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分秋色明月照，巧合四红状元收。又近中秋月圆，厦门人又要迎来激动人心的博状元饼的佳节。伴随着叮当作响的骰子声，惊叫声、感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大家无贵无贱、无长无少、无拘无束，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参与公平竞争的博饼，其乐融融，其乐陶陶。全市大街小巷都洋溢着一种轻松欢快的过节气氛。厦门的中秋节因为有了博饼游戏，其热闹快乐的程度一点都不亚于春节，在厦门经历过中秋的外乡人对这个城市印象最深的往往是博饼。博状元饼已成为厦门地方文化的特色之一，也是许多厦门人引以为豪的风俗。不过，多年来，一般人对博状元饼习俗及其起源的认识却存在着明显的误区。
博状元饼并非厦门独有
长期以来流行的说法是，博状元会饼是我们厦门人过中秋的独特民俗，有些文章还认为这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现在闽南其他地方和台湾的部分地区也流行着基本相同的中秋博状元饼习俗。
例如，在闽南晋江、石狮有些乡镇也流传着的一种中秋节夺状元饼的习俗。人们聚在一起，取各种大小不一的月饼，用红纸贴上“状元”、“榜眼”、“探花”、“三会”等等名目，每人用骰子四粒掷入碗中，以四点红为最高，竞夺状元饼。夺得状元饼者，意味来年定有好运气。其玩法与厦门的规则基本相同。在安海，中秋赌饼也已成为一种商业活动和大众游戏（《石狮日报》2001年12月10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福建风物志》中也记载：在厦门、漳州、泉州、金门一带，中秋节有“夺状元饼”的习俗。
在台湾省的中部和东部地区的一些城乡，至今也同样还流行中秋博状元饼的习俗。状元饼也是根据旧式的科举制度的名称，按广式、潮式、苏式和宁式配套而成的大大小小的63个月饼；每套包括各1个状元、榜眼、探花饼，8个进士饼，16个举人饼，32个秀才饼。有的会饼还有贡生、童生和白丁饼若干。状元饼最大，直径达一尺余，像脸盆般大，有的还用铁模印上状元游街或状元拜相一类的图像。以下月饼按科名地位逐次减小，饼上用红纸标明名称。在厦门对岸的金门县，金城镇吴厝社区发展协会每年庆祝中秋社区联欢晚会，都有博状元饼大赛。只要通过互联网用“状元饼”三字搜索，就可以看到台湾许多地区博状元饼的信息。由此可见中秋博状元饼并非厦门所独有。
博法并非郑成功部属发明
现在厦门关于博状元饼起源的流行说法不一定符合历史实际。流行的说法为，300多年前郑成功据厦抗清，其士兵多来自福建、广东等地，中秋前后愈发思亲怀乡。郑的部将洪旭为了宽释士兵愁绪，激励鼓舞士气，利于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于是与当年驻扎在今厦门洪本部33～44号的后部衙堂属员，经过一番推敲，巧妙研究设计出中秋会饼，让全体将士在凉爽的中秋夜晚欢快拼搏。每会月饼按照各级科举制度的头衔，设有“状元”1个，“对堂（榜眼、探花）”2个，“三红（会魁）”4个，“四进（进士）”8个，“二举（举人）”16个，“一秀（秀才）”32个。全会有大小63块饼，含有七九六十三之数，是个吉利数字。因为九九八十一是帝王之数，八九七十二是千岁数，而郑成功封过延平王，所以用六十三之数。
可惜的是，所谓郑成功部属发明博状元饼的故事只是美丽的传说而已。尚不知这一传说的最初根据。就我所知，博状元饼游戏应该是从明清时期全国多数地区都有的玩“状元筹”或“状元签”的科第习俗演化而来。
“状元筹”又称“状元签”，是明清时期主要流行于士人阶层的博弈用品，通常用骨质或象牙为材料，全副状元筹由63支长短大小不一的筹条（或称签条）组成。每支筹条上刻有从状元到秀才的不同科名和注数（注数类似于我们今天打牌时的分数或点数），以科名高低定注数。状元1支为32注，榜眼1支为16注，探花1支为16注，会魁4支各为8注，进士8支各为4注，举人16支各为2注，秀才32支各为1注，总计63支192注。这是最常见的筹数，我曾在北京琉璃厂见过两副非常精美的完整的象牙质状元筹，并购得数支零散的会魁、进士、举人筹条。还有个别较少见的状元筹，全副有67支，除了上列筹条外另有传胪、会元、解元各1支，状元为64注，总注数为384注。
状元筹的玩法有谱可循，其游戏规则与厦门中秋博状元饼的规则基本相同。例如，我在北京购得的一块清代象牙质状元筹谱上刻着：“状元：四红合巧得、五子一色夺、全色全收”，“会魁红三对，进士黑分相，举人二红，秀才一红”等等。8年前我在厦门市文物商店也见到过一块与此基本相同的状元筹谱。因为此游戏靠掷6个骰子来博弈并以红四点为胜，所以又称“掷状元筹”、“掷状元红”。
“状元筹”的产生与流传
关于状元筹产生的具体年代已难详考。早在宋代，就有“状元局”的游戏，陆游还有描写状元局的诗句。状元筹大概在明代就已出现，到清代盛行于全国多数汉族地区。清人顾禄《清嘉录》卷一《状元筹》载：“取科目名色，制筹为局戏，岁夕聚博，以六骰掷之，得状元者为胜，取及第争先之谶，谓之状元筹。”此条资料还载有无名氏《状元筹乐府》，其中说：
升官图里夸捷径，科甲丛中更争胜。
献岁惊闻笑口开，果然夺得状元回。
举人进士唾手得，何物秀才不出色。
博取功名只如此，安用六经廿一史。
一筹莫展者谁子，那不呼卢喝为雉。
状元筹的出现是与科举制密切相关的。自从隋唐以后，科举制在中国社会上的影响越来越大，从士人到农、工商阶层都对科第十分尊崇，不仅政治、教育、文学等打上了深刻的科举烙印，而且连社会习俗也受到科举制的广泛影响，状元筹便是科举制对民俗影响的一个例证。不过，尽管骰子在唐代已定型且唐代已有进士、状元等科举名称，但可以推断，状元筹的出现时间必在明代以后。因为在明代以前举人还不是一个独立的科第名位，秀才的含义也有所不同，并非只是府州县学生员的别称。状元筹中的科名系列反映的是明清科举的情况。
从前人们掷状元筹与现代厦门人博状元饼的情形相似，甚至博得大筹高兴起来“绕床脱帽或狂呼”。《清嘉录》卷一《状元筹》又载郭麐诗云：
牙筹一握长短排，上有细字书官阶。
玲珑骰子数用六，纷纷五色迷人目。
就中状元贵无比，入手争看色为喜。
无心一掷竟全红，失意终朝或三褫。
其余琐细但中程，千佛亦足称名经。
只有秀才众所易，了无宠辱关轻重。
由于状元筹游戏有其独特的吸引力，至清末还在流传。清代小说《儿女英雄传》第二十四回，《九尾龟》第一百二十八回，《镜花缘》第六十九回、七十七回、九十回都有描述民间“抢状元筹”、“夺状元筹”、“玩状元筹”的情节。当传到社会各阶层之后，状元筹的制作材料就不再讲究了，往往以竹签代替象牙或骨质的材料，因此状元筹又称为状元签。甚至在科举制废除之后，一些地区还流传着这种游戏，如广东潮汕地区乡间和闽西长汀等客家居住地的部分人群中，在民国以后都还曾流传着过年时耍状元签游戏的习俗，因为博法简单，甚至成为妇女尤其是老妇女玩乐的一种方式（见方烈文主编《潮汕民俗大观》，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9～330页）。
有的人认为，状元筹是古人寓教于乐的娱戏，是力图激励人们公平竞争、启发思维、进取向上的一种教育方法。当然，也有人用这种方法来占卜流年运气，状元筹有时也被当作赌博的器具。现在北方和江浙一带民间还收藏有少量象牙制状元筹，而骨制尤其是竹制的状元筹因为材质不珍贵，很少存留下来，而其游戏规则就更少有人知晓了。
但是，状元筹的游戏规则因为被移用到会饼上而得以保存下来。中秋博饼在闽南、台湾历史悠久，开始时是在文士而不是在武士中流行。据清代蒋毓英修《台湾府志》卷六《岁时》载：在中秋节这天，“是夜士子递为燕饮赏月，制大面饼一块，中以红朱涂一‘元’字，用骰子掷以夺之，有秋闱夺元之想”。后来高拱乾等修纂的《台湾府志》卷七《风土志》所记略同，并说这种饼名为“中秋饼”，“用骰子掷四红以夺之，取秋闱夺元之义”。范咸等修《重修台湾府志》卷十三《风俗》也是大同小异，关键的这句话为“掷四红夺之，取秋闱夺元之兆”。秋闱是指科举乡试，中秋这一天是明清两代500多年间乡试第三场的考试和出场时间，因此八月十五是与科举考试密切相关的重要日子。清代台湾一些府县的读书人为求得科举考试的吉兆，利用中秋赏月之际，玩吃状元饼的游戏，并借此预卜当年考运。凡得状元饼者，明年中秋还得送来状元饼再参加竞赛。据娄子匡《岁时丛谈》详细记载这种“斗四红”风俗的玩法为：文人雅士相邀买一组饼单，可以换取大小状元饼63个，然后用掷骰子（6个或4个）来争取状元饼，以掷取“四红”之数分取饼单，如得4红则称“状元”，可夺取最大的饼。有的人认为，中秋夜搏状元饼是明清两代鼓励民间多读书、求功名的一种怡情且益智的游戏。
总之，博状元饼的出现时间应在状元筹之后，是在状元筹博法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63不过是从状元到秀才7种科名的连续倍数相加。不仅从两者出现的时间上分析是如此，而且从常理上说，由于小的月饼尤其是最小的“一秀”很难印上“秀才”等字样，一般情况下是在人们已熟知63个大小科名和游戏规则之后，才能顺利地进行博状元饼的游戏。至于是谁或具体何时最初以会饼代替筹条，今天已很难确考。所谓郑成功部将洪旭发明这套博法的传说，需要举出可靠的原始依据才站得住脚。我们也很难想象这种起初主要是在文士中流行的游戏会由武将设计出来。
厦门文化的特色之一
介绍博状元饼习俗的来龙去脉、颠覆过去广泛流传的说法，是为了让人们了解历史事实和现实真相，而不是否定厦门市博状元饼习俗的意义和价值。
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1300年，是中国古代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制度，它曾长期左右着士人的命运和文风时尚。1300年间，传统中国官僚政治、士绅社会与儒家文化皆以科场为中心得以维系和共生，科场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和人文教育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科举制虽有不少弊端，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也有其存在的理由。尤其是科举制在19世纪被英美等西方国家所借鉴，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说，科举制可以称之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清代以前，全国各地都曾流传着各种各样的与科举考试有关的文化习俗，但在1905年废止科举制以后，多数相关的习俗都已逐渐消失了。现在有不少地方还有用科名命名的东西，如酒令中的“五经魁”等叫法，一些地区的“状元红”酒、“状元豆”等食品，体现的也是从前人们对科名的崇尚心态。古城开封现在还有“进士糕”与“状元饼”的传统名点。相传宋代每年进京赶考的书生云集京师开封，商人们迎合考生心理，争相制作“进士糕”与“状元饼”，用不同的模子压上“进士”和“状元”的字样，放入炉中烘烤而成。经加工制成的进士糕、状元饼颜色大红金黄，形体大小匀称。今天进士糕和状元饼不再只是古代文人、学士们喜爱的佐餐佳肴，已成为人们馈赠亲友和招待贵宾的高级礼品。
闽南、台湾一带以科名月饼取代竹制或骨制、象牙制筹条，并将博戏时节从春节前后移到中秋，使这种别致的科举文化习俗得以存留至今，这是古代科举文化现代遗存的典型事例，具有其独特性和特别的价值。古代厦门人对科名也很尊重，清代道光十九年（1839年）刻印的《厦门志》卷十五《风俗记》中，并没有记载中秋博饼的习俗，但却提到本地重视科第的民俗：“有掇科第赴爵秩者，无论同乡井，即素未谋面，一刺下谒，殷勤礼赠。”这段话意思是说，当时厦门人对考中科举赴任者，即使从来不认识，只要有一张名片送过来，人们就会赠予贺礼。博状元饼的习俗在厦门能够顽强地延续下来并格外风行，是与厦门人向来重视教育的传统分不开的。
博状元饼习俗不仅为我们了解和研究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科举制度的社会影响提供了“活化石”，更重要的是保存了一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娱乐种类，为大家提供了一种老少皆宜、雅俗共赏、寓教于乐的活动。虽然此风并非厦门独有，但在厦门特别盛行而且日益发扬光大，近年来还不断赋予其新的内容，已成为厦门民俗文化的宝贵遗产，也是构成现实厦门文化的特色内容之一。
（原刊《厦门晚报》2003年8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