯了错误？”
蒋光慈说：“艺术要为政治服务。”
吴似鸿说：“艺术是艺术，政治是政治，哪有艺术要为政治服务的道理？”
蒋光慈大声地说：“艺术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说时还举起右手，从上到下用力一劈，显出一种凛然不可违抗的架势。
吴似鸿见他那种无情样子，气得冲出房门，奔下楼，走上街头闲逛起来。
似鸿细想，引起钱杏邨批评的那首诗，是自己在新华艺专时，根据自己画的一位农村姑娘在菜地上除草的水彩画写的，发表在《申报》副刊“艺术栏”上。那首诗说：姑娘哟，你那红彤彤的两腮，光着脚步的两腿，在绿色的菜地上，映现出美丽的画面。姑娘哟，你是多么可爱！
“这怎么就是为艺术而艺术呢？”吴似鸿在心中问自己，仍然是不服气，“姑娘懂得什么政治呀，这怎么与政治挂起钩来呢？”似鸿在街上徜徉，心情渐渐平静下来。
她在一家铁匠铺前站住了：一位老人抽送一个大风箱，火炉上赤焰腾腾。一位师傅用铁钳从火炉上夹下一块刀型的铁，一只手举着小锤，同另一位举着大锤的年轻师傅对打那块红铁，“叮当，叮当”，虎虎生风，火花四溅。
似鸿看得感动，诗兴也来了。她急忙跑回家，没见到光慈，便坐下来写诗：叮当！叮当！叮当！你一锤呀，我一锤，打得铁血溅四方，打得汗水风雨点，打得全身筋骨酸哟！为了吃饭呐，从早打到晚，从日落打到日出，打呀！打呀！打呀！你一锤，我一锤，叮当，叮当，叮当……
似鸿正在写时，光慈从后楼卧室走出，站在她的旁边看诗句。似鸿没好气，只顾写着不理他。
光慈看了一会儿，忽然哈哈大笑：“我的年轻太太转变了！”似鸿最怕他叫“太太”。今天不但叫了，还加了一个“我的”，于是便说：“什么，我是你的？我是我自己的！我叫吴似鸿，有名有姓，哪里是你的太太？”
光慈把头一缩，陪着笑脸说：“好，好，有你的，有你的！”说着，退到后楼去，操着安徽土话说：“乖乖隆的咚，可不得了啦！”
吃过晚饭，光慈对似鸿说：“今晚我们去看戏。”似鸿来劲了，赶忙问道：“看什么戏呀？”光慈说：“沈端先和郑伯奇组织了一个艺术剧社，剧社是我们党领导的。今晚是刘保罗、陈波儿主演的《西线无战事》，是德国雷马克的名作，值得一看呢。”
演出是在日租界北四川路日本人建造的剧场进行的。光慈和似鸿淹没在众人之中，坐在楼上看戏。刘保罗扮演男主角保尔，陈波儿扮演女主角爱尔娜。两人演得很投入，随着剧情的发展，深深打动了观众。光慈说：“演男女主角的演员，是剧社的骨干。他们不单会演戏，文章也写得好。”似鸿更喜欢陈波儿。她当时还是一个小姑娘，举止端庄，面貌清丽，加上一双活灵活现的大眼睛，更显得年轻可爱！
看罢戏归来，夫妻俩和好了。晚上躺在床上，光慈一面亲吻着似鸿，一面说：“阿鸿！我知道你自由惯了，经不住家里这样冷清。你想热闹热闹吗？等两天我约几个朋友来家吃饭，你负责做菜招待呀！”
“好呀！”似鸿高兴极了，一头拱进光慈的怀里。
昨晚，光慈说请的客人今晚要来吃饭。一大早，似鸿就提了篮子到菜市场买菜。老实说，在家里她是老小，买菜、做饭之类的家务事，她从未操过心，更没干过。要说嘛这里有六妈，平时也是她买菜烧饭，今天她只要动动嘴也就可以了。但是，既然是光慈请客，她这个主妇焉能不出马？要出马，露一手，要叫客人们见识一下蒋光慈新婚妻子的高超厨艺！
吴似鸿就是带着这种既喜悦、又兴奋的心情来到菜市场。她先买了一斤牛肉、一条鲢鱼、十多个鸡蛋，又买了青菜、萝卜之类蔬菜，还特别买了绍兴人爱吃的霉豆腐、霉千张，拎了满满一篮子回家。
蒋光慈见她满脸带笑地回家，又瞅瞅她篮子里的菜，问道：“怎么不买只鸡呀？霉豆腐有什么好吃的？”“鸡有什么好吃的？”似鸿不高兴了，笑脸顿时落了下来，“今天的菜由我来烧，你不用管！”
“好好好，我不管！”光慈叹了一口气，“你快交给六妈洗洗切切吧！”
整个下午，吴似鸿都处在兴奋之中，有事没事的，楼上楼下跑得咚咚响。她发觉家里的碗、盘、筷子和坐凳都不够用，赶忙到房东太太那儿去借。今天是她第一次在家里招待客人呵，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傍晚，客人们陆续来到。最先来到的，是沈端先夫妇。沈端先那时还没有改名夏衍，似鸿早就知道他的名字，只是没有见过面。记得初来上海时，开明书店老板章锡琛，曾把他和沈端先的合影照片拿给似鸿看，并指点着说：“这是作家沈端先，杭州人，是从日本留学回国的。”今天见了面，看到沈端先长着一副瘦长的身材、富有灵性的长脸，眼睛又黑又亮，像点过漆似的。他身着一套笔挺的灰色西装，很有风度，年龄也和光慈差不多。
端先微笑着向似鸿介绍他的夫人：姓蔡，日本留学生，也是学美术的。蔡夫人个头儿比似鸿高些，穿着朴素，举止大方，圆圆的脸，一笑还显出两个酒窝。她见丈夫介绍自己，笑着向似鸿弯了一下腰。
跟着进来的，是洪灵菲夫妇。洪灵菲，广东潮安人，现代小说家。他青年时代即参加学生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革命活动和文学创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他曾被迫流亡到新加坡、泰国等地。1927年冬，他偕戴平万来到上海，恢复了党组织关系，任上海闸北区区委书记。他参加了蒋光慈领导的全部由共产党员组成的“太阳社”，并和杜国庠、戴平万等人成立“我们社”，主编《我们》月刊，创办晓山书店。从1927年冬至1930年春，在短短的两年左右的时间里，他共写了二百多万字的作品，出版的单行本有《流亡》《前线》《转变》《明朝》《归家》等。1930年“左联”成立时，他被选为常务委员。他于1933年秋在北平被捕，为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
似鸿在与他见面前，从未曾听说过“洪灵菲”这个名字；现在见他年近三十，瘦长的脸黄中泛青，据说他有肺病，所以显出一副病容。他的夫人秦静，乍一看像是一位未涉人事、纯洁朴实的中学生。其实她早在大革命时期，就跟着何香凝在广州做过妇女工作，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家。
最后到来的，是戴平万夫妇。戴平万是广东潮安人，小说家。他和洪灵菲一道来上海从事革命活动和文学创作。当时，他的中篇小说《陆阿六》《林中的早晨》广为人知。他于1940年从上海到苏北抗日前线工作，1945年初不幸在苏中地区牺牲……
似鸿见到他时，他约摸有二十五六岁年纪，像个大学生。他的夫人原是一位工人，刚从广东来上海；上海话还不会讲，所以说话不多。
光慈将客人一一向似鸿作了介绍。似鸿充分享受到了作为“主妇”的荣耀，她喜滋滋地下楼炒菜去了；六妈也没和她争，甘心做帮手。就在光慈与客人们的高谈阔论声中，炒好的菜被六妈一一端到了楼上，由光慈带着客人们品尝。
似鸿高兴得吃不下饭，又忙着准备洗脸水和手巾，在一旁等着客人们吃完。大家吃过饭，男客人们把眼光集中到了蔡夫人和似鸿身上，要两位画家为他们作画。蔡夫人早有准备，展开随身携带的速写簿，拿起炭笔就为洪灵菲画起了速写。似鸿觉得端先的脸充满灵性，很难捕捉，就把目光瞄准了平万，刷刷刷地勾勒起来，画得倒也有几分像。
送走了客人，回到了楼上。似鸿收拾碗盘时，发觉剩菜很多，便有些不高兴地说：“他们怎么不吃呢？都吃了多好呀！”
光慈笑着数落她说：“我们家高厨炒的菜好嘛！牛肉硬得嗑牙，鱼没有煞下腥气，鸡蛋忘了放盐，还有蔬菜炒得半生不熟的，你叫人家怎么吃得多呢？”
似鸿听他这一说，心想：糟啦！第一次请客做菜，怎么就出了洋相呢？心里一急，差点憋出了眼泪。
光慈看她难过的样子，安慰道：“今天的菜嘛，吃得少少的；今天大家谈心的话嘛，却是多多的。两厢一比较嘛，今天请的这场客是成功的。”
似鸿扑哧一声笑了，白了他一眼说：“你的两片嘴皮子嘛，真会翻。”
其实，洪灵菲、戴平万的住处，距离光慈、似鸿的住处并不远，只是蒋光慈过去不知道。那时，“左联”主要作家的住处都是秘密的，只有钱杏邨全盘掌握。互相要见面，也由钱杏邨安排、引见。
这天晚上，光慈带着似鸿在住处附近散步。似鸿只觉得他们走进一条狭窄、长长的巷子，没有灯，高一脚低一脚地走了很长时间，然后上了一段台阶，又走进一处外高内低乡下人称为“蛤蟆掉井”式的房子，啊，原来这是洪灵菲、戴平万的住处。
屋子里显得有些闷燥。在并不明亮的电灯光下，洪灵菲和戴平万正在小桌旁油印东西，可能是党的宣传品吧。他俩抬起头，脸上布满了油墨，只是向蒋光慈他俩笑着点点头。倒是灵菲的夫人秦静，哈哈笑着为似鸿搬来一只高脚凳子。光慈站在一旁，忙说：“别客气，别客气，我们只是随便走走。”
灵菲家的女佣人，二十多岁，年轻而沉静。她抱着灵菲的孩子，目光灼灼地打量着进屋的客人，若有所思，微笑不语。似鸿只觉刚才进门时，这位佣人是站在门外的；光慈向她做了一个手势，似乎还说了句什么。一切发生在刹那之间，似鸿也没有深究。
光慈看看女佣人，向似鸿示意：“阿鸿，你送钱给她呀！”灵菲和平万听到了，齐声说：“不要钱，不要给她钱！”似鸿掏出两张十元钞票，迅速递给女佣人。女佣人也没推辞，也没客气，迅速地接在手中。光慈小声说：“收下吧，你们也挺艰难的！”
离开洪灵菲家，走过长长的巷子，来到灯火朗照的大街上。走了一段路，光慈轻声对似鸿说：“阿鸿，你不要以为灵菲家的女佣人，只是一个‘老妈子’，她也是从广东来的，还是一位共产党员呢。”
“啊！”似鸿惊呼起来。当时她以为共产党员都是作家、演员、教师、学生一类知识分子，想不到在普通人中间也有共产党员，顿时对那位女佣人肃然起敬，问光慈：“灵菲家的女佣人在党内做些什么工作呀？”光慈说：“她送文件，做交通员，也做掩护工作。刚才我们到灵菲家，她守在门口，我还和她接了暗号呢。”“暗号？”“好，不说这些了。”
似鸿一边走，一边想：灵菲家灯光暗淡的屋子，是她见到的新的天地；洪灵菲、戴平万、女佣人，还有秦静，是她见到的另一类人，另一类最值得尊敬的人；而那位年轻沉静、目光灼灼的女佣人的高大形象，终生都矗立在她的心中。
1930年暑期过后，大中专学校陆续开了学。吴似鸿进入刘海粟担任校长的上海美专，插入三年级，先学画人体模特儿，吃住在学校，重新过起了学校的生活。课业不重，一个礼拜画一张，男女模特儿都画。似鸿把画好的习作，都带回万宜坊的家里，挂在墙上，既做装饰品，又给光慈欣赏。
初冬的一天，钱杏邨走上楼来，对光慈说：“丁玲、胡也频要和你见见面。”这对夫妻作家在当时很有点名气，思想表现比较激进，特别是胡也频。光慈对他俩很尊重，也早想见见他们了。于是，他很高兴地对杏邨说：“好呀！见面时间由你这位联络员安排吧！”
胡也频，福建福州人。中国小说家、诗人。他于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曾出版《消磨》《牧场上》《圣徒》《活珠子》等小说集和诗集《也频诗选》。丁玲，原名蒋冰之、丁冰之。湖南临澧人。中国著名的女作家，由于在《小说月报》发表处女作小说《梦珂》，引起关注。接着，她发表了成名作《沙菲女士的日记》，表现了“五四”运动后觉醒的知识青年的痛苦与追求，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她和作家们联系紧密，广有影响。
这天，在钱杏邨的引领下，光慈、似鸿去拜访丁玲夫妇。他们也住在万宜坊，和自己住处只隔一条小弄堂。这次丁玲约见光慈，并没有请似鸿。可是，她早读过丁玲的《沙菲女士的日记》，对她的文学才华很佩服，一定要跟光慈同去，看看她是怎样的一个人。
天已渐渐冷了，光慈穿了一件黑色的棉长袍。身躯虽然臃肿，但人很精神。眼镜在寒风中闪着一股白气，走路步履匆匆。似鸿也穿了一件男工棉袍，衬得身子更加娇小，好像一位中学生随着大人走亲戚。
他俩从后门走进屋子，丁玲正在厨房忙碌，见了客人立刻从厨房走出来，笑吟吟地招呼道：“你们来了呀！快上楼坐！”似鸿注视着丁玲，圆圆的大脸，粗眉大眼，嘴似乎也不小，笑起来脸像绽开了一朵花。她穿一件宽大的蓝布长衫，还隐约露出里面的花色裙子，给人的整个印象是富态、热情而文雅。
丁玲领着他俩上了楼，迎面碰上他们家的奶妈。那奶妈三十多岁，正抱着丁玲、也频的胖儿子。那孩子很活泼，见了丁玲立刻欢腾要妈妈抱。丁玲对奶妈说：“你们下去吧，我有客人呢。”
听到说话声，胡也频从卧室里快步走出，一边系着领带，一边招呼客人：“快请坐，快请坐！”他中等身材，穿着条纹的西装，显得非常年轻。一张英气勃勃的脸，让似鸿觉得很像年轻时的田汉。
他系好领带，在小凳上搁起了一只脚，用刷子飞快地擦着皮鞋，动作麻利得令人眼花缭乱。擦罢鞋站定，他向南方的天空望了一眼，对光慈笑道：“我要到苏区去了，不久就动身。”
“你都预备好了么？”光慈两手插在袖筒里，怔怔地望着也频，也向南方望了一眼，好像他对将要远行的同志怀着无限的羡慕，对一片光明的南方苏区怀着无限的向往。
“都预备好了，一切都预备好了！”也频答罢，捧起丁玲的圆脸，迅速地吻了一下，然后跳开，快步走下楼去。
丁玲望着他的背影，开朗地埋怨道：“二十五岁了，还像个孩子！”说着，她指着墙上挂的一幅油画，向似鸿问道：“你是学画的。你看这幅油画画得如何？”似鸿细看，油画画的是丁玲身穿西装的全身像，差不多和本人一样大小。画中的丁玲坐在椅子上，目视前方，面容富态而平静。在画的左下角，署名“威廉”。似鸿知道，威廉是蔡元培的女儿，和自己同乡，也是绍兴人，是一位德国留学生，回国后任西湖国立艺专的绘画教授。这画是丁玲和胡也频到杭州度蜜月时画的。似鸿凝视画面好一会儿，对丁玲笑道：“既然出自威廉的手笔，还有不好的吗？画得很像呢，色彩也很协调。”
正说着，胡也频回来了，手里还提着鸡肉罐头等几样菜。主人夫妇显然早已商议了，要留客人夫妇吃午饭。光慈、似鸿见盛情难却，也就不客气地留下吃中饭了。三人一边吃饭一边谈心。他们先从当年春天胡也频在山东济南省立高中教书，如何宣传革命文学、被迫离校说起，继又讨论“新写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等创作方法问题。谈得很投机，直到下午三四点钟才握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