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期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实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和“隐蔽精干”的政策。这是一项长期的根本性的方针政策，对国统区的组织建设和工作开展具有十分重大深远的意义。南方局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央指示，领导国统区党组织大力加强自身建设，扎根群众，积蓄力量，为以后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和民主运动的蓬勃兴起奠定了基础，并创造了一整套地下工作经验，丰富发展了党的建设的理论体系。
一、国统区党组织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早在1939年初，中共中央就非常及时地提出了党在国统区工作的方针、政策的基本内容。当时中央指出“上海党组织的基本方向”，“应该是长期埋头苦干，积蓄力量，党的组织求精不求多”。这个精神完全适用于国统区。1939年5月26日，中央《关于在国统区保存党员干部的指示》说：“前已提出：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隐蔽撤退。”如果这个记载的时间无错的话，就比一般认为1940年4月22日中央给湖南工作的指示中才完整提出的“12字方针”时间要早将近一年。这“12字方针”和稍后提出的“隐蔽精干”政策的内涵完全一致，实际是一回事，只是不同地方的不同提法。
这里顺便提一下对“隐蔽精干”这个词组的文义的理解问题。由于后来经过整理和修正发表的毛泽东的《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一文中提的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有的同志望文生义，把“隐蔽精干”与“积蓄力量”的语法结构都看成是动宾结构，以为既然“积蓄力量”是把力量积蓄起来，那么“隐蔽精干”的意思也就是把“精干”“隐蔽”起来……并又以为“精干”是指精练的干部。笔者以为这种理解不准确。正确的理解是……“精干”是精明干练，是“短小精干”的省略，包含少而精的意思，不是精练的干部；“隐蔽精干”是个并列词组，即既“隐蔽”又“精干”。1940年6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报告提纲《目前形势与我党政策》说：党在国统区执行隐蔽政策，精干政策。周恩来、陈云的一些文章和讲话中有时也提作“精干隐蔽”。可见，“隐蔽”和“精干”是并列的两个方面。
“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和“隐蔽精干”政策是根据当时变化了的形势，从实际出发提出来的，也是党的长期地下斗争历史经验的总结。
一方面，在武汉沦陷、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的内外政策发生逆转……反共重于抗日，日益加强反共、防共、限共的措施，捕杀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的压制下，国统区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逐步趋向沉寂，革命处于低潮。当时，虽然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在国统区仍然没有取得合法地位，继续处于地下状态，随时面临被破坏、被镇压的危险。实际上，在国统区直接危及共产党组织的不是日本帝国主义，而是国民党顽固派。国统区党组织面临民族和阶级的双重压迫，在从总体上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必须重点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和镇压。另一方面，国统区的党组织又处于严重暴露的状态。这些地区的党组织在10年内战期间破坏殆尽，绝大部分是在抗日战争初期恢复的，并得到空前的发展壮大。党员大都是新入党的抗日救亡运动中的积极分子，缺乏地下斗争的经验，政治面目暴露，党的组织还很不巩固。在一方蓄意破坏，一方身份暴露，双方力量对比相差悬殊的情况下，蛮干硬拼绝对不行。因此，“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和“隐蔽精干”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方针、政策……
为贯彻执行这一方针、政策，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又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例如实行“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停止群众运动、缩小组织机构、减少党员、停止发展、撤退转移暴露党员、建立平行组织、实行单线联系、转地不转党，以及主动参加国民党、三青团和打入国民党政权机关等。
实行这一方针、政策和一系列具体措施的结果，不仅在国统区保全了绝大多数党的组织，保存了主要骨干，保留了革命种子，闯过了一重重艰难险阻，而且从根本上锻炼了国统区党组织，使国统区党组织在复杂的环境中逐步学会了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进攻和退却的关系、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关系，懂得如何隐蔽自己、壮大自己、暴露敌人。从这个意义上说，“隐蔽精干”政策的贯彻是国统区的党组织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中国共产党有在国统区（白区）长期进行地下斗争的历史。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处于地下状态，就是地下党。10年内战时期，党的地下斗争非常艰苦，地下工作者前赴后继，一往无前。但由于党的领导的“左”倾路线错误，在国统区（白区）
的地下工作从组织形式到工作方法都只有进攻，没有退却；只搞活动，不搞隐蔽……只讲英勇，不讲策略，采取搞“飞行集会”等硬冲硬拼的办法，结果使许多同志壮烈牺牲，党的组织破坏殆尽，群众远离党，斗争均归于失败。党在“一二·九”运动中转变了斗争策略，从而赢得了胜利。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白区党代表会议总结了历史经验，一般地决定了地下工作的转变。但当时党在国统区的力量很小，影响有限。抗战爆发后，党在国统区的组织发展起来，但因抗战初期形势比较顺利，问题还不尖锐，地下斗争的规律仍然没有为党组织所普遍认识和自觉运用。直到“12字方针”和“隐蔽精干”政策提出，才从理论到实践向彻底打破过去地下工作中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公式主义、教条主义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使国统区党组织走向成熟，为地下工作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
二、对批判“消极隐蔽”的商榷
1944年，国统区民主运动兴起。当时，在部分国统区党组织内曾批判“消极隐蔽”。笔者尚未见到过中央或某一级党组织有关这一问题的正式文件，但一些老同志的回忆文章和有的领导同志的讲话证明确实存在过这个问题。例如，1947年9月四川干部队领导同志在给罗迈同志的信中，说到他们在一草拟的文件中曾认为“三勤”政策是消极的。周恩来的一篇党内谈话《关于“三勤”政策》就是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并对这个错误认识的纠正。全国解放前夕，在武汉总结尚待解放的川东、川康党的工作经验教训时，领导同志还批判了“从消极隐蔽到盲动冒进”。
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应该作具体分析，如果离开了历史背景和具体情况，简单地认识和批判“消极隐蔽”都是不准确、不全面、不公正的。
第一，由于“隐蔽精干”是在国统区革命运动处于退潮情况时提出的政策，它积极的本质必然表现出某些消极的形式，如党员和党的活动减少、基本不组织群众性斗争，等等，中央甚至规定要隐蔽到“不作声息”的程度。1941年4月4日，中央城工部还规定，不为各方面的刺激而冲动，“不为某一时群众斗争潮流而盲目的追逐群众自发斗争，如果条件可以胜利，但足以威胁党与群众组织安全时，宁肯在群众中政治威信上受暂时损失，不发动斗争而保存组织”。这些具体规定看来似乎消极，但在当时、当地的条件下却是必要和正确的。如果把这些表现当做“消极隐蔽”来批判，必然导致批判“隐蔽精干”这一政策本身，以致否定这一政策的必要性和正确性。
第二，周恩来1942年提出了“三勤”政策，进一步充实和补正了“隐蔽精干”政策。随后，又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据点”建设，使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有所遵循，知道在隐蔽的前提下如何活动。执行“三勤”、“三化”就是积极隐蔽。离开当时的需要与可能，在“三勤”、“三化”之外另提脱离实际的要求，否则便认为是“消极隐蔽”，甚至把“三勤”也看做是消极的，就完全不符合历史实际了。
第三，到1944年，国际国内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国统区民主运动蓬勃发展，方兴未艾。这时的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应该适应新的需要而作必要的调整。有的党组织和有的同志认识不清，仍然习惯于原来的隐蔽埋伏的某种方式，一时转不过弯来，就像抗战初期习惯于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的形式而不习惯于“隐蔽精干。”
一样。这种思想落后于形势的状况理所当然地应该指出，给予批判，加以克服，否则将会影响新的斗争开展，但并不等于过去就有一个“消极隐蔽”时期。实际上，新的时机到来也是过去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的结果，以新出现的形势来批判过去的正确政策，必将带来思想混乱。
第四，不能排除有的地方党组织对“隐蔽精干”的理解有片面性，偏于消极保守……执行“三勤”不力，组织处于涣散，力量积蓄不够，待到新的斗争需要时，认识既跟不上，力量也跟不上，工作比较落后。但是，即便如此，只要保全了骨干……保留了种子，便是主要成绩，便有在新形势下作新的发展的基础。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
批判“消极隐蔽”实际上是批判国统区党工作中的右倾。笔者以为，从总体上讲……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这在历史上虽然不成为大的公案，但仍有必要加以澄清……
三、地下工作的一项长期的根本政策
“隐蔽精干”是在一定时间、一定地区、一定条件下制定的政策。因为它适应地下斗争的规律，因此，也是党在国统区的一项长期的根本政策，并与解放区、游击区的公开的武装斗争起相辅相成的配合作用。“以待时机”绝不能理解为时机一到，革命来潮，便可以抛弃这项政策，搞“一锤子买卖”。这项政策产生于抗日战争时期，但在解放战争时期也完全适用。这是因为国民党反动统治十分野蛮残酷，从不容许共产党组织公开、合法地存在，人民群众没有任何民主权利，党的组织和党员的任何暴露都必将带来严重损害。
当革命高潮到来之时，在国统区必须组织公开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没有这种公开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不可能广泛地发动群众。在这种群众运动中，要完全避免暴露，毫无损失，是不可能的；在必要的时候，要不怕暴露，敢于牺牲，但同时必须坚持“隐蔽精干”，把公开的群众运动和秘密的党组织严格分开，避免无谓的暴露和牺牲。运动高潮中要注意隐蔽，一个运动高潮过后更须注意隐蔽……准备新的斗争，以配合解放战争，迎接解放军到来，赢得最后胜利。
1947年初“抗议美军暴行运动”以及5月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都是全国性的声势浩大群众运动。中央指导这些运动，在强调发动群众同时，也特别强调“隐蔽精干”。例如，在抗暴运动兴起之初，1947年1月6日，中央在《关于利用平津京沪学运成绩扩大我党活动的指示》中说：“不要畏惧学生运动少数领导分子的暴露，这是在今后斗争中不可避免的，但必须使这些少数领袖与广大学生群众保持经常联系，不致陷于孤立。”紧接着，在2月17日中央《关于平津学生运动给晋察冀中央局的指示》中就强调“党的组织仍应精干隐蔽”；2月26日……中央在另一文件中进一步规定“党的组织要严守精干隐蔽，平行组织，单线联系，不转关系，城乡分开，上下分开，公开与秘密分开等工作原则……总之，蒋管区城市工作，一切要从长期存在打算，以推动群众斗争，开展统一战线，如此方能配合解放区胜利，推动全国新高潮的到来。”
直到全国胜利前夕，在总形势非常有利的情况下，1949年2月5日，中央在揭露国民党和谈阴谋、发动群众斗争的指示中仍然规定：我秘密党组织可以约1/5左右的力量进行第一线的活动，但不要以共产党员面目出现，并应严防破坏牵连，而其余的力量则在第二线进行隐蔽活动，并应与第一线的公开活动隔离。
由此可见，“隐蔽精干”是党在国统区的一项长期的根本政策，在党组织隐蔽的前提下同样可以开展公开形式的群众斗争。根据情况的不同，具体的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可以有所不同，但基本原则必须遵守。历史证明，凡是遵循这一政策的……党的组织就得到巩固，斗争就能顺利发展；凡是违背这一政策者，皆遭到挫折……受到惩罚。1948年川东党组织遭到巨大破坏，主要原因就是在比较有利的形势下掉以轻心，丧失警惕，在毫无防御能力的情况下暴露了自己，造成严重损失，直到被迫回到“隐蔽精干”上来后，川东党组织又才得到顺利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