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现代欧亚主义思潮的兴起及影响
20世纪20年代，在流亡欧洲的俄侨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欧亚主义思潮。“十月革命”后，欧亚主义长期被视为异端学说而遭到排斥。苏联解体后，面对地缘政治上的严峻挑战，作为对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和激进“休克疗法”改革的反应，具有强烈地缘政治倾向的欧亚主义在俄罗斯内很快重新兴起，并在俄对外关系领域产生极大影响。
（一）欧亚主义的产生及观点
欧亚主义思想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欧洲的俄罗斯移民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削弱了欧洲霸权，西方文化优于一切的思想受到了挑战，反西方主义情绪高涨。在西方文明出现危机的情况下，俄国却成了源于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的试验场。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20世纪20年代，在流亡欧洲的俄侨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欧亚主义思潮。
1921年，由萨维茨基、苏符钦斯基、特鲁别茨科伊、弗拉洛夫斯基4人合著的《走向东方：预言与现实——欧亚主义者的主张》论文集在索非亚出版，标志着欧亚主义的诞生。在20世纪20—30年代，欧亚主义者出版了很多论文集、专辑及图书，以及自己的报纸《欧亚洲报》和《路标》杂志，宣传自己的思想。继《走向东方》后，1922、1923年，欧亚主义者又先后在柏林出版了《在路上：欧亚主义者的主张》和论文集《俄罗斯和拉丁世界》，此后又多次出版《欧亚主义学刊》等图书和专辑，最后于1931年出版了欧亚主义运动10年回顾文集《30年代》。当时的欧亚主义思潮在俄罗斯移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中影响极大，远远超过其他思潮在移民中的影响力。早期欧亚主义者主要有：语言学家和文化学家特鲁别茨科伊；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萨维茨基；哲学家苏符钦斯基；法学家阿列克谢耶夫；宗教哲学家卡尔萨文、弗拉洛夫斯基、伊利茵、斯捷蓬、希里亚耶夫；历史学家维尔纳茨基毕齐里、沙赫马托夫；文艺学家科热夫尼科夫、雅格布森；东方学家尼基京；经济学家萨多夫斯基；作家伊万诺夫等。
早期的欧亚主义者以俄罗斯独特的自然与历史环境作为它们的物质基础，从俄罗斯位于欧亚大陆这一特殊的地理空间出发，认为俄罗斯在地理上处于东西方之间，是东西文化的交汇点。所以，俄罗斯是一个欧亚国家，俄罗斯文明是单独的一种兼容东西方的欧亚文明，必须坚持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同时，欧亚主义者不认为西方文明具有普遍意义和大一统性，而主张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对欧洲中心主义持批判态度。他们认为，欧洲人把其他民族或生活方式视为“落后的”，并不是出于客观标准，而仅仅是因为其他民族或生活方式同他们的不同罢了。为了使俄罗斯从现代欧洲文化圈中摆脱出来，欧亚主义者对彼得大帝开始的俄罗斯欧洲化的历史持批判态度。欧亚主义是东正教的信奉者，认为以和谐为基础的东正教比起依靠权力的天主教，代表了更大的自由。
“欧亚主义”既不同于“西方派”，也不同于“斯拉夫派”，但是他们认为，他们的主要对手还是“西方派”；同时，他们认为，“斯拉夫派”把斯拉夫民族特性作为决定俄罗斯文化和历史特点的主要因素，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在俄罗斯的面貌上，既能看到欧洲的因素，也能看到亚洲的因素。与此同时，欧亚主义者强调俄罗斯是特殊的欧亚现象。他们认为，俄罗斯从未有过真正的封建主义、文艺复兴、人道主义和宗教改革。同欧洲相比，俄罗斯长期处在死气沉沉的停滞状态。所以，俄罗斯的历史包含亚洲的特点。与此同时，俄罗斯又通过基督教同西方联系起来，同基督教世界混合在一起。所以，不能把俄罗斯完全看成亚洲国家。在地缘政治方面，欧亚主义者支援亚洲和非洲反对西方的民族解放运动，并强调俄罗斯扮演全体被压迫人的救世主角色。从各个方面来看，“欧亚主义”是“疏远欧洲，倾向于亚洲”，突出俄罗斯的东方因素。
欧亚主义者强调关注东方，强调东方对俄罗斯历史的作用和影响。在他们的著作中轻视俄罗斯历史的开始时期，轻视俄罗斯国家体制奠基时期的重要意义，强调俄罗斯国家的雏形并不是基辅罗斯，而是蒙古汗国。欧亚主义者认为，蒙古人对罗斯和俄罗斯政治历史的影响最大。最初东斯拉夫人处于地缘政治的外围，是蒙古人将它拖入了地缘政治领域，鞑靼蒙古人对罗斯的入侵是一种幸运，正是鞑靼蒙古人的入侵才使得俄罗斯成了地跨欧亚两大洲的一个大国，使得俄罗斯将欧亚两洲的优点都集中于一身。俄罗斯民族有着混杂的遗传和演变历史，接受了蒙古甚至中国的影响，有着特殊的气候条件和“生物【20】”。
尽管早期欧亚主义者们很注意把自己与一般的斯拉夫主义立场相区别，但是非常明显，欧亚主义者的思想方式和理论结论与斯拉夫主义有着不少共同点和逻辑联系。比如，一些欧亚主义者坚决把自己与欧洲文化传统相区别，认为自己属于继承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传统的独特的俄罗斯文化；另一些欧亚主义者则进一步把自己定位于既不是属于欧洲文化，也不属于亚洲文化，而是属于居于中间地位的欧亚文化。
（二）欧亚主义的重新兴起及影响
20世纪90年代欧亚主义的重新崛起是以俄罗斯以及其他独联体国家转轨以来国内政治、经济、文化急剧变动为背景的，它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俄罗斯及独联体国家在改革条件下所出现的各种问题。“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对俄罗斯的国民心态、思潮变迁及其内外战略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它成为欧亚主义崛起的直接动因；同时，欧亚主义也是冷战结束以后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迅速变化，特别是在波黑冲突、北约东扩、独联体等问题上，西方国家日益以“领导”者自居，从而对俄罗斯传统利益提出挑战的必然结果。俄罗斯著名外交专家科尔图诺夫指出，西方不仅看不到而且根本不在乎俄罗斯的特殊性及其在欧亚大陆的作用对世界稳定的重要意义，如果俄罗斯不能重新找回自己的历史位置的话，它极有可能沦为西方的附庸。
经过转轨的阵痛，俄罗斯人民切身感觉到，大西洋主义并没有给俄罗斯带来所期待的“繁荣”，而“故步自封”的斯拉夫主义对俄罗斯实现自由、民主的目标也同样不可取。由此，俄罗斯需要找到西方文明和俄罗斯民族精神的契合点，既吸收西方文明中与俄民族特性相适应的积极因素，又发掘民族精神遗产中与俄罗斯现实相符合的进步因子，以实现俄罗斯振兴大国地位的民族目标。在这种背景下，价值取向基本介于大西洋主义和斯拉夫主义之间的现代欧亚主义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这种需求。正如俄罗斯著名学者帕纳林所指出，欧亚主义的重新崛起是：（1）苏联解体后的客观现实的要求；（2）维护后苏联空间的整体性和俄罗斯国家整体性的需求；（3）重新使俄罗斯在思想上统一的需求；（4）探寻在后工业、后现代社会俄罗斯的发展道路。所以，在这些问题上，现代欧亚主义有许多合理的思想，应引起重【21】。
现代欧亚主义仍然强调俄罗斯文明是因地理位置而形成，与东西方文明都不相同，但又兼有两种文明之长的欧亚文明，强调俄罗斯既不是欧洲国家，也不是亚洲国家，而是欧亚国家。“俄罗斯文化既不是欧洲文化，也不是单纯的亚洲文化，还不是两种因素的总和或机械组【22】。”“它是一种与欧洲文化和亚洲文化对立的具有中间性质的文【23】”。现代欧亚主义认为，苏联解体后，“在地缘政治上俄罗斯利益几乎遍及整个世界”的说法不符合实际，俄在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唯一能使俄摆脱危机的出路是回归欧亚主义思想，利用地跨两洲的地缘优势，在后苏联地区建立“欧亚联盟”。
在强调建立欧亚联盟的同时，现代欧亚主义还强调要保持俄罗斯的国家观念和“强国论”思想，主张俄罗斯精神与西方文明的融合，民主、法制与强大的欧亚大国的国家政权相结合，自由、市场经济同社会秩序和公平相统一，认为“国家观念是俄领土完整和内部稳定的保证。只有国家观念，才能确保实现伟大俄罗斯的纲领；只有借助强大的国家，俄才能实现彻底变革和摆脱危机。俄只有保持用实力加以巩固的独立自主地位，才能在世界大家庭中发挥新的地缘政治作用”。
现代欧亚主义还强调世界文明的多样化，认为西化道路不符合俄罗斯国情，反对欧洲-大西洋主义的“全盘西化”，但绝不是要同欧洲对立，而只是不应当简单模仿。此外，现代欧亚主义也反对现代斯拉夫主义对西方文明的否定，将俄罗斯民族性特殊化的观点，主张俄罗斯应该利用自身历史上形成的横跨欧亚大陆的历史和地理空间融合世界各民族的积极因素。现代欧亚主义者并不否认苏联的一切，他们赞赏苏联时期国家的强大，主张以俄罗斯为核心，恢复大国地位，反对民族分离主义，强调爱国主义等，这些观点同现代斯拉夫主义具有一致性。
欧亚主义思潮的形成具有自己的物质承担者。不仅在俄罗斯知识分子中，而且在政界人物中也有相当大影响，还得到中亚一些国家和白俄罗斯领导人的响应，并成为俄罗斯地缘政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90年代，欧亚主义在俄罗斯首先崛起于学术领域，并对俄外交政策转变起了很大推动作用。1992年8月，有一些著名学者、人士及政府官员组成的非政府联合机构——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发表的《俄罗斯战略》研究报告中提出：一些独联体国家对俄罗斯周边安全和稳定具有战略意义；俄在后苏联空间具有独特作用，应通过独联体各国能够接受的一体化形式来重新构建共同的经济空间；俄罗斯在与西方形成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应起到对东欧、中亚及远东形势调控作【24】。1992—1993年，俄罗斯著名政治学家.米格拉尼扬在《俄罗斯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明确指出原苏联的整个地缘政治空间都是俄罗斯的切身利益范围这一主题，并把其同美国的“门罗主【25】”相对比，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亲西方主义当政者对俄在独联体地位和作用的重新评价。1993年初以后，当时的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帕兹特涅雅科夫在权威的国际问题刊物《国际生活》杂志上，连续发表了《俄罗斯与地缘政治重组》、《俄罗斯——伟大的强国》、《俄罗斯今天与明天》等一组文章，强调俄在欧亚大陆的独特地理位置和自身文明的独特性，提出恢复俄国在历史上所具有的大国地位。此后，很快有相当一大批学者加入进来，使欧亚主义的影响迅速扩大。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从事欧亚主义研究的学者队伍扩大很快。这些学者主要从地缘政治和文明角度对欧亚主义进行研究和介绍，出版了大量相关文章和专著，对俄罗斯社会和国家外交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俄最有影响的研究机构——俄罗斯科学院，还设有专门的“欧亚研究中心”。这些具有欧亚主义倾向的知名学者分部于各大学及科研院所，有很多人在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等国家外交政策高级智库工作。有些不仅是知名学者，而且是社会活动家，甚至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到外交政策的制定。如米格拉尼扬曾先后担任俄联邦议会独联体问题委员会首席顾问、独联体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俄联邦最高苏维埃外交委员会高级顾问、俄联邦总统委员会成员等职；杜金曾任俄联邦国家杜马主席谢列兹尼奥夫的顾问，2001年当选“欧亚”运动政治委员会主席。一位法国学者甚至说，克里姆林宫的顾问、军人、政客，都是欧亚主义哲学的支持【26】。
俄罗斯政党格局的形成和俄罗斯利益集团化过程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欧亚主义观念的社会政治力量。就政党格局而言，奉行稳健政治路线的政党逐步取代激进政治路线的政党，倾向于本土化的政党逐渐地压倒了主张西方化的政党。比较传统的“俄共”、“农业党”之所以很快崛起，大体上都与这种社会政治趋向有密切关系。中派主义政党虽然分化为各种派别，但依然具有强劲的实力，其原因就在于主张稳健与切合国情的政治路线。可以认为，欧亚主义思潮在几乎所有政党中都得到广泛响应，甚至某种程度上成为统一和谐党等不少主要政党政治纲领的直接组成部分，或者成为其政治纲领的理论背景。就社会利益集团形成的过程而言，民间经济利益集团的形成相当程度上与稳健政治力量的支持有直接的关系；而这些利益集团形成的直接原因，又大体上与抵制世界市场的压力和外来的影响有关。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的经济利益团体很注重与国家的关系，希望国家在开放式的政治结构中有力运作，这恰恰是新老欧亚主义的一贯主张。从以上几方面说，俄利益集团中的相当部分也成了欧亚主义观念的载体。
随着国内政治动荡、经济恶化，加之国际地位下降，俄民众对西化主义者所推行的各种政策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1990年的社会学调查结果显示，各有32%的问卷回答者把美国和日本作为模仿的榜样，德国是17%，瑞典是11%，中国是4%；到1995年末，被调查者中只有25%的人认为西方模式可以适用于俄罗斯；在1996年，只有12%的俄罗斯公民为同西方接近的思想感到鼓舞，41.4%的被调查者则认为，为了复兴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的目标，团结俄罗斯各族人民的思想可以鼓舞人们去实现共同的目【27】。正是在国内舆论开始转向的情况下，俄罗斯对西方的立场渐趋强硬，开始强调注重东西方的欧亚主义外交。具有欧亚主义倾向的俄前副总统.鲁茨科伊就曾宣称：“从我国的地缘政治形势看，很显然，俄国代表着连接亚洲和欧洲的唯一桥梁。谁成了这块土地的主人，谁就将成为世界的主【28】”。1992年4月曾被任命为国务委员会（后其作用被安全委员会取代）委员的斯坦科维奇不断地批评西方优先的外交政策，认为俄罗斯在与西方的伙伴关系中地位低下，俄罗斯没有为自己而不是为西方利益服务的独立外交政策。他认为，由于俄罗斯的西化者没有对生活在波罗的海国家的俄罗斯人给予支持，这些俄罗斯人正在遭受“种族清洗”的命运。1992年5月，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支持对其传统盟友塞尔维亚进行制裁，导致当时的议会（最高苏维埃）外事委员会主席阿姆巴祖莫夫的强烈不满，并与科济列夫发生冲突。
随着俄周边安全的恶化，科济列夫所推行的对独联体地区冲突不介入的政策，遭到政界和学术界的强烈批评。由此，1992—1993年，围绕俄罗斯对冲突不断的苏联地区政策以及对当地俄罗斯族人保护问题，主张采取干预的最高苏维埃、安全委员会同科济列夫领导的外交部争吵不断。最终，俄罗斯被迫对南奥塞梯、德涅斯特河沿案、阿布哈兹、纳-卡等地区冲突的军事介入，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当地紧张局势。
在各界的压力下，叶利钦，包括科济列夫对俄罗斯在独联体地区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开始逐步转变。1993年初，叶利钦开始公开宣布独联体是俄罗斯的根本利益之关键所在。1993年4月，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正式开始调整外交政策。1993年夏，叶利钦还表示波兰可以自己决定是否加入北约的问题。但1994年1月，叶利钦明确表示俄罗斯反对波兰等东欧国家加入北约，认为这会导致欧洲政治、军事的不稳定。而就在这一年，俄罗斯与中、印关系均有突破性进展。1994年1月，叶利钦提出中俄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的建议，得到中方的积极响应；1994年，江泽民正式访问俄罗斯，同俄罗斯叶利钦总统签署了关于两国未来关系的《中俄联合声明》，决心把两国关系提高到一个崭新水平。1994年6月，印度总理拉奥实现了自俄罗斯独立以来首次访俄，俄印两国签订了10项促进双边关系的文件，标志着两国在双边、地区和全球范围内合作关系进入新阶段；1994年年底俄罗斯总理访问印度，双方签署了包括核电站合作在内的8个文件，使双边关系再次提升。这不是一种巧合，而是俄罗斯面对北约东扩和国内舆论压力准备对外交政策全面调整的一个征兆。
1993年杜马选举结果和构成加快了俄罗斯亲西方外交政策的转变。1994年1月，科济列夫开始强调俄罗斯在苏联地区存在和保护当地俄罗斯人，以及优先发展与独联体及亚洲国家关系的重要性。1994年6月，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向独联体国家元首提出建立欧亚联盟的倡议，认为“欧亚联盟是主权国家在苏联后空间加强稳定、安全与社会经济现代化而实行一体化的形式，是平等独立国家的联盟，其使命是体现各参加国的民族国家利益与现有的综合一体化的实力”。纳扎尔巴耶夫的倡议在俄罗斯得到响应。以前副总理沙赫赖为首的俄罗斯统一和谐党提出建立欧亚国家邦联，强调这是“独联体国家要求加强一体化进程的必然结果”。1995年8月，北约制裁波黑塞族，俄罗斯政府无所作为，激起了俄国内对外交政策的不满，最终导致具有欧亚主义倾向的普里马科夫取代亲西方的科济列夫外长职务，标志着俄罗斯外交政策基本完成了由亲西方到具有欧亚主义倾向的多极化外交的转变。
普里马科夫出任外交部长伊始，在出任外交部长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提出，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几个主要任务是：“创造最好的外部条件以巩固我国的领土完整；增强原苏联地区的向心倾向；稳定地区性国际局势，俄罗斯外交政策将为此尽一切可能，首先是在独联体区域和南部危机地区；发展国家间的良好关系，有效制止新的紧张局势策源地的产生，尤其是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29】”。调整后的俄罗斯外交政策大致指向以下方向：促进世界多极化的形成，维护俄罗斯在多极世界中一极的大国地位；执行东西方平衡（全方位）的外交政策；以“平等伙伴关系”来发展新型国家间关系。
随着地缘外交方向的调整完成，普里马科夫加大了其全方位外交力度，尤其是对独联体和亚太外交，明显表现出欧亚主义地缘外交特征：（1）为稳定周边地区，加强同独联体国家合作，推动独联体一体化，通过与独联体各国签署友好合作条约，关系相对大为改善，独联体各种多边政治合作机构也逐步建立起来；在军事领域，就共同保卫独联体外部边界，形成统一防空体系达成一致，俄罗斯在除乌兹别克斯坦以外的所有独联体国家拥有驻军；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两国一体化取得突破进展，俄、白、哈、吉4国签署了在经济与人文领域加强一体化的条约。（2）加大对亚太国家外交力度。在远东地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继续深化，两国边界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经贸合作提升；以能源开发合作为契机俄日关系有所改善，俄朝关系也得到一定修复；俄罗斯还于1997年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在南方，军事合作为基础，俄罗斯和印度关系开始重新升温并有很大发展，普里马科夫一度提出构建俄、中、印三方战略联盟设想。同时，俄罗斯还重返中东，介入中东和平进程。
注释：
【1】亚历山大二世改革：19世纪上半期，虽然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俄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国家。19世纪50年代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惨败，更加剧了社会经济危机。为阻止革命的爆发，亚历山大二世被迫于1861年签署了废除农奴制度的法令。从此，俄国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1861年改革是沙皇实行的一次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是俄国历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废除农奴制发，农奴获得了人身自由，解脱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有利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2】斯托雷平改革：1905—1907年在俄国民主化进程中断以后，斯托雷平领导实施土地改革。1906年法令规定农民有权退出村社，随时可将份地确定为私产，以建立独立田庄（在村社某一地段内获得一块份地）和独家农场（完全脱离村社的土地），通过农民银行扶持“殷实”农民；1911年法令公布土地规划条例，规定凡进行土地规划的地方，村社份地均自动变为私产；推行向西伯利亚等边疆的移民政策。斯托雷平改革旨在摧毁村社，扶植富农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3】[俄]叶戈尔·盖达尔：《国家与进化》，莫斯科，欧亚出版社1995年版，第52～53页。
【4】David Hearst，The Guardian，19 October，1996，P.21.
【5】参见[俄]《独立报》，1994年1月12日。
【6】参见[俄]《独立报》，1995年12月31日。
【7】NMD（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国家导弹防御计划是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前总统里根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的基础上形成的。当其他国家对美国发起导弹攻击时，导弹预警卫星的红外探测器能探测出导弹尾焰的高温信号，从而发现导弹的发射情况并进行太空导弹预警，同时地上雷达对来袭导弹进行目标获取、跟踪、识别并评估其可能造成的破坏。卫星和雷达获取的信号送给作战系统，指挥官根据掌握的情况向部队下达作战命令。当导弹接近美国时，作战部认便发射1枚或多枚拦截器来进行拦截，将来袭导弹系统摧毁。美国表示，NMD系统是针对那些所谓对“文明国家”带来威胁的“野蛮国家”（尤指朝鲜、伊朗等）而研制的。
【8】参见[俄]《国际生活》杂志，1997年第11—12期，第16页。
【9】参见[俄]《独立报》，1997年2月13日。
【10】转引自张建华等：《红色风暴之迷——破解从俄国到苏联的神话》（第四章：历史的怪异：俄罗斯民族主义之谜），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
【11】恰达耶夫：《箴言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5页。
【12】泛斯拉夫主义：泛斯拉夫主义最先由捷克和斯洛伐克学者在19世纪上半期提出。鉴于这两个民族弱小，无力抵抗奥地利当局的日耳曼化政策，由斯洛伐克诗人、历史学家杨·柯拉尔和历史学家帕·沙法里克提出在俄国帮助下建立斯拉夫各民族平等大家庭的主张，得到奥地利和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斯拉夫人的支持，却遭到俄国统治下的波兰人的反对。俄国泛斯拉夫主义是纯粹的民族沙文主义。
【13】文化沙文主义：以自己及其所属集团、自己所属社会文化为基本和正确的先进文化，贬低、排斥、打击，甚至消灭不同于自己及所属集团、自己所属社会文化的文化强制主义的理论。
【14】参见尼·亚·达尼列夫斯基：《俄罗斯与欧洲》，莫斯科，出版社，2003年版，第95～114页。
【15】参见尼·亚·达尼列夫斯基：《俄罗斯与欧洲》，莫斯科，出版社，2003年版，第383～418页。
【16】[俄]根纳季·久加诺夫：《强国》，莫斯科，信息出版社，1994年版，第29页。
【17】参见[俄]根纳季·久加诺夫：《全球化：绝境还是出路》，载《真理报》，2001年6月6日。
【18】参见《俄罗斯与西方：伙伴关系前景》，载[俄]《自由思想》，1996年第12期，第32～51页。
【19】参见[俄]《消息报》，1997年12月17日。
【20】[俄]米·列·季塔连科：《欧亚主义：俄日与俄中关系》，载《远东问题》，2002年第1期。
【21】参见《欧亚主义：赞成与反对、昨天和今天》（圆桌会议资料），载[俄]《哲学研究》，1995年第6期，第3～48页。
【22】《欧亚之间的俄罗斯》，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页。
【23】《欧亚之路：俄罗斯人、知识分子和俄罗斯的命运》，莫斯科，书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57页。
【24】参见[俄]《独立报》，1992年8月19日。
【25】门罗主义：1822—1823年，当欧洲“神圣同盟”企图干涉拉丁美洲独立运动时，羽翼日渐丰满的美国开始积极推行“美洲事务是美洲人事务”的政策，反对欧洲列强对美洲的干涉。1823年，美国总统门罗向国会提出咨文，宣称：“今后欧洲任何列强不得把美洲大陆已经独立自由的国家当做将来殖民的对象。”他又称，美国不干涉欧洲列强的内部事务，也个容许欧洲列强干预美洲的事务。这项咨文就是通常所说的“门罗宣言”。它包含的原则就是通常所说的“门罗主义”。
【26】玛丽·若戈：《欧亚主义：俄罗斯特性的地缘政治》，载[法]《世界报》，2001年6月8日。
【27】[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著：《俄罗斯向何处去——俄罗斯能搞资本主义吗》，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49～50页。
【28】[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5页。
【29】[俄]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大政治年代》，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19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