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委党史研究室领导出这个题目让我发言，是“拉起驴子当马骑”。我是老来出家，半路转行，各方面的素养都很不够，在20多年的工作中存在许多不足和失误……姑妄言之，我就讲三点认识。
一、关于中共地方党史的定位
如何认识、看待中共地方党史和我们所从事的这项工作。
（一）中共党史是一门科学
谈中共地方党史，我想首先要明确中共党史是一门科学。是什么性质的科学呢？
第一，是一门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因为党的活动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理论性很强。
第二，是一门历史科学，因为中共党史主要研究我们党历史发展的进程，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
第三，归结起来，中共党史是一门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和历史科学相结合的科学……是要把党的历史进程提高到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探求规律，以史为鉴，指导当前，展望未来。因此，我们所从事的是一门科学研究工作。在西方，有的人把历史说成是一个面团，你想揉成什么样、写成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这当然是很荒谬的。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传统上，是非常重视史学的。
（二）地方党史在中共党史中的地位
地方党史主要研究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地方的历史。比如重庆，我们主要研究党在重庆的历史，各个区县主要研究党在本区县的历史。地方党史的性质和中共党史的性质一样是一门科学，它是中共党史的一个分支学科，但不是说地方党史加起来就是整个中共党史。中共党史主要反映关系全国性、全局性的历史进程，更为宏观；地方党史则在这个大前提下，主要反映地方性党的活动的历史进程，较为微观。地方党史从属于中共党史，但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因此，地方党史在中共党史中有其应有的位置和自身特色。
地方党史对于整个中共党史来讲，我认为有以下四点关系：
1.地方党史是中共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地方党史作为中共党史的组成部分，有的是非常直接的。比如，中国共产党是在六个共产主义小组基础上建立的，而六个共产主义小组分别都是在各个地方先成立起来的，它既是地方党史的发源，又是中共党史的发源。说到这里，我讲件具体的事。1981年，人民出版社给我们寄来一封信，咨询一个历史情况。来信说，他们要编一本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献档案汇编，其中收录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是“文革”结束后从第三国际（当时在苏联）的档案（从俄文译成中文）中发现的。报告的内容是四川省重庆市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报告，时间是1920年3月（这比上海、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的时间还要早）并且说在雅安。
成都、宜宾、内江、南充设立了分部，在重庆成立总部，当时有正式党员40名。
候补党员60名，共100人，请重庆查证这个报告的来源。当时，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刚刚成立，我们便拜访老同志，了解这个问题，主要请教了当时的副市长周钦岳。他1919年到法国留学，在法国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回到重庆，是重庆第一任团地委书记，他应该知道这个情况。而他却说不知道。对于这个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全国有很多讨论，在党的文献刊物上也有论文，在中国革命博物馆还有资料，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有几位同志发表了文章，但各说各的。当时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说法是认为这个组织是无政府主义组织，而且说这个报告是四个人搞的，为首的叫廖划平（四川早期的党员，后来被捕叛变）怀疑是他写的。我不同意这个看法，原因在于：1）不可能是无政府主义组织。因为当时无政府主义在苏联是布尔什维克最主要的敌人，在苏联是被无情镇压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向第三国际写报告，并且在第三国际的档案里收纳无政府主义组织的报告，是不可能的。2）廖划平原来是无政府主义者，后来到苏联才成为共产主义者，1921年他在上海时还骂陈独秀招摇撞骗、无耻已极，他怎么会向第三国际报告？不是廖划平那会是谁？这份报告是假的吗？
我认为报告不是假的，因为有第三国际的档案。我认为写报告的人是当时在苏联的华工组织，叫中国共产党，又叫中国工人共产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中国是参战国，我们出了10万华工，战后一部分留在俄罗斯，这些人组成中国工人共产党，是第三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这个组织和重庆有没有关系呢？有关系，依据有两条：1）《中国现代史》第4期上有一篇《华工在俄罗斯成立了中国工人共产党》的文章，并说这个组织派人在1920年回四川到了重庆。有这条记载。2）
重庆解放初曾发生了一件事。重庆解放后成立了一个脱险同志联络处，负责联络被敌人追捕的、从监狱里脱险的同志。一天，来了一个50多岁的老头，戴着一顶毡帽，说自己是共产党员。问他什么时间参加共产党的？回答是1920年。听到的同志哈哈大笑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你1920年就参加了，是如何参加的……便将他打发走了。过了几十年，曹开给我讲到这件事，我说这件事很重要，你赶快写个材料。尽管曹开至今未写相关材料，但这个事情绝对假不了。把这几条结合起来看，我认为那个报告很可能是在苏联的华工组织写的。而这个组织的负责人，我在中央统战部查到他的档案，叫刘天云，是从苏联留学回来，后来在新疆当国民党的外交特派员。我讲这个组织的例子，不是说要把它列入重庆地方党史，这个不能列入。我是说我们党史的内容丰富，有很多问题还值得探索。这个组织已经编入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档案、文献汇编，但到现在还没有说清这个问题，这不就是有研究的地方吗？当然，我也没有写出来，争取在有生之年能写出这篇文章。所以，地方党史对全国大党史的组成性是很明白的。
2.地方党史是中共党史的重要补充
地方党史对于中共党史有着重要的补充作用。比如，我们党在成立的时候讲了六个共产主义小组，除此而外，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篇）中提到的还有恽代英在湖北成立的利群书社、吴玉章和杨闇公在四川成立的中国青年共产党，也都是带有共产主义小组性质的共产主义组织。它们不也应该成为中共党史的一部分吗？这些组织，在写中共党史时一笔带过，但在我们地方就很重要，应该好好写……而且，地方党史搞好了，对中共党史的正确判断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比如，在江西苏区我们整AB团，到处抓AB团，结果杀错了很多人。江西的地方党史部门研究这个问题，向中央写报告，说这是一个冤假错案，才把这个问题纠正过来，这便对中共党史起了重要的补正作用。
3.地方党史具有典型性
典型事件常常最能深刻反映历史进程的本质，有很多典型事件发生在地方，包括正反两方面的典型。比如，党领导的第一个农民协会组织在浙江的萧山；第一个人民公社出现在河南，后来在徐水；最早实行“包产到户”的是安徽。我们四川也有特点。比如，反“右”派时，中央规定只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划“右”派（当然是错的）现在说是严重扩大化，99%搞错了；但中央规定了不准在工人农民中划“右”派，工人农民不是资产阶级。但四川却在工人农民中划了反社会主义分子，错划很多人，在重庆，有个读过初中的造纸工人因看不起本职工作，喜欢夹本书就被划为反社会主义分子并被游街。又如，摘掉人民公社的牌子改社为乡……最先就发生在四川的广汉。这些就是典型性，它从不同侧面为中共党史提供了生动内容和相应结论。
4.地方党史具有鲜明的乡土性
从全国来讲，中共党史当然更概括、更全面、更深刻，更有理论高度，更具普遍性。但从一个地方来讲，地方党史更有乡土性，更具体、更亲切、更感人。很多历史事件，很多历史人物，在很多地方都有很深刻的影响，在存史、资政、育人的功能上能够发挥自己特有的作用。例如，綦江在红军时期就出过职务很高的将军，本地的干部和群众都引以为荣；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里的斗争就是重庆地方党史的一座宝库，重庆人民把它看成是自己的骄傲，是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的源泉，从中吸取智慧和力量。
总之，地方党史是中共党史的一个分支学科，是一门专门的科学。
（三）地方党史研究大有可为
地方党史作为一门科学，是大有可为的。它不仅内容丰富，具有特色，而且有很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以加深我们的认识。很多事情已经成为历史了，但今天如何认识它，变为我们精神财富的组成部分，还需要不断地思考和探索，这是没有止境的。
二、党史工作者的基本素质要求
作为一个党史工作者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我认为应该有三个方面的基本要求。
（一）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客观准确地认识和反映历史，简单地说就是史识如何认识历史，特别是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回答历史上的问题，探求它的规律，这是我们党史工作者的职责。马克思自己说，我所认识的唯一一门科学就是历史科学，也就是他的历史唯物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因此，我们研究历史应有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如实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建党以来和建国以后历史研究中的很多错误就犯在这个问题上，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就会出大问题。我们编写一本书不会对国计民生有多大的影响，也不至于影响国家的兴亡、前途，但是一本书的成败，关键在于基本立论点是否正确。
根据我所接触和了解的情况，对于如何认识和反映历史，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主张党史要写正面、光辉的一面，不要写“走麦城”和失误。这是一位很有名的学术界人士在一篇文章中说的，“不要强调王明路线、立三路线、秋白路线”，“不要提陈独秀机会主义路线”等，主张要少提或不要强调历史上所犯的错误，要强调写正面光明的方面。这篇文章一发表就在党史界引起很大轰动，当时兼任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的胡绳同志立刻写文章反驳说，我们党史工作者不同意这个观点，不会接纳这个主张。我们写党史要写全面地写，既写我们正确前进的一面，也要写我们曲折的、错误的方面，不是说起来好听，而是一项严肃的事业。也有的人把我们写得漆黑一团，包括当前有的人说：毛主席除了“文革”以外都是正确的。还有的认为现在（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在中国实现了资本主义复辟。说这些观点的同志不是敌对分子，不是国内外的敌对势力，而是我们自己搞研究的人中的不同看法。这两种看法，一个只讲光明的一面，一个只看阴暗的一面，都是片面的。
第二，在党史论述中过分注入个人感情色彩，感情用事，意气用事，不注重研究实际情况和规律，因而不能得出客观正确的结论。比如1948年华蓥山起义，就有不同意见。有的老同志认为这次起义不应该进行，仓促从事，孤注一掷，最后失败遭到很大损失，动机是好的，但结果是错的（想在四川造一个小根据地，但在当时是不可能也不需要）有的同志则说，我们牺牲了那么多人，你还说我们犯了错误，要说总结教训也不一定非得说这个教训，中共的教训还少吗？这种看法不对。对一段历史、某个事件过分地倾入个人感情，会影响我们对历史客观正确地判断和认识。
第三，要区别一个时期一时的政治形势的需要和客观史实的界限。比如说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首次提到蒋介石实行全面抗战是为我们中华民族立了一大功。今年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就特别强调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并注意宣传正面战场的积极作用，这符合历史实际。蒋介石说共产党是“游而不击”，我们说蒋介石是“卖国投降”，是“只反共，不抗日”，那中国的抗战是怎么打的？这些说法都不符合历史史实，自己都是矛盾的。应该承认，蒋介石有反共的一面，但他抗战到底了，尽管这是多种因素促成。而正面战场上国民党的将士虽有腐败的一面，有溃败的；但也有英勇抗战，英勇牺牲的。这不就是全民族抗战吗？不也说明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果吗？承认这个事实，历史唯物主义地看待这一段历史……既符合历史事实又服人心，还能在政治上争取多数。
第四，要区别历史真实、文学形象、市场炒作之间的关系。比如红岩精神，现在的宣传就有三种说法：1）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领导的在革命实践中产生的精神力量。这是历史真实，在重庆影响非常大。2）有本党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叫《红岩》，反映的是革命先烈在渣滓洞、白公馆狱中斗争的事迹，在重庆，甚至在全国把红岩精神说成是渣滓洞、白公馆烈士的精神，这完全不对。渣滓洞、白公馆的烈士精神是我们重庆地方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小说《红岩》是反映这段历史的文学创作，但不等于就是重庆地下党的历史，就像《三国志》和《三国演义》，一个是真实历史，一个是文学创作，二者既相同又有区别。现在把烈士精神说成是红岩精神，这在重庆乃至全国是一种误解，应予以纠正。当然，烈士可以说是体现了红岩精神的一个方面，但要把红岩精神说成烈士精神就完全是错的。
（3）商业炒作也打红岩牌子，借红岩之名搞商业。我们研究的是历史，不是文学……更不是商业炒作，在这里我们要区分开。
总之，在党史研究中会碰到很多具体的问题，如何处理好这些问题，不仅和我们的历史知识有关，更重要的是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如实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
（二）提高表述历史的才能，也就是史才
我们表述历史要深刻、生动、准确，既要有文字表现力，又要有较宽的知识面。
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首先是要打好基础，同时要努力创新。
提高表述历史的才能，首先应该掌握一些基本的基础性知识、常识，不然会犯常识性错误。例如，重庆直辖前我到兄弟区县去，兄弟县拿出一本书，反映发展党员、地下党组织的情况。其中，某个党员的下面注明是1943年入党，同年还有七个人入党。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央有决定，南方局有决定，川东特委有决定，从1940年以后停止在国统区发展党员。1940年下半年就不发展了，怎么会在1943年入党？是回忆？是本人说的？还是介绍人（当时的县委书记）说的？其回忆有无根据？谁批准的？1943年，县一级党组织都撤销了，这是大背景。你如果有特殊情况，应该注明。还有一次，我们到一个县去，有位同志工作很积极，他出了一本书，在书的第一页是张花鸟虫卉图，上写有某某先生雅赠、闻天画、1935年春。这位同志说是一个地主家留下来的，因此判断是张闻天所画。因为闻天最有名的就是张闻天，并且考证是1935年春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在这个地主家养病，就说是他愈后送的画。这完全是误判。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当了党的总书记，领导全党长征，说他到这个县去养病并送了一幅画，这是常识性错误。为求慎重，我们还专门拜访了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同志，问她“张闻天同志喜不喜欢画画？”刘英说：“从不画画，不会也未画过，写字还可以。”我说的这些问题都涉及到大背景，是大事。区县做了很多基础工作，编纂大事记、组织史等等，但作为基本知识、常识这个范畴，应该尽量多具备一些，否则就可能会闹笑话。
我们对历史的了解，也不是简单地看能否把一个事情说得清楚。我们编写的是党史，而党史和地方志不同，志是述而不论；搞党史要史论结合，应有这方面的知识、才能。而历史又是立体的，不是平面的。我们搞党史不能搞成党的文山会海……记录哪天开什么会、决定了什么，哪天哪个人在哪讲话，哪天哪级组织发了一个文件如何如何，这是文山会海的搬家。党的历史总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并受到社会历史进程的检验。关于这一点讲讲我的经历。1991年，我们搞南方局史料征、编、研工作，向胡乔木同志汇报，他听了一个半小时。我汇报说南方局留下的历史资料很少，当时主要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都很少留下回忆材料，工作很困难。乔木同志回答说，不但你没看到他们的回忆材料，我也没有看到。现在他们都过世了；即使他们在世都是90多岁了，你去问也没有用。党史资料应在社会实践、社会背景中去找。当时我听了豁然开朗。我们不能停留在某位领导人回忆、某个文献（这是必要的）上，更多的应在社会中找，因为党的所有出发点（无论对或错）都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产生和活动的。
因此，党史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是在各种社会条件交织情况下出现的，我们应有这样一个认识：了解党的历史进程要在立体的、各种社会活动中来观察它。
如果写区县党史，仅在档案馆查资料、查报纸、查新闻，容易搞得很片面。
在打好的基础上还要努力做到三新：发掘新史料、创立新观点、进行新的文字表述。新史料、新观点、新的文字表述，这叫创新。比如发掘新史料，现在有没有发掘头？大有发掘头，很多东西我就经常碰到。我讲两个例子：一是我从尘封多年的档案中查到一份罗广斌的报告，是亲笔原件，整理以后发表出去，在全国引起轰动；二是王朴烈士的母亲金永华去世前说了三句话：“过去，我把家产1260担谷子卖了资助党，是应该的，党给我这么大的报酬是不应该的；我的儿子为革命牺牲了，是他的志愿，是应该的，给我们这么大的荣誉是不应该的；我的儿子为国牺牲，他应该享受烈士的光荣，我们把烈士家属的光环戴在头上向党伸手是不应该的。”又如革命烈士唐虚谷（又名唐毅）解放初被定为甲等烈士，是《红岩》小说中老大哥的原型。可是，后来收集的特务交待材料说此人在狱中有丧失气节的表现。据此，1964年市委批示“保留烈士称号，不再进行宣传”。结果……唐虚谷在渣滓洞的塑像被取下来了。老同志胡春甫看到他的像被取下痛苦到极点，日夜难眠，并向中组部写报告。中组部将报告转下，但一直未处理。唐虚谷是狱中难友的精神领袖，他在入党前就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1938年入党，后带领全家入党。我后来考查这个问题，认为：1）他被捕是他所领导的人中的最后一个，他的上级都已经被捕了；2）在狱中，他和敌人周旋，都没说他叛变……丧失气节，并没有出卖党组织。这就是新史料、新观点。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很多典型，有很多历史经验，有规律可循。这些都需要我们去发掘，去研究，去创新。
在表述文字上，只提一个建议：搞党史不管叫正本还是什么，不要搞成教科书式的，如果都按中共党史那个模式套下来，都是教科书。地方党史内容要丰富，要有特色，要有可读性。作为区县，范围比较有限，都搞成这个样子，看的人不多……
这是谈如何提高表述历史的才能，就是提高史才。这是第二点。
（三）必须具备优秀的史德
中国的历史特别讲究史德。作为历史的撰述者、整理者、搜集者，至少应具备这样的史德：1）把你从事的工作首先看成事业，再看成职业。如果认为自己不适合这个工作，你可另谋高就，要转行，要跳槽，人各有志，不必勉强；但在党史部门一天，就要守好本职，就要热爱这项工作。2）安于清苦，自甘寂寞。搞历史要“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作一字空”。这是范文澜对他弟子说的，是一副对联，说要搞历史就要坐10年冷板凳。做任何事情都要有这种精神，搞历史更应有这种精神。3）搞历史要说真话、实话、有用的话，少说废话、空话、套话，绝对不能说假话。搞历史和搞其他的科学一样，你搞原子弹、“神五”、“神六”，你搞一个假的数字，就要出大事故。你研究历史搞假的，或者知情不报，转移视线、只报喜不报忧，就不对。所谓说真话，它有个特点，就是说不好听的话……领导不入耳的话，不合时宜、不合潮流的话，才叫说真话。比如，历史进程中党的失误，我说要表述这段历史的真实，但不能渲染阴暗面；比如，涪陵地区“大跃进”饿死人是全川最有名的地区之一，这是史实。你怎么说要注意，但是回避就不应该。
我这里不是讲某个具体的事情，而是从总的来讲。写历史探求规律，是真正的规律，不是臆造的规律；写真实的史实，不要回避问题。当然，所有的评价要恰如其分。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说，我们现在一本书10%是空话，是可说可不说的；20%是套话，是必须说的；70%是真话。我说一点很生气的话，我们的习惯、我们的传统、我们的风气在官场当中形成了空话套话连篇，不仅影响我们当前的事业，而且影响我们中华民族的国民性。要做真正的研究，我们就要区别……分析，你正不正确是水平认识问题，说不说真话是史德问题；你可以说错话，但不要说假话。这个传统，不仅在现在，在国民党时期就有。我讲个例子，重庆“三三一”惨案，刘湘在打枪坝打死137人，这个数字是当时国民党的向楚编的“1937年巴县县志”中记载的。我们现在用的数据就是那个数据。
三、几点建议
第一，建议大家努力学习。道理没有什么好讲的，重点是学习范围要尽量宽一点……刚才我已经讲了，党的历史是立体的，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要了解党活动的规律和在社会实践中检验的结果，知识面一定要广，学习范围要尽量广阔一点……
第二，与学习相关的是，我建议要搞专题、抓典型，特别是初到党史部门工作的同志一定要注意从搞专题、抓典型入手。现在书那么多，地方党史方面的书也很多，这些当然是必须看的。但真正过硬的、能经得起检验的是一定要搞好专题。
我讲讲自己抓专题的体会：1）我不是科班出身，没有高等学历；2）搞地方党史没有基础，没有第一手资料。中共党史我们学得多，50多年前就学过，但是搞地方党史完全要现学。如何学？只有从抓专题入手。如《挺进报》问题，你不能就这张报来谈报，那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把它诞生的背景，事件发生的起因。
经过和结果，以及与此有关的川东地下党在这一时期的组织状况和主要活动联系起来加以研究，基本上就可以把解放战争时期川东地下党的历史进程弄清楚了。
再如，对大革命时期党史的研究，纪念“三三一”60周年、纪念杨闇公牺牲60周年，我们就抓“三三一”这个专题来研究大革命时期，得出了结论，得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得出了重庆地方党史的一些特点。其中特点之一就是重庆是由团来建党，不是由党来建团。当时叫社会主义青年团，以后叫共产主义青年团。团代替党行使职权，当时领导机关是团地委，因为只有几个党员没有成立党支部，到1926年2月16日才成立重庆党的一个支部，在这以前是由团建党。青年团成为建党的基础，这个情况基本搞清楚了，就把重庆大革命时期的情况概略弄清楚了。大革命失败后，全国各地的国民党左派纷纷叛变，而重庆的国民党左派没有一个叛变……这是一个很大的特点。在十年内战中，全国的特点是王明的“左”倾路线把白区的党组织基本搞光，而在重庆是立三路线把我们基本搞光，此后也没有恢复元气，只是时有起伏。所以，搞专题、抓典型才能从中得出相应的结论，编出一本有特色的史书。
第三，立足本职，关心全局，注重当前。我们搞历史是把历史作为我们思考的资料，思考的目的不是束之高阁。我们思考历史，是要从历史中探求规律，总结出经验教训，发挥好资政、育人的功能，更好地为党委做助手。当然，有个环境问题。目前，我们大环境是好的，因为中央提倡理论创新，敢于思考，科学的发展观不仅仅是硬件（经济建设）也包括软件（文化建设、科学建设，包括社会科学的建设）马克思主义研究要创新，中央决定把马克思全集全部重新翻译、注释和解读，过去我们按苏联的本子搞，搞出了很多问题。这说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上，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都还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和改进。
最后，让我们共同学习把地方党史研究事业推向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