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1927年，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第一次国内大革命，革命风暴席卷全国。1925年五卅以后，革命洪流涌进夔门，激荡全川。此时四川的政治中心从成都移到重庆。在这座有名的雾中山城，展开了一幅幅色彩斑斓、广阔壮丽的历史画卷。
一、三大领导机构
（一）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
在重庆活动的第一个共产党员是我国早期青年运动著名领袖萧楚女。他于1922—1925年间在重庆，以教书和作报纸编辑为职业，从事青年工作。大革命时期，一批共青团员转为党员，在国外和外地的一部分川籍党员陆续返渝。1926年初，建立了重庆第一个党支部，留法勤工俭学生冉钧任书记。1926年2月，在共青团重庆地委和党支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杨闇公任书记。冉钧任组织委员，吴玉章任宣传委员。重庆地委统一领导全川党组织，是中共在四川省第一个省级领导机构。重庆地委坚定地领导大革命运动，作出了许多重要决策，推动革命运动在全川迅猛发展。
为了适应当时武装斗争的需要，1926年11月，地委设立军事委员会，杨闇公兼书记，朱德、刘伯承任委员。军委旋即组织领导了大规模的“泸顺起义”，在长江上游打响了反军阀的枪声，有力地策应了北伐战争。
（二）中国国民党四川省（左派）党部
四川本是国民党前身同盟会的重要基地。1911年，在四川的保路运动中，同盟会四川支部领导重庆起义，成立蜀军政府，响应武昌首义，风云一时。但和全国一样，四川辛亥革命成果也为军阀篡夺。以后，同盟会——国民党的力量屡受军阀摧残，国民党在四川人数不少却有气无力，松弛涣散。
直到1925年8月，国民党元老、辛亥革命英雄，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吴玉章受广州国民党中央派遣，以四川党务筹备员身份返川，贯彻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改组国民党。吴玉章在重庆，依靠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国民党左派分子，放手壮大左派力量。经过激烈斗争和三次改组，排除了右派势力，建立了完全由左派组成的省党部和各县市党部。左派省党部设在七星岗莲花池6号，习惯称莲花池省党部；而右派则分裂出去，非法另立省党部，听命于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西山会议派的伪国民党中央，右派省党部设在总土地（现自力巷）习惯称总土地党部。两派斗争一直持续不断，左派占优势。
左派省党部与中共重庆地委密切合作，坚定地站在大革命的前列，成为当时一面公开的革命旗帜。左派省党部22名执监委和候补执监委中，共产党员占10人，其他左派国民党人也大都非常坚定，其主要领袖李筱亭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严重白色恐怖下，毅然参加中国共产党，数十年艰苦奋斗，一往无前，坚持到解放。
（三）共青团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
重庆的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重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1月改名共产主义青年团）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于1922年10月9日，当时的团员主要是从法国。
日本留学归国和从沿海地区返渝的青年学生。团地委发表宣言宣称：“我们信仰唯一的主义——马克思主义；我们取用唯一的手段——经济革命；我们达到唯一的目的——无产者国家。”这在当时达到了很高的思想水平。
但在早期，重庆团组织领导不力，比较涣散。1924年，团中央委任萧楚女为特派员，帮助重庆团地委进行整顿，引导团组织参加实际斗争，一批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如杨闇公、童庸生、罗世文等担任了主要领导，重庆团组织由此摆脱了“研究小团体”的景况，以全新的姿态投入革命斗争。在党组织成立以前，重庆地方团组织代党工作，为党发展党员，筹建党组织，实际上发挥了党组织的战斗核心作用。
与中共重庆地委成立同时，重庆团地委也经团中央指示，成为全川团组织的统一领导机关，各级团组织成长为一支重要突击力量。
二、五次反帝浪潮
随着晚清末年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帝国主义列强势力相继侵入重庆，在重庆设有租界，驻有水兵，控制海关，开设洋行，建立教堂，并享有内河航行权和治外法权，肆意盘剥、凌辱，乃至屠杀重庆人民。重庆人民被迫起而反抗，在大革命时期掀起一次次反帝浪潮，与全国人民的斗争守望相助，汇成巨流。
（一）德阳丸案件的斗争
1924年11月19日，日本商轮“德阳丸”载运成色低劣面值两角的银毫抵达重庆，准备在市场交换，用劣币换取四川土特产，并拒绝海关检查，打伤检查人员，把四人抛入江中，制造了“德阳丸案”。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和官厅交涉的软弱态度激起了市民的极大愤慨，萧楚女和团地委积极投入并领导了这场反帝斗争。46个民众团体召开大会，成立“德阳丸案重庆外交后援会”，提出六项强硬主张，要求日本领事馆赔偿损失，制止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非法行为；随后，又举行群众大游行，高举“外抗侵略，内肃官方”的旗帜，并捣毁了软弱的省长公署客厅。这场反帝斗争持续一个多月，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撤换媚外的海关监督，日本也被迫调回了驻重庆领事。
（二）“五卅惨案”后援斗争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于6月2日在重庆传开，再次激起反帝浪潮。各界各团体先后成立“大中华民国重庆工界外交急进会”，“重庆各机关、法团。学校、报社沪案后援会”，“重庆青年爱国团”，“重庆雪耻团”等组织，工。
学、商、妇女各界84团体联合组成“英日惨杀华人案重庆国民外交后援会”，纷纷发表声明，广泛开展宣传；组织募捐，援助上海罢工工人；查禁英日货物，实行对英日经济绝交。同时，呼吁采取强硬外交，要求收回海关，取消租界，撤除巡捕，取缔会审公廨，废除列强的内河航行权。重庆航业公会所属11万多船帮工人宣布，宁愿牺牲营业，不为英日运货，誓言“有国无家，誓死不变”。英商隆茂洋行300多猪鬃工人辞工，高呼“宁做断头鬼，不为亡国人”。6月30日，全市实行罢工、罢课、罢市，举行盛大集会，参加全国公祭“五卅惨案”死难烈士的统一行动。慑于全市人民的反抗怒潮，英领事馆撤退侨民，英轮被迫停航。
通过斗争，许多群众，特别是青年提高了觉悟，倾向革命，在部分学校和青年中成立了“学行互进社”、“怒涛社”、“破浪社”、“六九赤社”、“青年改进社”等进步团体。
（三）“七二渝案”的斗争
正在“五卅运动”的热潮中，1925年7月2日，“国民外交后援会”的宣传队在南岸龙门浩英商隆茂洋行附近举行宣传讲演，与洋行的护院保镖发生冲突。停靠在龙门浩的英国军舰水兵一队突然登岸，用刺刀挑死我同胞四人，刺伤十余人。此举更是火上加油，激起全市人民的更大仇恨。次日，群众集会示威，抬尸游行，抗议英帝国主义新暴行。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派兵镇压，打伤示威群众，捕去讲演学生，并张贴布告禁止游行和沿街讲演，禁止英日企业华人辞工，禁止宣传“过激主义”。群众怒不可遏，不怕镇压，当天下午再度集会抗议。群众运动虽受压制，却孕育着更大的暴发能量。
（四）“美仁轮事件”的斗争
1925年11月7日、8日，美国商船“美仁号”沿江而上，在长寿县瓦罐窑、江北县洛碛和唐家沱等地江面先后浪沉木船四艘，淹死53人，并开枪射击沿江抗议的群众，打死1人，打伤9人，肇成“美仁轮事件”。
9日，群众将伤亡人员抬到美商柯克士洋行，要求抵命赔偿。美国领事被迫承认收殓死者，医治伤员，赔偿损失。事后却全盘翻案，反诬一口，提出抗议。国民外交后援会立即发表宣言，抗议美帝暴行；出版《美仁轮案专号》，揭露事件真相……派代表赴北京向外交部交涉“美仁轮案”和“七二渝案”问题。重庆海关在群众压力下，扣留“美仁号”，而北洋军阀政府却下令放行。愤怒的群众多次集会游行，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嘴脸暴露无遗。在人民群众的反帝怒潮下，“美仁号”不敢行驶川江。
（五）万县“九五惨案”后援斗争
1926年下半年，北伐军胜利进军，锐不可当。英帝国主义为援救北洋军阀曹锟。
吴佩孚集团，加紧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其在川江行驶的商船多次在万县附近寻衅肇事。6-8月，英轮连续制造五次沉船死人事件。其中，8月29日，英商“万流。”
轮在云阳浪沉杨森部第四师运兵运饷木船三只，淹死连长1人，排长1人，士兵56人，沉没枪支56支、子弹5500发、饷款85000银元。此时，正在万县杨森部工作的朱德和陈毅极力劝告杨森奋起反击。在人民群众和爱国官兵支持下，杨森下令扣留停泊在万县的英商轮“万县”号和“万通”号。英国政府极其横蛮，下令驻华海军武力夺回商船。将停泊在重庆的英军舰“威警”号调往万县；将停泊在宜昌的商船“嘉乐”号改装成军舰，亦调往万县，汇合停泊在万县的军舰“柯克捷夫”号。三舰于9月5日下午劫走“万通”号未逞，遂以大炮向万县两岸市街疯狂轰击，发炮300余发，历时两个多小时，打死604人，伤398人，毁房千余间，财产损失2000余万元，制造了中外震惊的“万县惨案”。
惨案发生，举国声讨。重庆300多团体组成“万县惨案四川国民雪耻会”，发起抗议、后援和与英经济绝交等活动；举行了400多团体、五万多人参加的水陆两路示威大游行；进一步开展支援北伐进军的各种活动，力求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重庆人民的反帝斗争声威大振、盛况空前。
三、学运“四大金刚。”
大革命中，青年学生一马当先，是为前锋。当时学生运动最集中、最兴旺的在四所学校，号称“四大金刚”。它们是中法学校、中山中学、巴县中学、巴县国民师范。这四所学校的领导权完全掌握在共产党和国民左派手里。另外一些学校，如川东师范、省二女师、重庆联中，学生运动也比较发达，但是学校领导权由国家主义派和封建势力控制，受到压制和约束，能量未能充分发挥。
“四大金刚”中，头号“金刚”是中法学校，全称为中法大学四川分校，实际只办起了中学部。这是1925年8月吴玉章回到重庆，为了推进国民革命，培养革命干部而创办的一所学校。第一批招收学生300多人，教职员基本都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党的主要骨干大都集中在这里。学校立即成为当时革命最重要的阵地，大批学生相继被派往四川各地和各条战线，发展左派力量，开展工农运动，许多人成长为革命中坚；有的被输送到革命中心区域，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广州起义的著名女兵班长游曦，井冈山时期的红三军军长徐彦刚、红七军军长张锡龙都是中法学校学生，都在革命战争中壮烈牺牲。罗瑞卿也在中法学校食宿、学习、活动近半年之久，只是没有正式注册入学。
四、左派总工会
此时，重庆的产业工人很少，主要的是铜元局数千人、丝厂和猪鬃厂（多为日商所办）数千人、轮船（也多为外商所有）航运工人数千人，总共不过万余人，其余大都为手工业工人。
早在“五四”时期，1920年春重庆成立了第一个四川全省工会，是工团主义性质的，参加了反帝反封建斗争。1924年，吴佩孚派镇压“二七”罢工的刽子手赵文华入川，以四川省政府名义，饬令解散了这个工会。然而，工人运动仍连绵不断……并在大革命兴起后形成高潮。国民党右派乘机组织重庆市总工会，企图控制工人运动。左派力量与之坚决斗争，于1926年11月瓦解了右派控制的总工会，建立左派领导的总工会。为了壮大声威，总工会直接向武汉国民政府申请批准立案，并得到中华全国总工会承认，全总代理执行委员长李立三还委任重庆的两个共产党员为“驻川职工运动指导专员”，以示支持。重庆总工会发出快邮代电称厂：
“为谋求自身保障，应时势要求，进谋民族解放，废除一切压迫，期促革命成功……俾国际政治经济地位均得平等，起而组织……从此努力进行，不达目的，誓不终止。山河可改，此志不移。”
五、农民运动和农民武装
中共重庆地委成立后，立即从四川各地选派25名党团员和青年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随后又选派20人到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左派省党部则先后派出60余人赴15个县开展农民运动。这时，农民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反对苛捐杂税，反对土豪劣绅，组织农民协会。到1927年初，据不完全统计，全川成立县农会六个……区农会59个、乡农会334个，会员三万多人，其中，农民运动发展得最好的有川南的荣县、宜宾，川东的涪陵，重庆附近的綦江、南川等地。其最大特点是建立了农民武装，开展抗捐夺粮斗争。如綦江县1925年、1926年连续两年旱灾，粮食奇缺，米价昂贵。而地主奸商勾结军阀，大量囤积居奇，贩运贵州，牟取暴利，致饥民屡屡饿死。1926年4月，中共綦江支部组织饥民阻止粮食外运，截留待运大米，分给饥民，遭到军阀豪绅镇压。但农民运动迅速发展，并掌握了团练，建立了武装。川南农民运动领袖郑佑之组织川南农民自卫军和荣县抗捐运动委员会，在1927年1月发动1000余人、800余枪，围攻军阀驻军，反抗苛捐杂税，取得完全胜利，一时声威大振，郑佑之被誉为“农王”。特别是原川军高级将领、共产党员李蔚如在涪陵广泛组织农民协会，发动减租减息，成立农民自卫军近万人，武装反抗军阀，实际掌握了涪陵县部分地区政权。在“三三一”惨案后，涪陵成为四川最后的一处革命基地。1927年7月，李蔚如被军阀诱杀，涪陵阵地才告瓦解。
六、两份左派党报
掌握在左派省党部手里的有两份报纸，一份是《新蜀报》，一份是《新四川日报》。
《新蜀报》于1921年初由少年中国学会重要成员、当时应聘为东川道尹公署秘书长的陈愚生等所创办，“五四”时期积极输入新文化，交流新知识，是重庆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舆论阵地。
1923年，萧楚女进报社作主笔，与总编辑、曾任重庆团地委第一任书记的周钦岳密切配合，以犀利的文笔，发表大量文章，猛烈抨击各种封建、愚昧、反动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势力。陈毅也作过《新蜀报》主笔，发表过一些文艺作品。大革命中，周钦岳加入共产党，在重庆地委和左派省党部的领导下，《新蜀报》极力宣传新三民主义和国民革命，揭露、批判各种反动派和反动思潮，成为左派力量的主要喉舌。
《新四川日报》本是四川清乡督办邓锡侯出资办的报纸。但这时编辑部的主要负责人也是共产党员，报社的领导权实际为革命派所掌握，为革命制造舆论。
左派省党部称这两份报纸为“党报”。
七、军阀首领易帜
辛亥革命以后，四川境内大小军阀林立。经过长期混战，互相火并，竞相扩张，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全川有军队35个师、29个混成旅、19个独立旅、14个司令……两个统领，共约50万人，分属八大的军阀首领：川康边防督办兼四川善后军务督办刘湘、四川清乡督办邓锡侯、四川省长兼讨贼联军川军第一路总司令杨森。
四川边防军司令赖心辉、四川军务帮办刘文辉、西康屯垦使刘成勋、讨贼联军第三路总司令兼二十一师师长田颂尧、川陕边防督办刘存厚。刘湘驻防重庆实力最大，为主要首脑。他们的头衔都是北洋政府封赐的，并且经常变动。他们按各自的实力大小，划定防区，自行制定政策收取税赋，委派官吏，每个防区都是一个独立王国。在火并中，谁打赢了谁升官，谁打输了谁垮台。于是，各自不断混战……不断扩军，不断增收苛捐杂税，搞得民穷财尽，人怨天怒。
当时的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集中打击北洋军阀的吴佩孚、孙传芳两大系统，对其他地方军阀一般采取分化、争取的政策。四川军阀眼看南方革命力量日益强大……北伐进军胜利，企图投机以自保，表示与北洋政府断绝关系；但又首鼠两端，徘徊观望。特别是杨森，与国民政府接洽最早，却仍继续与吴佩孚暗中勾结，1926年10月竟受吴佩孚之命出兵进犯已为北伐军攻克之武汉，惨遭痛击后才收篷转舵。1926年11-12月，四川军阀分别接受国民政府的委任，杨森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刘湘为二十一军军长、刘成勋为二十二军军长、赖心辉为二十三军军长、刘文辉为二十四军军长、邓锡侯为二十八军军长、田颂尧为二十九军军长……收起五色旗，悬挂青天白日旗，并表示拥护左派省党部。只有刘存厚始终顽固到底，依附北洋军阀，直到1932年红四方面军进驻川陕边区，才被彻底消灭。
七军阀虽然表面易帜，纯属投机，本质不变，实力未动，待时机一到，他们立即反扑过来，扼杀革命。
八、左倾将领会议和“泸顺起义。”
1926年9月，中共重庆地委委派童庸生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四川工作，提出“要扶起朱德、刘伯承，造成一系军队”。中央同意这一意见，认为“在军事运动上……我们亦有造成自己的一种局面之可能”。
根据这一决策，中共重庆地委进一步加强军事工作，着手建立党领导的武装，策应北伐进军。鉴于当时几大军阀首领依违不定，隔山观火，地委决定从军阀军队内部发动一部分左倾将领拖出部队起义北伐。
9月28日，杨闇公以左派省党部名义，在莲花池召集刘湘、杨森、邓锡侯、刘文辉……何光烈等部所属12个左倾师、旅长或其代表会议，提出“响应北伐，会师武汉”。次日，又秘密召集计划起义各部将领会议，具体布置各在驻地顺庆（南充）
……泸州、合川举行起义，决定成立国民革命川军各路总指挥部，任命刘伯承为总指挥。
12月1日，泸州驻军陈兰亭、袁品文两旅起义；12月3日，南充驻军秦汉三（当时是共产党员）杜伯乾两旅起义；12月5日，刘伯承到合川与驻军江防第二区司令官黄慕颜（当时是共产党员）率部赶赴南充参加起义。刘伯承就任总指挥，黄慕颜、秦汉三、杜伯乾、陈兰亭、袁品文分别任第一、二、三、四、五路司令（后增命驻泸州的皮光泽为第六路司令）多路起义军立即遭到以刘湘为首的军阀部队围剿。南充起义军本欲北上陕西，会合冯玉祥部出师北伐，遭到军阀部队围攻……泸州起义部队又尚未赶到，被迫退至开江。刘伯承到万县与杨闇公、朱德会商后又赶赴泸州，指挥被围攻的起义部队。起义期间，吴玉章在湖北武汉、宜昌等地与杨闇公保持密切联系，传达中央指示，并促使武汉国民政府命令刘湘等停止进攻，并将起义军列编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任命刘伯承为军长。
“三三一”惨案后，刘湘等更加肆无忌惮，再次围攻泸州。起义军坚守泸州近半年，因起义军未经训练改造，素质不高；一部分起义将领在威胁利诱下动摇，1927年5月16日，起义军被迫撤离泸州，辗转到达武汉，起义失败。泸州部队为军阀收编，到开江的部队缩编为一个旅，东下鄂西，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泸顺起义”是大革命时期中共四川地方党组织独立掌握军事力量的一次可贵尝试。直接领导、指挥、参加和支援起义的朱德、刘伯承、吴玉章和其他一些共产党员。
共青团员不久又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是南昌起义的重要领导人和骨干力量。
九、两武两文反动派
军阀、团阀、国民党右派、国家主义派，这两武两文是当时革命的主要对立面。
（一）军阀
其反对革命、投机革命、镇压革命的情况已如前述（下面还要说到）
（二）团阀
即地主武装（民团）的首领。重庆地区团阀头子是巴县的曹燮阳、申文英、邹汉卿等。他们与军阀互相勾结，互相依靠，平时鱼肉民众，私殳公堂，任意处死农民；对革命则恨之入骨，公然组织“拥护五色旗大同盟”，建立“讨赤军”，征收“讨赤费”，嚣张至极。在“三三一”惨案中，团阀武装也充当了刽子手。后来在1929年，党组织利用军阀与团阀的矛盾，组织重庆各界“反团阀大同盟”，揭露团阀罪恶，巴县团阀武装也遂为军阀武装所摧毁。
（三）国民党右派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于11月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集会议，非法另立国民党伪中央党部，集中力量反苏、反共、反对国共合作。西山会议派的头子谢持、石青阳等是四川人，他们回四川大肆活动，建立右派省党部，处处与左派对立，屡屡肇事，成为当时一方面的主要反动力量。
1926年4月25日，在纪念孙中山逝世一周年活动中，左派组织的讲演队在街头宣传新三民主义，遭到右派组织的流氓分子袭击，川东学联和市学联负责人、团地委组织委员张锡畴等四人被打成重伤，酿成“四·二五凶殴案”，引起社会公愤。
中共重庆地委发动社会各团体猛烈揭露批评，右派头子石青阳被迫认错道歉，处境狼狈，力量削弱，右派组织的游行队伍，一次比一次少，由几千人到几百人。
而左派组织的游行队伍由几千人到三四万人。12月，左派学生宣传队又连续遭到右派暴徒毒打，各校学生集会请愿抗议。刘湘迫不得已下令解散右派省党部，查封右派报纸《中山日报》，并通缉右派省党部委员，右派被打垮，但仍在暗中活动，“三三一”惨案后又死灰复燃。
（四）国家主义派
国家主义派是20世纪20年代初由一部分旅欧学生组织的一个政治派别（后来定名为中国青年党）崇尚法西斯主义。其主要头子曾琦、李璜都是四川人。曾琦曾在打油诗中宣称：“墨索里尼是吾师。”国家主义派在四川有一定力量，控制了一些学校，并发行《马克思与国家主义》杂志。他们说，三大政策就是赤化共产……“国家主义与社会主义势不两立”。1926年6月1日，左派省党部召集纪念“五卅惨案”一周年大会，到会万人。次日，《新蜀报》在报道大会盛况中，对国家主义控制的省二女师和重庆联中师生未能参加表示遗憾。两校国家主义分子恼羞成怒，煽动一些学生冲进《新蜀报》，将总编辑周钦岳扭出游街，进行人身侮辱……重庆地委动员多方舆论和各界群众揭露国家主义派的卑劣行径，新闻界成立“雪耻后援会”，全川报界纷纷响应，斗争历时一月，两校教务主任被撤职，两校校长公开登报道歉，不久被迫离校。国家主义派一时声名狼藉，而始终蠢蠢欲动……
十、“三三一”惨案
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占领南京，当地群众集会庆祝，而一些反动分子煽动溃兵和地痞流氓趁北洋兵败之际抢劫烧杀。英、美、日、法、意等帝国主义借口保护侨民，阻挠北伐进军，调集英美军舰炮击南京城，打死打伤2000余人。重庆地委和左派省党部决定以“重庆工农商学兵反英大同盟”出面，于3月31日在打枪坝召开“重庆各界反对英美炮击南京市民大会”，并举行游行示威。
此时，重庆军阀首领刘湘已与蒋介石派来的“黄埔生”密谋勾结，策划镇压。重庆地委获知信息，为维护成议抒张民气，仍决定集会照常举行，一面派童子军。
工人纠察队和商团加强警戒；一面通知党团地委和左派省党部领导成员带头参加……准备牺牲。
当天上午11点，与会群众达2万多人，大会刚宣布开始，预先化装混杂在群众中的刘湘二十一军所属之三师王陵基和七师蓝文彬部士兵，以及巴县团阀之民团团丁……即开枪舞刀进行大屠杀。到下午二时左右，三个小时的大屠杀，当场打死137人……伤1000余人，大多数是女学生和少年学生，手无寸铁的群众大多数跳通远门城墙逃走。川军高级将领、左派省党部监察委员陈达三当场被打死；大会总主席团主席、著名经济学家、左派市党部执委漆南薰被绑至两路口刀劈而死。在现场屠杀同时，军阀、团阀、右派分子和国家主义派分子纠集的流氓暴徒又捣毁了左派省市党部、市总工会、新四川日报社、中法学校、中山中学、巴县中学、巴县国民师范等左派阵地。
次日，4月1日上午，从打枪坝脱险的地委组织委员冉钧出外活动，在七星岗蜈蚣岭遭便衣队枪杀。
4月4日，地委书记杨闇公脱险并布置应急措施后，乘船东下欲赴武汉，汇报惨案情况并出席党的“五大”，在轮船上被捕。4月6日被割舌、挖目、剁手，而后身中三枪，壮烈牺牲于佛图关。
“三三一”惨案是重庆和四川地区大革命运动从发展到失败的转折点。随之而来的是上海“四一二”政变和武汉“七一五”政变，从此中国共产党和革命力量在严重白色恐怖下，转入漫长艰苦的地下斗争和武装斗争。
（注：本文是作者准备撰写的反映山城革命风云系列文章中的第一篇，此后准备的多篇续篇，尚未来得及写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