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难困境：“俄共”的起与落
在2006年6月召开的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全会上，“俄共”中央主席久加诺夫承认，“俄共”的党员人数已降为18.4万人，其中年龄在60岁以上的占48%，年龄30～60岁之间的占43%，年龄30岁以下的只占7%。这些数字对“俄共”而言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难怪久加诺夫惊呼：“党作为一个大型政治组织的生存受到威胁。”短短10多年时间里，“俄共”如此大起大落，是俄罗斯政坛上一件值得研究的大事，“俄共”今后的走向与发展前景，也令世人关注。
一、复兴之路：成为最大反对党
（一）1990年：始建
俄罗斯共产党始建于1990年6月。那一年，戈尔巴乔夫发动的政治体制改革引发了苏联社会和苏共内部的大动荡和大分化。2月，苏共中央全会主动提出了放弃党的领导、实行“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决议；3月，第三次苏联非常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取消关于苏共领导地位的宪法第6条；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都在酝酿并相继发表各自的主权宣言；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民主派竭力发动和支持民族分立和独立运动。在这样的背景下，俄罗斯共产党（简称“俄共”）宣告成立。苏联自建立共和国联盟70年来，唯有俄罗斯联邦没有自己的联邦政府和共产党组【1】，在日益强烈的主权意识和民族意识的驱使下，成立“俄共”成为必然的选择。
1990年6月20日，在由2 700名代表参加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代表会议上，俄罗斯共产党正式宣告成立。由于准备时间仓促，没有形成统一的党纲，也没有出现一位公认的领袖人物，所以会上争论相当激烈。戈尔巴乔夫出席大会并在发言中反复强调，建立“俄共”是必要的，但要避免俄罗斯联邦与苏联、“俄共”与“苏共”发生任何形式的对抗。会议发表了成立宣言，选举一向以忠于传统而闻名的波洛兹科夫为“俄共”中央第一书记。在此后一年的时间里，严格地说，“俄共”还不能称之为政党，它只是在苏共党内扮演一个反对改革的保守派的角色。
（二）1991—1993年：俄罗斯第一个群众性大党
1991年“8·19事件”后，随着苏共的解散，“俄共”也遭取缔。俄罗斯独立后，叶利钦企图构造西方式的民主政治框架，利用这一点，“俄共”一些党员以合法手段为“俄共”的重建积极活动。1992年4月，部分“俄共”党员向俄罗斯宪法法院提出质询，要求对叶利钦关于禁止苏共与“俄共”活动的3个总统令是否符合宪法作出裁决。同年11月30日，俄罗斯宪法法院宣布了对“俄共”解禁的决定。1993年2月13—14日，俄联邦共产党第二次非常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家疗养院召开，这次大会也被称之为“俄共”重建与联合大会。重建后的“俄共”，申明放弃传统共产主义理论中关于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思想，认同议会民主的道路，愿意参与各层次的选举活动，并申明奉行平民主义路线，维护劳动者及弱势群体的利益。“俄共”在重建的“政治声明”中，强调将吸取苏共的教训，“利用各种符合宪法的手段、方法以及政治斗争的形式来争取国家政权”。此次大会还选出由89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久加诺夫被推举为“俄共”中央主席。
久加诺夫1944年出生于奥廖尔州一个乡村教师的家庭中，父亲是一位伤残革命军人。在父亲的严格管教的影响下，久加诺夫自幼就养成勤学习、勤动脑、勤做事的好习惯。中学毕业后，由于农村学校师资缺乏，他当了一年中学教师，后进入师范学院读书，大学二年级时报名参军。1966年，在服役期间加入了“苏共”。服役期满后，他又回到了师范学院就读。1969年大学毕业后，久加诺夫从事共青团的工作，并很快成为一名专职的党务工作者。1972年，28岁的久加诺夫担任了“苏共”奥廖尔市委第二书记，是当时市级领导中最年轻的一位，不久，他又担任苏共奥廖尔州委宣传部长。他一面工作，一面攻读研究生，1980年取得副博士学位。1983年调往莫斯科，在苏共中央宣传部工作，1987年，他担任了“苏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在当时苏联危机日重的形势下，久加诺夫开始在政坛上崭露头角。他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批判党内自由化思潮，也批评戈尔巴乔夫的错误，引起人们的关注。他呼吁成立“俄共”，以制约戈尔巴乔夫的个人野心。在“俄共”成立大会上，久加诺夫当选为“俄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主管党内意识形态工作。由于首任“俄共”中央第一书记波洛科兹夫没有能力胜任这一职务，加上必须应对苏联解体后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因此，当“俄共”重建后，久加诺夫就被推举为“俄共”的首领。
1993年3月，“俄共”在俄联邦司法部正式登记注册（登记号为1618），4月24日获得批准，“俄共”正式取得合法地位，重新走上了俄罗斯的政治舞台。此后，“俄共”在政坛上十分活跃，党员队伍也迅速发展壮大。党的领导人在不同场合表露出希望“俄共”成为体制内政党的愿望。正当“俄共”恢复活动的时候，总统叶利钦与议会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也日趋激烈。“俄共”领导人公开站在议会的立场上抨击政府的内外政策，在4月的全民公决中，“俄共”中央呼吁共产党人对叶利钦投不信任票。但很快，“俄共”领导人在分析国内形势后，决定采取灵活的策略。当叶利钦在10月炮轰“白宫”，府院双方发生流血冲突时，“俄共”采取了中立的立场。叶利钦用武力解散旧议会后，乘机抛出了扩大总统权力的新宪法草案，并付诸全民公决。新宪法获得通过，叶利钦虽然摆脱了旧议会的掣肘，但也失去了大批民众的支持。久加诺夫在“俄共”准备参加1993年12月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的一项声明中提出，“俄共”参加竞选有4个目的：（1）揭露当局的非法行为和此次选举的虚伪性；（2）要求举行新的选举；（3）保存、发展和巩固共产党组织；（4）争取在全民公决中否决总统的宪法草案。
由于所订目标比较务实，加上一些有利的客观因素，“俄共”首战告捷，获得议会450个席位中的65席，一举成为议会第三大党。“俄共”很快在全国各地建立2 000多个党组织，党员也迅速扩大到50万人，成为俄罗斯第一个群众性大党。在此次选举中，“俄共”取得的成就令世人瞩目，意义重大：（1）标志着受到现政权打压的“俄共”以合法身份回到了政治舞台，重新找到了发挥自己影响力的场所和机会；（2）反映了民情民意的变化，许多民众从支持激进民主派开始转向左翼反对派或带有民族主义情绪的政党和组织，怀旧（怀念苏联年代）情绪开始滋生；（3）由于“俄共”与具有极端民族主义的俄罗斯自由民主党（70席）所获选票相加占国家杜马中近1/3席位，就能有效地抵制政府和议会中右翼力量的胡作非为。
（三）1994年：形势变化更加有利
1994年，民主派的威望进一步下跌，特别是秋天遭遇金融危机，卢布贬值，民众对“休克疗法”和政府的不满情绪的增长，加上年底车臣战争全面爆发，各种政治力量的争论和对抗加剧，民主派内部也出现分裂。形势变化对“俄共”发展有利。
（四）1995年：俄议会中第一大党——鼎盛期
1995年1月，“俄共”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纲和党章，确定了参加竞选的3个阶段性目标，为下一届议会和总统选举作准备。这一年，“俄共”的主要任务是参加竞选，为此提出了一系列策略方针，主要有：利用现政权内外政策的失误，抨击民主派的改革方针；提出“大国主义、爱国主义和国家统一”的口号吸引同盟者和广大民众；发动党的基层组织对选民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利用各种舆论工具宣传“俄共”主张。国家杜马竞选期间，“俄共”又利用各种场合开展活动，久加诺夫就在俄罗斯各地发表演讲270多场。这些举措对提高“俄共”的威望和影响力，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当年年底在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中，“俄共”再次异军突起，取得157个席位，占杜马席位的近2/5，一跃成为俄议会中第一大党。选举结束后，“俄共”凭借在议会中的多数地位，该党另一位领袖人物谢列兹尼奥夫当选为国家杜马主席，另有议会中9个委员会的主席职位由“俄共”议员担任。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的结果表明，激进民主派已失去了议会中的影响力，其他民主派的势力在减弱，极端民族主义政党的影响也有所下降，唯有以“俄共”为首的左翼力量在增长。难怪有人称这届议会为“共产党的杜马”。“俄共”在政坛上的这些表现和成就，使其成为俄罗斯左翼势力的代表，成为政权的最大反对党，“俄共”进入它的鼎盛期。
按照“俄共”的竞选纲领，取得议会选举的胜利只是实现第一个阶段性目标，“俄共”领导人踌躇满志地迈开脚步，向第二阶段的政治目标——争取取得总统大选的胜利前进。1996年2月15日，久加诺夫在“俄共”第四次代表会议上被推选为左翼和“人民爱国力量”的总统候选人。3月4日，俄罗斯十几个左派、中左派政党组成“人民爱国主义力量联盟”，一致表示支持久加诺夫竞选俄罗斯总统。
（五）1996年：参加总统大选
俄罗斯定于1996年6月举行俄罗斯总统大选。“俄共”在议会选举中的胜利，国内左翼力量的增长，加上民众对现政权的不满，使“俄共”领导人信心十足地试图问鼎总统宝座，久加诺夫成了原总统叶利钦最强劲的竞选对手。自1994年以来，总统叶利钦的威望日益下降，1996年初民意调查支持率仅为5.4%。为了保住民主派的阵地和阻止“共产主义势力”重新上台，叶利钦认为自己“有责任”参加竞选，连任总统。叶利钦说：“在国家杜马选举中我们输了，共产党人来了，所以我认为有责任再当4年总统。”总统选举成了民主派现政权与以“俄共”为首的左翼反对派的一场政治较量。社会上出现两大阵线，选民面临着两条发展道路的选择，总统竞选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
一开始，久加诺夫势头很猛，叶利钦处于落后地位。叶利钦几乎动用了一切手段的竞选，第一轮选举结果，淘汰了所有其他竞选者，但叶利钦和久加诺夫的票数均不过半数而进入第二轮。叶利钦利用这段时间，将落选候选人的选票争取到自己名下。经过两轮激烈较量，叶利钦以微弱多数击败“俄共”的总统后选人。总统大选的结果表明，处在转型时期的俄罗斯，社会价值取向趋于多元，多数民众既不满现政权的施政状况，但人们对苏联时代的种种弊端还记忆犹新，不愿意走回头路，回到已经过去的年代去。这也许是此次总统大选取得这样结局最重要的原因。但总统大选结果也表明，“俄共”已经成为俄罗斯政坛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六）“俄共”何以迅速崛起
“俄共”所以能在如此短短的几年内迅速崛起，除了党自身积极活动、开拓局面外，更重要的是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内外环境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使“俄共”得以兴盛发展起来。
首先，俄罗斯独立之初，经济、社会生活十分糟糕。叶利钦启用盖达尔等激进民主派提出的“休克疗法”，不但没有使俄罗斯经济有所好转，反而使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大规模私有化计划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也使广大民众利益蒙受巨大损失。物价放开后，政府规定的最高限价却无人理睬，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率以每月25%速度递增。政府只得滥发纸币，面值800、1 000卢布的钞票不够用了，就印5 000、10 000面值的卢布。1992年下半年，物价上涨近10倍，政府又不作任何补贴，“顷刻之间就使企业和个人的储蓄变成了一堆废纸”，这些被贬值了的钱“实际上都被充公了”。“休克疗法”的结果之一，使社会发生裂变，少数有背景的人利用各种手段巧取豪夺，成了“暴发户”；而大多数人生活水平却急剧下降。政府财政拮据，大量拖欠工资和养老金，使许多城乡居民和退休人员迅速沦为贫困人群。这些人对当政者的不满，自然要在政治上寻找代言人，这就为“俄共”的复兴和发展提供丰厚的社会基础。
其次，“苏共”败亡之际，党员人数仍有约1 500万左右。党内长期的积弊以及苏联晚期戈尔巴乔夫“改革”造成的混乱和危机，使广大党员失去方向和信心，所以“8·19事件”后苏共自行宣布解散时，各基层党组织和千百万党员都默认并接受了现状，一夕之间，包括“俄共”在内的苏联共产党烟消云散了。这一事实一方面固然说明此刻“苏共”已完全丧失党心民心，另一方面也说明绝大多数“苏共”党员处在一种麻痹状态，各级党组织又处于瘫痪境况，无人指引党员该做什么，该怎么做，他们也就真正失去党籍了。显然，一个1 000多万党员的大党轰然倒下，这么多党员必然各有自己的选择：有的党员（主要是原先的中高级干部）利用自己原有的地位和资源，乘混乱之际浑水摸鱼，大肆侵吞公有财产，摇身一变，成为新的权贵；政治变故使相当一批党员意志消沉，党的败亡使他们感到羞辱和失落，许多人宣布退党，不敢（或不愿）承认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甚至有人在莫斯科街头出卖党证给外国人作纪念品；当然，更多人选择了沉默，他们在思考过去、现在和未来。如久加诺夫所说，那个时候，“每个人都凭自己的良心，按自己以公民义务的理解进行选择。”必须看到，叶利钦执政初期的混乱以及大多数民众生活的困境，使原先相当一部分共产党员重新想到自己的社会责任。所以，当“俄共”恢复和重建后，很快就发展成一个拥有50万党员的大党。可以肯定的是，其中绝大多数就是原先的“苏共”党员。
再次，说到“俄共”的振兴，不能不说到它重建之初的国内局势及其奉行的方针策略。叶利钦当权后，奉行倒向西方的政策。但这种试图将俄国融入欧洲，与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并从西方获得经济援助以缓解俄经济危机的打算不久就碰了壁，美国曾经答应给俄国240亿美元的经援实际上是一纸空文，而美欧一系列企图控制俄主权的代价又使俄罗斯人感到羞辱。于是，国内民族主义、大国主义的情绪迅速高涨，叶利钦政府不得不改弦更张，放弃亲西方的外交政策。重建不久的“俄共”一开始就反对全盘西化，主张走独立的发展道路。“俄共”这种比较正确的对外战略思想，使它获得许多选民的赞许。从内政方面看，此时，正值叶利钦总统与最高苏维埃主席哈斯布拉托夫、副总统鲁茨科伊之间龃龉不断，直至发展到兵戎相见。叶利钦凭着他强悍的性格和权欲，在10月发动“炮打白宫”事件，将反对派投入监狱而告结束。这场府院之争，既为叶利钦作为强势总统构建西方式的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扫清道路，也由于“俄共”置身于这场争斗之外而在首届国家杜马选举中得以亮相，并一举成为国内最大的一支反对派政治力量。进而乘胜前进，在1995年底第二届杜马选举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在1996年总统选举中又构成叶利钦再次当选的最大对手。1995—1996年间，“俄共”作为俄罗斯政坛上一个举足轻重的政党进入它的鼎盛年代。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俄共”虽然进入兴盛时期，却也隐藏着许多危机，只是由于政坛的动荡和派系斗争激烈，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俄共”内部矛盾。其危机主要表现方以下几点：
第一，摆脱不了的历史遗产。“俄共”是从“苏共”脱胎而来，尽管两者有许多本质性的差别，但“俄共”不得不承继“苏共”不少历史遗产。“俄共”既要摆脱“苏共”的阴影，又无法抛弃共产党建党的根本原则，这种尴尬地位使它常处于“带着镣铐跳舞”的境地。1996年总统大选中久加诺夫所以败北，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一条，从社会心理层面上看，许多选民虽然对现制度不满，但却不愿意恢复旧制度，不愿意回到“苏共”集权统治年代。叶利钦正是利用这种状况，大肆散布共产党要利用总统大选“夺权”、“恢复专制体制”，最终使“俄共”在大选中落败。
第二，缺乏一个明确而科学的纲领。重建后的“俄共”在三大上通过新党纲，力求使“俄共”成为一个适应时代要求的革新的党，对原先的“苏共”体制也作了一定的反思和批评，但总的看来，“俄共”纲领内容比较陈旧和混杂，既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观点和主张，也有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和主张，还有一般民主主义的观点和主张，未能提出一个使俄罗斯摆脱困境，指明前景，能凝聚和吸引广大群众的明确的纲领和道路；而且，就“俄共”而言，既缺乏对当今时代国内外重大问题科学的理论阐述，也缺乏如此高水准的理论家。
第三，除了“俄共”主观上的弱点外，一个致命的弱点是，“俄共”作为一个变动中的转型国家的反对派政党，它必须随着国内局势的起伏而沉浮。就是说，如果转型顺利，政局平稳，反对党的活动空间就越小；相反，如果当政者决策失误，局势失控，社会矛盾加剧，反对党就有广阔的用武之地，就越能够动员群众、争取选民，扩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俄共”作为政治反对派只能扮演被动的角色。扮演这样的角色更需要“俄共”具有正确判断形势和与时俱进的思想特征。而这一点正是“俄共”所缺乏的。当然，这与俄国议会民主的政治体制和政治结构的不成熟也是密切相联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