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笔记》在苏联的主要版本和传播
国外学者在对《笔记》的研究过程中形成了两种主要解读模式：“一是克拉德等西方学者提出的人类学解读模式，二是安德烈耶夫等前苏联学者提出的东方社会解读模式。”【2】“在安德烈耶夫等苏联学者看来，马克思的这些笔记是研究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东方落后国家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笔记，他们主张把笔记和马克思晚年大致写于同一时期的一些重要书信、手稿（特别是《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草稿、《给〈祖国记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等）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进而确定其主题和历史地位。在他们看来，笔记与晚年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草稿、《给〈祖国记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等书信、手稿有直接联系和共同主题，它们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思想整体’，共同服务于晚年马克思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东方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未来前景问题的思考和探索。笔记的主题，正是探索东方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和未来前景的问题，它们是晚年马克思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对这一问题所做的系统探索的一部分。他们还将这些笔记与20世纪后期第三世界国家的未来发展前途问题联系起来，认为笔记为解决这一重大现实问题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指导和方法论依据。”【3】
《笔记》是于20世纪70年代在苏联出版的。此前，关于马克思民族学笔记的下落问题，除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加以借鉴外，其他手稿长期无人知晓。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中只有考茨基、伯恩施坦和库诺知道并且加以讨论。十月革命后，1919年，列宁派梁赞诺夫去国外收集马克思的这些手稿。梁赞诺夫于1923年11月29日，在莫斯科社会主义学院作的关于这一任务完成情况的报告中，除了没有提到菲尔的材料以外，对这些笔记作了简要介绍。这个报告发表在1923年的《社会主义科学院学报》上，1925年由卡尔·格林贝格主编的《社会主义历史文库》（1925）所转载。从报告内容看，梁赞诺夫对这些笔记的理解是很浮浅和片面的。梁赞诺夫的错误在于长期不公布这一《笔记》，直到1941年才在《马恩文库》第9卷上发表了关于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的俄译本，而且对原文做了很大的改动。对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的摘要，直到1958年才第—次发表在《苏联东方学》杂志（俄文）第3—5期上。《东方学问题》杂志（1959年第1期）和《亚非人民》杂志（1962年第2期），先后拖了5年才把此摘要登完。关于菲尔《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一书摘要发表于《亚非人民》杂志（1964年第1期、1965年第1期和1966年第5期），短短四五万字的书稿竟拖了3年之久才刊登完。而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和伯拉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一书摘要，到1975年才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中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并不包括菲尔的著作。【4】
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理应早就出版马克思的《笔记》，但其出版却比西方迟缓。【5】然而，这并不影响《笔记》在苏联的传播。对此，本书将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介绍。
（一）关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史的研究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所著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45卷《说明》）中提到，《笔记》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史进行了大量研究，“马克思从七十年代中期起大力加强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并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原始社会公社解体的历史上……马克思对这个问题关注，反映出他努力扩大和加深自己早先制定的关于世界历史的一般唯物主义构想，力图全面地制定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同样地研究各种前资本主义形态的经济规律。”【6】伊·列·安德烈耶夫认为，马克思在这方面的研究是根据世界历史过程的辩证唯物主义概念进行的，把世界历史过程的规律性应用于根本不同于西欧的条件，【7】“卡尔·马克思的创作遗产中有一部分数十年来一直不为人知，或者仅只在专门研究马克思的学者的狭小圈子里有人谈论。现在由于世界革命过程发展的必然性，迫切需要有关社会问题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方面的新提法，因而更加需要对这部分理论进行深入的思考。”【8】可以说，《笔记》“是马克思一生创作活动的一个重要界标，它表明马克思的科学兴趣转向对原始社会结构的专门研究，特别是对这些机制遭受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摧残和破坏，以及对创立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观和客观先决条件过程前景的研究”【9】。
（二）对《笔记》中公社及其土地所有制问题的探讨
《笔记》中较多探讨了公社及土地所有制的问题，因此，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林峰先生提出，苏联学者的思想主旨、思想重心是探索俄国公社在世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发展前途问题，“在安德烈耶夫等苏联学者看来，柯瓦列夫斯基笔记是五个笔记中最吻合晚年马克思探索‘东方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未来前景’这一主题的笔记，因此，该笔记的主题毫无疑问就是探索上述问题。他们还普遍认为，柯瓦列夫斯基和马克思研究印度、阿尔及利亚、墨西哥、秘鲁等国的公社及其土地所有制形式的主要动机、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服务于他们对‘俄国公社的未来发展前途问题’的思考和探索”【10】。然而，探索“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才是柯瓦列夫斯基研究印度等国公社及其土地所有制问题的理论初衷与主要目的。【11】柯瓦列夫斯基在《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的“前言”中明确谈到，他之所以对印度、阿尔及利亚、墨西哥、秘鲁等国的公社及其土地所有制形式产生浓厚兴趣，“首先是因为在这些国家里，土地占有制的古老形式至今还保存着，土地私有制的发展还在我们眼前进行着；其次是因为在这些国家里，已经消失的土地占有形式的残余还非常之多，有助于清楚地阐明土地占有制组织形式的原始状况”【12】。
（三）对公社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
A.H.叶雷金认为，马克思是从社会联系和关系的性质角度把握公社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把对于人的社会活动的各种资本主义形式与以交换联系、商品货币联系、‘物’的联系等等领域中个体间关系的资产阶级经济对立起来加以考察，作为具有人与人之间直系联系、直接联系和关系的各社会系统的总体看待。‘个人——社会——个人’这种结构，也就是个人交往的联系结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采取‘个人——物——个人’的形式，在这种形势下，各个个体彼此都是自主和独立的，并且也独立于社会整体，与社会整体相‘异化’，而全面发展的社会普遍联系本身却披着‘物’的外衣表现为大量的商品交换关系，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以‘个人——公社——个人’关系的形式存在着。由此可见，社会联系在这里作为公社联系实现，而集体则以公社组织的形式出现”【13】。
（四）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东方亚细亚问题的看法
在这一问题上，部分学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摩尔根的理论后，抛弃了他们早先关于东方社会基本上是原始的、共产主义的“假说”，这样，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整个概念就失去其合乎逻辑的历史基础；有的学者则认为，马克思与恩格斯在了解摩尔根关于部落制度的理论之后，并没有改变原先对亚细亚社会的看法。【14】K.A.魏特夫提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提出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东方社会理论，之后又将它放弃了，因为他们担心专制国家会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再生，并断言那个社会也会像亚细亚国家那样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15】
古拉姆·科拉纳施维利认为，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问题的重要之点在于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东方亚细亚问题的看法，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主要适用于部落制度，从基本的社会经济观点来看，那种社会的基础是共同生产、平均分配、没有剥削，一句话，是一种没有国家的社会。但是，摩尔根没有谈到以农村公社为基础，通过政治上层“联合”成一体的亚细亚社会。关于部落制度具有普遍性的概念，马克思与恩格斯否认了早先关于亚细亚社会的突出特点的概括论述，并且得出东方进化过程中的社会经济形态与西方的一致的结论；【16】再者，“马克思在参照了摩尔根《古代社会》之后，更加清楚地看到了‘东方社会’在世界进程中所占的真正的位置……这样一来，在部落制度理论的影响下，马克思并没有改变他对东方社会——以国家专制主义形式进行剥削的时期——的看法，而是改变了关于部落国家时期的看法。”【17】他通过研究亚细亚问题对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影响后得出五点结论，即：“（1）马克思和恩格斯即使是在了解到摩尔根的氏族组织理论之后，也没有改变关于东方社会典型特点的看法；（2）在《起源》一书中，恩格斯只是论述了西欧范围内的当代社会与政治制度；（3）认为恩格斯在80年代激剧地改变了他关于东方社会的观点，从而与马克思的观点对立起来的说法是错误的；（4）像格·普列汉诺夫设想的那样从80年代初开始，经典唯物主义历史理论就认为东方和古代社会平行并存的说法也是不对的，——根据逻辑判断，东方社会与古代社会是不平行的，东方社会在进化阶段上早于或‘低于’古代社会；（5）关于东方社会的传统观点的变更终于从另一方面得到了证明：有些人把东方社会标示成没有阶级的，是‘原始的’、‘最初的’形态的最后阶段，没有或者微不足道的阶级剥削。恩格斯抛弃了地租与税收在东方的是一回事的论点。所有这些都使我们能够肯定地说：马克思与恩格斯不承认历史单线阶段发展的概念，这与很多资产阶级科学家的解释相反，与苏联的五阶段进化方案的追随者的解释也不一样。”【18】
虽然苏联对《笔记》的研究晚于西方，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正如H.B.捷尔-阿科皮扬所说的：“从那时候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关于原始社会的科学有了长足的进展。在许多国家，对公社的命运作了详细的研究，出现了研究公社的事实，关于阶级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公社制度加强的事实。在目前，公社分类学研究有了重大的发展。整个说来，在这方面是有成果的，然而马克思留下的丰富的方法论的遗产还远远没有充分利用，其意义还有待于阐发。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完成马克思提出的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原生形态和阶级产生的任务。”【19】
注释：
【1】冯景源：《人类境遇与历史时空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2】林锋：《评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苏联解读模式——一个批判性的考察》，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第49页。
【3】同上。
【4】商德文：《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研究》，载《经济科学》1989年第4期第68—69页。
【5】冯景源：《人类境遇与历史时空——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6页。
【6】《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15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4—15页。
【7】叶林、张显扬：《国外关于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研究》，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86年第3期第82页。
【8】〔苏〕伊·列·安德烈耶夫：《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杂记手稿：马克思七十、八十年代手稿中的公社和氏族问题》，莫斯科《思想》出版社1985年版。
【9】同上。
【10】林锋：《评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苏联解读模式——一个批判性的考察》，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第51—52页。
【11】林锋：《柯瓦列夫斯基笔记主题新探》，载《人文杂志》2008年第1期第，36—40页。
【12】〔俄〕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
【13】〔苏〕A.H.叶雷金：《前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活动的人——卡·马克思〈1857—1859年经济学手稿〉中人的问题》，罗斯托夫（顿河畔）1977年版，第65—66页。
【14】《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15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371页。
【15】同上书，第372—373页。
【16】同上书，第371—372页。
【17】同上书，第377页。
【18】《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15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446页。
【19】同上书，第386—387页。
◎第三章 《笔记》国内主要版本和传播
《笔记》虽然写作于19世纪，但在中国的版本和传播，却是20世纪以后的事情，再加上已进入深度全球化时代的21世纪。因此，本书将《笔记》在国内的主要版本和传播划分为两个部分，一是20世纪《笔记》在国内的主要版本和传播，另一个是21世纪《笔记》在国内的主要版本和传播。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笔记》在21世纪的中国暂时还没有新的版本，但我们依然在标题中保留“版本”一词，目的有两个：第一个目的在于保障著作结构的统一性，第二个目的是出于对《笔记》新版本的呼唤。
一 20世纪《笔记》在国内的主要版本和传播
国内研究马克思《笔记》比较晚，这主要与《笔记》的出版有关。1985年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收入了马克思对《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与结果》、《古代社会》、《古代法制史讲演录》、《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等四本书所做的笔记；而马克思对《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所做的笔记，则于1987年在中央编译局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第1至4期连载，此为《笔记》在我国首次发表的情况。1996年8月，这五篇笔记又经中央编译局重新校编，结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库》之一，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以《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为题再次发表。
《笔记》一经出版便激起国内学者的研究热情，他们从多个方面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理论进行研究，其中，1986年在福州进行的学术研讨会以及1988年在西安举行的学术研讨会，都对《笔记》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86年12月在福州召开的全国第一次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学术研讨会，大大地推动了我国学者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的研究。这次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为：“是否存在‘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这门学科？关于这一问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直截了当地使用‘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说法，把这当成不必加以论证的不言而喻的事情；另一些学者对此只字不提，表示根本不存在‘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要有，也是后人引申出来的。这个问题由于涉及马克思晚年笔记本身究竟是属什么性质的问题，当然是应该着重研究的。黄凤炎同志积数年之功，以《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这本学术专著的研究成果对这一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1】
1988年6月在陕西省西安市举行了马克思晚年《笔记》学术研讨会。会议涉及下列问题：“一，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家庭观的异同。西方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家庭形式演化问题上观点不尽相同。张磊、朱传棨通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比较认为，马恩对待家庭的态度、研究家庭史的基本方法以及在家庭形式由低到高发展的顺序和内容问题上其观点基本相同；在家庭形式演化的动力问题上，马克思并没有否认人类自身生产的作用而只从社会经济关系方面考察家庭形式的发展，恩格斯也没有忽视经济因素和社会关系对家庭形式演化的作用，而完全接受了摩尔根的‘社会生物进化论’思想，他们只是根据家庭形式发展的不同阶段，对这两个方面的作用分别加以重点强调罢了。二，关于私有制形成的具体途径公有制通过什么具体途径逐步演变为私有制？一般哲学教材认为主要是两条：一是暴力掠夺，二是原始公社中社会职能的独立化。王培生认为这些理解是错误的。马克思晚年在《笔记》中提出，私有制是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多因素、多环节的交互作用，逐步形成并最后确立的。”【2】
国内学者对《笔记》的研究有三个主要视角，或者说，《笔记》在国内的版本与传播有三个主要方面。
（一）对唯物史观的研究
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体现在当今文明社会中，也体现在原始状态的人类社会中。由于马克思晚年耗费大量精力投身于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研究，因此以江丹林为代表的部分国内学者认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核心部分。江丹林在《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与唯物史观》一文中明确的指出：“马克思晚年走向人类学的理论动机——发展唯物史观……从时代的角度来看，迫切地需要马克思通过对人类学的研究来发展唯物史观，以适应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的逻辑来看，也迫切需要马克思通过对人类学的研究来发展和完善唯物史观，以回答实践向唯物史观提出的新挑战。”【3】
关于马克思晚年转向人类学研究的原因，其中一个主要的观点认为马克思是为了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而马克思又是如何发展唯物史观的，由于各学者研究的角度不同，所以各学者的观点也不同。对此，江丹林认为：“马克思通过对原始社会史的研究，奠定了唯物史观关于研究原始社会的哲学方法论的理论基础，初步地揭示了家庭、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起源及其实质，强调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道路的一与多，从而极大地发展了唯物史观，马克思的这一笔记，是我们探索他晚年对唯物史观新贡献的重要思想源泉。”【4】王晓红先生和杨巧蓉先生也提出了他们的看法，即认为《笔记》通过对国家与文明起源、国家的性质、职能以及未来命运等问题的论述，进一步发展和创新了唯物史观。【5】需要说明的是，坚持唯物史观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对血缘亲属关系作用的重视。对这个问题，徐若木先生在《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中的唯物史观问题》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马克思在《人类学笔记》中有大量关于血缘亲属关系的摘录。正确把握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一方面要领会的是人自身的生产和它产生的血缘亲属关系，另一方面要领会的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它产生的社会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的原理的精神，这两点对于理解古老社会形态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6】艾福成先生在《马克思晚年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学习马克思〈民族学笔记〉的一点体会》一文中提出，《笔记》是马克思晚年所研究的一份珍贵的文献资料。他认为：“《民族学笔记》对历史唯物主义做出的突出贡献，主要表现在对两种生产理论的进一步发挥和补充。”【7】
（二）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研究
1985年《人类学笔记》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的一部分的形式出版，引起了理论界的关注。在众多研究课题中，就包括对马克思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理论的研究。关于人类社会的起源，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指明最早的人类社会是：‘人类社会的原始群居状态，没有婚姻和家庭；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共同生活的营生’……人类社会最早阶段的两性关系是‘男女杂交’，过着原始群的生活……从马克思笔记论述所提到的‘原始群居’、‘原始群团’，即指原始群，说明人类社会最早是从原始群开始，人类最早的社会组织即原始群。”【8】关于社会形态问题，荣剑在《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和“晚年笔记”探析》一书中作出了具体的阐述，他提出，“马克思在理论上的伟大贡献就在于他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历史进程和基本规律。揭示人类社会古往今来的历史及其规律，是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中最基本的要求，这个要求内在地规定了马克思晚年的研究方向……马克思根据土地公有制的崩溃程度、种族和血缘纽带的松弛程度，确立了从亚细亚所有制到古代所有制再到日耳曼所有制依次更替发展的逻辑序列，这三种所有制形式实际上就对应着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三个主要形态，即原始社会形态、奴隶社会形态和封建社会形态……马克思晚年探索东方社会发展道路发展了他的社会历史理论，认为东方社会可以跨过资本主义社会直接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9】由此可见，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共提出了五种社会形态，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从五种社会形态的发展过程来看，杨耕和谭培文两位先生认为：“就人类总体历史而言，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体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就具体民族历史而言，社会发展并不是严格地按照五种社会形态的序列演进的，表现出更多的选择性。”【10】对这个问题，荣剑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承认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并不意味着必须把不同国家的发展道路强制地纳入到一个模式中去，充分肯定东方社会区别于西方社会的特殊性质和特殊发展道路，也并不意味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在东方社会中不起任何作用。”【11】20世纪国内对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研究使人们充分认识到，“要把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普遍道路和各民族国家发展的特殊规律、特殊道路结合起来，从而有效地解决当今社会的各种现实问题”【12】。
（三）对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初步研究
1987年，即《人类学笔记》公开发表两年后，《哲学研究》第11期发表了题为《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哲学思考》一文，引起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在这篇文章中，荣剑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不仅仅限于从社会生产关系领域中去理解，而必须结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进行考察……从理论上搞清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正是提出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的实质之所在……在世界历史体系中来认识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不仅要看到东方社会在生产关系领域中能够超越资本主义的一面——这种‘超越’本身也是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的产物，而且还要看到东方社会在生产力和经济领域中不能超越的那一面。人类社会中有许多共同性的规律和必经阶段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超越的，不管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13】
对于东方社会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期望对东方社会超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问题作出更加合理的解释，以便证明这种‘超越’不仅是必然的，而且也是有益的、‘经济的’；另一种观点则主张，东方社会退回到私有制上去，认为，既然证明了东方社会不能超越资本主义所处的技术形态和经济形态，那么也可以进一步证明，在所有制形态上，东方社会无法逾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14】
在其后的研究中，广大学者更多的是把马克思的这一理论与当代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有的学者直接以《马克思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题来阐述马克思这一理论对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启发。冯景源先生认为：“邓小平理论中涉及的相关问题，从社会发展的观点来看，就是关于落后国家或民族跨越发展的问题。这是当代在世界各国发展水平极不相同的情况下，关于一个国家或民族历史命运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十分重大的实际问题。”【15】
二 21世纪《笔记》在国内的主要版本和传播
进入21世纪，国内对《笔记》的研究在继承20世纪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向着更深的层次发展，其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第一，立足马克思著作文本研究，回归马克思本身；第二，拓展文本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既有个案研究也有专题研究。纵观21世纪的传播现状，其具体内容主要包含以下四个方面。
（一）对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的研究
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这一理论作为一项经久不衰的研究热点，在国内已存在了几十年，广大学者对它进行过广泛传播，并且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仍然存在着争议。
武汉大学孙来斌先生在《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20年研究论述》中提出：“在很大程度上，关于‘跨越’设想提出的动因的研究，应该是整个研究的起点。因为只有正确揭示马克思晚年研究的动因，才能对‘跨越’设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作出正确判断，进而获得关于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科学解释。”【16】孙来斌先生对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与归纳，共列出五种不同的观点：“一是‘担心论’……马克思担心当西欧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在西欧以外的广阔地区资本主义正在走上坡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西欧的革命就会被镇压。因此，马克思晚年劝告俄国人不必急急忙忙地跳进资本主义，希望俄国能够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二是‘应答论’：马克思、恩格斯接受俄国民粹派的挑战和革命者请求，开始了对俄国社会发展前途的深入研究……三是‘完善论’：马克思的晚年研究是其理论发展和完善的需要……从而揭示经济落后国家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条件性、可能性，完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四是‘同情说’：马克思研究东方社会发展道路并提出‘跨越’设想，其出发点和着眼点是出于无限同情东方社会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为使东方各国人民不再遭受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巨大痛苦和灾难。五是‘困惑论’：马克思的晚年研究是为了走出思想困惑。”【17】
赵民学在《论马克思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一文中提出：“20世纪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仅资本主义或多或少有了一些发展，而且，在向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农村公社及土地公有制早已不存在了，它们并未起到新社会支点的作用。就俄国而言，早在十月革命前，农村公社已经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解体，当然，十月革命的胜利，也没有‘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相互补充’，而其它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诞生前根本没有俄国农村公社那样的生产方式，更没有‘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这一先决条件。就这个意义而言，马克思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并未完全实现和得到证实，或者说，当代社会主义的出现并不是马克思这一思想指导的结果。”【18】显而易见，这一观点不太具有说服力，因为东方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是在马克思的思想指导下实现的，这是毋庸置疑的。要正确理解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就必须立足实际，从生产力和社会制度两个层面进行说明。也就是要明确，在社会制度上，东方落后国家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但在生产力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是不能跨越的。周春水在《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究竟能否跨越？》一文中就提到：“就‘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含义来说，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是能够跨越的……作为生产力水平层面上的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也是不能跨越的。”【19】刘军华先生也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总结，也是对马克思跨越设想的丰富、深化和发展。它说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卡夫丁峡谷，但却不能跨越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卡夫丁峡谷。”【20】
现代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算得上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吗？孙来斌先生认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已经走出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其标准有两个：第一，是否已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第二，是否已进入马克思所描述的社会主义。”【21】依据这个标准，中国的社会主义并没有完全跨越“卡夫丁峡谷”，因为，目前中国仍然存在着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赵民学先生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否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这一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如果说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是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话，那么，这种跨越也仅仅只是社会制度的跨越，单就资本主义所达到的生产力水平和商品经济发展程度而言，没有跨越也不可能跨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具有历史必然性，但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首先经过初级阶段……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保留并允许资本主义经济、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表明我国的社会主义还没有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的跨越，而只是跨越了资本主义制度。”【22】
从生产力水平上来说，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真正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但是这一思想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他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3】。首都师范大学侯英杰先生在《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与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虽然马克思晚年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与后来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并非完全一致，但这一思想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第一，全面把握‘可跨越’与‘不可跨越’的辩证统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二，全面理解吸收资本主义‘一切成果’的思想，实施对外开放的伟大战略。”【24】由此可见，对于某一思想或理论的运用，我们绝不能教条，不能一成不变，而是要与时俱进，在实践中对理论进行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充分发挥理论的实践作用。
（二）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
“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当代社会研究马克思理论的又一热点话题，关于这一概念，学者们对它的理解不尽相同。北京大学的赵家祥先生从理论发展阶段的角度对这一概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使用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在他们的社会形态理论发展的不同时期，涵义并不完全相同。因此，应该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形态理论发展的不同阶段，分为几个时期，考察‘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在不同时期的具体涵义。”【25】而王立端先生从马克思的研究方法角度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解释，他提出：“在马克思的学术生涯中，早期主要侧重于逻辑思辨的方法，将印度和俄国等的农村公社视为原始公有制的遗存并推论出亚细亚生产方式，即公社土地公有制。晚年则侧重于经验实证的方法，应用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成果对原始社会史和农村公社进行实证研究，使亚细亚生产方式所定义的公社土地公有制和原始社会氏族公社组织联系起来，科学揭示了人类早期社会从氏族公社到农村公社的演变过程。”【26】
由此可见，各学者对“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并没有一个完整准确的解释，对于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不同的学者也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是中国学术界聚讼纷争最多的一个问题，对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解读也是见仁见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论者忽视甚至曲解了马克思的研究方法。要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就必须理清马克思形成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研究方法，惟其如此才能更清楚地看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轨迹，进而准确解读该理论。”【27】此外，也有学者认为：“人们对‘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分歧所以如此之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形态理论发展的不同阶段，考察这个概念在他们著作中的演变。结果，或者有人偏重于从某一时期的论著中的论述理解这个概念的涵义，有人则偏重于从另一时期的论著中的论述理解这个概念的涵义，还有人把不同时期的论述混杂在一起，为我所用的加以解释，这就必然得出不同的结论。”【28】
（三）对马克思“现实生活”世界观的研究
哲学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然而，目前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对哲学的研究都未能充分彰显出现实生活的理念，甚至出现了某种远离生活的倾向，认为哲学是有智慧人的学问，是贵族化的学问，不必迎合生活，应该与现实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为此，进入21世纪以来，广大学者对哲学界出现的这一歪曲的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召开了关于哲学与生活世界的专题讨论。在讨论中，李文阁先生提出：“面对SARS之类的问题，中国哲学界集体失语表明：哲学研究远离了生活。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哲学家们缺乏现实意识，而是由于现实意识过于功利化和非哲学化，要想对哲学与生活关系作出一种哲学化的回答，必须提出生活哲学的概念。”【29】关于这个问题，邹诗鹏先生对哲学的生活化抱着一种留有余地的态度，他认为：“当代哲学从抽象理念向现实生活转向有其重要意义，但同时又有令人担忧的一面，越是强调哲学的生活世界就越缺乏生活气息，哲学有待于确立一种自觉的生活意识。”【30】以上两位学者对此问题并未形成统一的理论立场，马克思的现实生活世界观仍然没有被正确地理解。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杨学功先生给出了比较有说服力的说法，他认为：“马克思的现实生活世界观是从现实生活这一根本立足点出发，摆脱对自然、社会和人的理解的抽象性……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现实生活的世界观，而自然观、历史观和人论则是这一世界观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31】针对现代仍然存在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对立和多种生活世界观并存的事实，就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的现实生活世界观，李文阁先生在《回归现实生活世界——现代哲学的基本趋向》一文中提出，应从三个角度展开：“1.阐述由科学世界向生活世界回归的发生、实质和意义……2.比较不同的生活世界观，廓清马克思的生活世界观的内容，进而从人的存在出发论述人的现实生活应该涵盖哪些内容，为进一步回归生活世界、为生活世界理论的发展，提供可能的方向……3.基于马克思的现实生活世界观来考察传统哲学的三大领域：自然、历史和认识。”【32】“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的精华”【33】，人们必须树立一种让哲学回归现实生活的观念。
（四）对马克思“资产阶级权利”与“市民权利”的研究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指出：“按劳分配这一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34】有学者将其中的一个德文翻译成了“资产阶级权利”，一时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热烈讨论与研究。这样翻译是否合理？是翻译成“资产阶级权利”好，还是翻译成“市民权利”好？“资产阶级权利”与“市民权利”同质与否？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摆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面前。按劳分配是相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而言的，与这一分配制度相对应的权利只能是市民权利，而资产阶级权利是相对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而言的，显而易见，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对这个问题，中国学者魏小萍指出：“资产阶级权利和市民权利是两个不同的词。就概念本身所体现的事物本身的关系而言，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bürgerliche Recht一词应该理解并翻译成市民权利，而不是资产阶级权利。”【35】她提出的理由如下：“第一，马克思之所以说按劳分配这一平等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市民权利，正因为它是按劳分配，而不是按资分配，在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凭借着生产手段占有他人劳动的资产阶级权利因此已不再存在。第二，市民权利不是相对于按资分配的资产阶级权利而言，而是相对于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而言。”【36】显然，资产阶级权利和市民权利并不同质，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必须加以区分。
注释：
【1】卞敏：《开拓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领域——〈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评介》，载《哲学研究》1993年第6期，第76页。
【2】春曙：《陕西讨论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载《哲学动态》1988年第11期，第7页。
【3】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编辑部：《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11辑）·特辑：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研究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41、243页。
【4】同上书，第259页。
【5】王晓红、杨巧蓉：《马克思晚年笔记的哲学创新：唯物史观的深化和拓展》，载《江汉论坛》2010年第2期，第41页。
【6】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编辑部：《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11辑）·特辑：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研究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39页。
【7】同上书，第227页。
【8】陈国强：《马克思人类学笔记与原始社会研究》，载《云南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第51页。
【9】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编辑部：《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11辑）·特辑：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研究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52—178页。
【10】杨耕、谭培文：《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88页。
【11】荣剑：《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哲学思考》，载《哲学研究》1987年第11期，第20页。
【12】《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11辑）·特辑：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研究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78页。
【13】荣剑：《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哲学思考》，载《哲学研究》1987年第11期，第19—20页、第24—26页。
【14】同上，第10页。
【15】冯景源：《人类境遇与历史时空——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
【16】孙来斌：《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20年研究论述》，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04年第2期，第123页。
【17】孙来斌：《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20年研究论述》，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04年第2期，第123页。
【18】赵民学：《论马克思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载《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2期，第70页。
【19】周春水：《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究竟能否跨越？》，载《社会主义研究》2001年第1期，第15—16页。
【20】刘军华：《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增刊，第4页。
【21】孙来斌：《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20年研究论述》，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04年第2期，第124页。
【22】赵民学：《论马克思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载《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2期，第70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06页。
【24】侯英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与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第2期，第10—11页。
【25】赵家祥：《“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历史演变》，载《北京论坛（2004）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哲学对话与文化交流”哲学分论坛论文或摘要集》2004年，第109页。
【26】王立端：《准确理解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以马克思形成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研究方法为视角》，载《三明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第1页。
【27】同上。
【28】赵家祥：《“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历史演变》，载《北京论坛（2004）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哲学对话与文化交流”哲学分论坛论文或摘要集》2004年，第109页。
【29】杨学功：《世界观的概念和马克思的现实生活世界观》，载于哲学与生活世界（专题讨论）《河北学刊》2004年第2期，第27—54页。
【30】同上。
【31】同上。
【32】李文阁：《回归现实生活世界——现代哲学的基本趋向》，载《教学与研究》2000年第1期，第46—47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页。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页。
【35】魏小萍：《资产阶级权利与市民权利：同质与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词汇问题研究》，载《哲学论坛.马克思主义研究》2005年第5期，第19页。
【36】同上，第2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