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由于对比更为强烈因而引人入胜的缘故，一般人遥看无垠的大海或原野的时候，总是喜欢将目光投注到水天交接处或地平线上。在不同学科的边缘和交叉地带进行汇聚和融合，即进行跨学科研究，往往也是知识创新的重要途径之一。或许是命中注定，自己要长期在学科交叉处行走，而其中一些跨学科研究的学术体验，也有勉强可与外人道之处。就此写出，以便学人交流与切磋。
一、历史的“误会”
在龙岩读中学和上山下乡的时候，我酷爱的是美术和文学，加上1977年恢复高考时可供选择的大学和文科专业很少，且受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父母亲的影响，因此填报的第一志愿是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第二志愿是师大历史系，第三志愿是厦门大学中文系，但录取的结果却阴错阳差地进了厦大历史系，用瞿秋白《我的自白》中的话说，就是“历史的误会”。为此，我曾相当苦恼，对历史学专业课提不起兴趣，大多应付了事，而将大部分时间用在阅读以往难以借阅的世界名著上。这种状况到大学三年级才有所转变，随着高年级选修课的增多，开始觉得历史课也不完全是只讲农民起义并罗列原因一二三的那种套路，还是有其内容与价值，加上爱好文学的“年龄病”逐渐痊愈，对史学的兴趣慢慢培养出来了。到大四时读了一些《史学概论》之类的著作和英国历史学家卡尔的《历史是什么》等书，并查阅《古今图书集成》等古籍，特别是为写毕业论文而阅读梁启超《饮冰室文集》、《饮冰室合集》之后，发现历史原来并不是像当时多数教科书那样枯燥乏味，而是非常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如果说文学是人生的同义词的话，历史则是知识的同义词。
本科毕业论文是跟罗耀九教授写《梁启超与辛亥革命》，梁启超那才情并茂的文字富有“魔力”，对清末中国的启蒙作用类似于伏尔泰对法国大革命的启蒙作用，因此我将梁启超比喻为“中国的伏尔泰”。虽然想继续研究梁启超，但当时厦大还没有招收中国近代史专业的研究生，1981年临近毕业那学期，班上许多同学都报考研究生，为了随大流，于是自己也报考了中国古代史专业韩国磐先生的研究生。没想到临考前两天食物中毒住院，考前一天还在挂瓶，当时只是抱着试试看为来年再考获取经验的打算，硬挺着走进考场。更没想到考试成绩出来后，各门成绩都在及格线上，竟还是考得较好的学生，于是被录取为韩门弟子，转而攻读隋唐经济史。
一旦系统接触到纪传体的史书，真正走进历史，那些一千多年前的一个个人物便活灵活现起来，还有那许多事件和故事，读来令人兴味盎然，引人入胜。韩先生要求我们通读隋唐五代史书，掌握第一手资料，也就是坐冷板凳下苦功夫。导师严格的要求培养了研究生做扎实学问的学风，我也摘抄了大量的资料卡片，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唐代官员俸料钱的若干问题》。然而，1984年11月毕业时，因留校名额有限，开始我无法留在历史系，而高等教育研究所却需要增加研究人员，于是我便到了潘懋元先生领导下的高教所。这时的我已系统研读过7年的历史学，对历史已产生了一定的感情，要离开史学界还经过了一番思想斗争。决心下定之后，尽管临近毕业时又有了留在历史系的机会，但还是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教育史研究的征程。与经济史研究主要和数字及物质打交道不同，教育史的研究对象是人的教育活动，与文学的关系更为靠近，而自己的习性好尚仍近于文学，这也是选择到高教所的原因之一。
工作之后不久，为了进一步深造，我打算报考博士生，而当时高教所还没有博士点，于是1986年初又考上历史系博士生，再度师从韩国磐先生，在职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起初自己考虑的选题是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上驾轻就熟，撰写有关唐代俸禄制度的论文，但高教所同意报考的条件是要结合研究工作以教育史为选题，因此选了《唐代教育与选举制度综论》的题目，后于1988年底通过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至此，我已在历史系正规接受过10年的高等教育，历史的“误会”变成了历史的选择。
二、在历史与教育之间
到高教所工作后，在所长潘懋元先生的带领和指导下，按要求也正规进修过“高等教育学”等课程。工作中，潘先生耳提面命，在教育理论和思维方法上对我启发良多。不像历史学中几乎所有领域都被耕耘得相当成熟，高等教育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有很多的新问题可供开拓研究，我又是在高教所工作的第一位硕士毕业生，因此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1987年我便开始兼任副所长，或许由于过早被推上研究所领导岗位，因工作需要而拓宽研究面，越出教育史的范围，关注现实，也写一些关于现实教育问题的论文。但我的主要研究方向仍为高等教育史或中国教育史，并未真正脱离历史，故介于转行与非转行之间，换句话说是半转行。就研究对象而言是较为专门的历史，从研究方法来说则与历史学没什么不同，不过自己却不再属于历史学界，而是在教育学界讨生活了。这个转变的心路历程是艰难的，过程是渐进的、缓慢的。后来虽有数次机会回归历史学界，然因多方面的缘故，最终都打消了念头。同样具有跨学科学术背景的妻子向来也力劝我不要纯粹研究历史。这样，17年来，我在教育与历史两端之间，逐渐靠向教育。每当工作和形势需要时，便趋向于教育，而每当受到某种排拒时，又会向历史回归一些，最终出现一种中间状态或跨学科状态，使自己做的历史是较重现实性的“参与史学”，做的教育是较有人文色彩的教育研究。
用某种眼光看来，跨学科者，非科班、非正统者也，因此大凡跨学科研究者或有外来人之感。作为半路出家者，容易被一些人看成是“善鼓瑟而立于竽门者”，因此很需要补充所跨专业的理论知识。由于现时学科畛域还很分明，人们的学科正统观念还很强，跨学科的学者很可能从原学科的中心退居另一学科的边缘。而且，现在各种课题评审、评奖，各种学会或委员会的组成都是以学科划分的，对跨学科的学者不利，这就要求跨学科研究者应有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不怕无所归属的勇气。不过，现代科学的发展趋势是在高度分化基础上的高度综合，如果努力得当，跨学科研究也有可能获得某种独特的优势和收获。这便是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将苦其心智，劳其筋骨”吧。所幸的是，我横跨的两个学科点皆为国内一流学科点，原来进学的厦大历史系和后来工作的高教所都是首批国家级重点学科点所在单位，先后师从和跟随的两位长者——同为厦大1945届毕业的韩国磐先生和潘懋元先生，都是各自学科全国著名的学者，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长期偏守东南一隅的不足。
这些年来，我从事跨学科研究，也有一些体验，深感要在某一新学科获得好收成，必须在原有学科打下好的基础。只有在一个学科具备较高素养，饱满而充满张力，才能触类旁通，才能顺利迁移至其他学科。如果原先学科就学不好，在新的领域也难以开拓。近年来，我既在《高等教育研究》、《教育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等教育学刊物上发表现实教育研究论文，也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史学刊物上发表教育史研究论文。而能做出较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与研读历史学奠定较扎实的学术功底有很大的关系。然而，跨学科研究可能比在单一学科中过日子更不容易，也更累。常言道：“一心不可二用”，我却常常不得不一心二用，两面作战，在教育与历史之间来回奔跑。人的时间精力总是一个常数，即使加倍努力超常收获，将成果分散于不同学科，总不如集中在一个学科那么突出，而且此一学科的学者一般并不了解你在彼一学科中的研究成果，或者并不认为你在另一学科中的论著有多大价值，这就要牢记孔夫子的教导：“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三、专注中国教育史
由于既从事教育研究也进行历史研究，我的学术成果分布在几个不同的方面，除了早期一些经济史的论文以外，大体而言，主要为中国教育史、当代考试研究和“科举学”三个领域。
中国教育史尤其是高等教育史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在职攻读博士学位时虽属于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但因尚未入学时选题范围就十分明确，实际上等于是攻读中国教育史专业的博士。1991年，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唐代教育与选举制度综论》由台湾文津出版社列入首批“大陆博士学位论文丛刊”出版，这是我出版的第一本专著，至今我对文津出版社主编邱镇京教授选中拙稿付梓仍心存感激。以往史学界和教育学界一般多对唐代教育、科举、铨选三种制度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很少将它们作为一个从人才的培养、选拔到任用的整体，研究三种制度相互依存和制约的关系。该书试图从唐代整个教育、选举制度的系统论述入手，从宏观上进行综合研究；然后分别对三个制度选取几个专题进行微观剖析，并着力探讨三个制度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学校教育与科举取士、科举出身与铨选入仕的关系；进而对贯穿于唐代教育、科举和铨选中的经术与文学之争展开较为专门的讨论，总结唐代教育与选举制度的利弊与经验教训。该书的出版，为我后来的学术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最初我之所以到高教所工作，是为了专门从事中国高等教育史研究与教学，第一项任务便是协同潘懋元先生编纂《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这使我的研究方向暂时又从中国古代回归到近代。此书的编撰从1985年至1993年，断断续续前后达8年之久，共收集复印了200余万字清末民初的教育资料，最后精选出63万字，1993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这一经历使我深刻体会到编撰资料工具书的艰难，也使我对中国近代教育状况有了深切的了解。另外，为了提高国内高等教育研究者对学习研究高等教育史的意义的认识，我和潘先生合作撰写了《高教历史与高教研究》，近年来自己还写了从《高等教育史学科建设初探》到《在教育与历史之间——高等教育史研究四探》等系列论文，在《高等教育研究》上发表。这些论文探讨高等教育现实研究与历史研究的关系，强调论从史出和史论结合，力主高教研究应鉴古知今、古为今用，实际上对一般高教研究也有方法论的意义。
地方教育史是近年来教育史学界日益重视的一个领域。我与庄明水教授合作的一部专著《福建教育史》，1996年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是全国较早出版的一部地方教育史。出版社原先约请我来撰写《福建教育史》，考虑到自己难以按时独立完成此书，我邀请庄明水老师合作，自己负责古代部分。为了真正写出地方特色，需查阅收集大量地方志和其他史料，并列出一系列福建各地学校、书院、科举的图表。特别是有关福建科举部分，有大量的数据可供量化分析，书中花费许多时间做出的各代科名统计表是该书最有价值的内容之一。
中国教育史研究范围很广，要想超越前人，有所突破和创新，还是必须进行专题研究。部分是因为博士学位论文的先导，部分是因为自己的持久兴趣，最终我的主攻方向归结到科举史研究。在中国历史上，有什么事物能够将1000多年间的所有读书人联系起来，或者说有什么事物能够将分散的、独立的各朝政治家、学者贯穿起来，在成千上万的官员、文人中找到他们生活中的共同经历呢？只有科举。科举入仕，是1300年间几乎所有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共同理想和奋斗目标，就像当代知识分子多数参加过高考一样，科举时代读书人从未应举的只是极少数。没有哪一种制度像科举制那样长久深刻地影响过当时的世道、人心和风俗。唐宋以后，科举制在封建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结构中占据着中心的地位，科举考试成为人文、教育活动的首要内容，因此很值得加以研究。我在1994年完成的专著《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1996年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从教育的视角研究科举，在考察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关系的基础上，分析科举的高等教育考试性质和学位考试性质，以及自学考试性质和智力测验性质，力图总结科举考试的发展规律，为当今的教育考试改革提供历史借鉴。
四、解破科举源流之谜
慢工出细活，短平快是很难打造出学术精品来的。贾岛有些诗是“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方才写出。有些论文发表后自己再也没兴趣触碰，而有的论文不论过多少年都还值得仔细玩味。在我的所有论文中，费时最多也最有代表性的是有关科举起源与流传问题的两篇。
科举制的起源问题是我在1986年开始做博士论文时就想写进“综论”中的专题，但因难度太大不得要领而作罢。关于科举制的起源或起始时间，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林林总总达十余种之多，聚讼纷纭，令人莫衷一是。但具体联系到进士科的设立时间，应该说符合历史事实的只可能有一种，其他各种说法必定有误。科举制到底始于何时，已经成为“科举学”中最大的一个热点和公案，或者说是一个历史之谜。由于人们对“科举”一词的含义理解不同或不够全面，加上史书对进士科的起始时间记载不够详明，故而造成观点的歧异。从1990年起，我就开始草拟提纲准备撰写考论科举起源的专文，然因无法驳倒其他各种观点而停下来。此后大约每隔三年就有一次写作此文的冲动，尤其是看到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关于隋文帝开皇七年（587年）建立科举制的观点在世界上日益流行，更感到很有必要正本清源，辩证清楚史书上关于隋炀帝始建进士科的说法是正确的。可是每次都因无法解释一些互为矛盾的史料，无法自圆其说而不得不一再搁置。直至1999年，我完成《再论唐代秀才科的存废》和《唐代俊士科辨析》两篇论文之后，方才扫清堡垒的外围障碍，理顺各种说法和相互抵牾的资料，最后发起总攻，解破科举起源之谜，攻克此学术难关，终于写成《科举制的起源与进士科的起始》一文，在《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首篇发表。
另一篇重头论文是《科举制对西方考试制度的影响新探》。科举制度源远流长，它是中国的特产，但却对东亚和西方国家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对西方考试制度的影响是以往中国人了解较少且相当复杂的问题。1943年，邓嗣禹在美国用英文发表《中国对西方考试制度的影响》一文，该文旁征博引，论述详赅，并附有70余种记载有关科举的西方文献。此后该文被广为引用，不过也有少数学者提出怀疑，因此科举西传说是否站得住脚，科举是否流传欧美也是一个尚无定论的历史之谜。西方考试制度果真受到过科举制的影响吗？1870年之前记载有关中国科举的文献是否仅70余种？从1991年开始，我就想写一篇论文来解决这些问题。带着这些问题，我于1993年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作高级访问学者时，整天到图书馆查阅资料。由于这一问题主要涉及19世纪中叶以前的西方文献，在中国基本上无处查阅，而在西方藏有此方面书刊的各大图书馆也多将之列为善本书而很难借阅，加之邓嗣禹文广泛查寻，细大不捐，已有相当的深度与广度，要在其基础上发现一条新资料都洵为不易。但经过半年苦苦的搜寻，我已新发现了1870以前论及科举的西方论著近50种。回国后，原本打算尽快将此贵重难得的资料翻译出来写成论文，可这些17至19世纪的文献多用近代英文和字体印成，有点类似于我们的半文言文，看起来很费力，且需要大段时间集中精力才能写上一小段文字，结果打打停停，一拖就是8年。这样，经过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才得到的宝贵资料，只好让它们躺着睡觉，明知大量的投入多年没有产出也无可奈何。幸好2000年获得赴日本创价大学教育学部做访问教授半年的机会，才最终得以将此难度极大的论文写出，新近在《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面世。该文认为，有明确的史料说明英美等国建立的文官考试制度曾受到科举制的启示和影响，科举西传说可以确立；科举考试西传欧美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就我的感觉而言，写这样一篇论文的难度绝不亚于写一本普通的专著。
风物长宜放眼量，文章不厌百回改。这两篇我自认为最有分量的论文都是写好后不急于发表，放了四五个月再修改后才投稿的。既然写作论文前后已花了十年八年，完稿后再放几个月又有什么关系？这与我有些急用先写赶忙提交或发表的论文有很大的不同。当然，多数论文是不能这么写法的，像这样长时间慢条斯理软磨硬泡一两篇2万字的论文，在现今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年度考核评价办法中相当不利，在当下流行“炒学问”和“跑学问”的风气中似乎也不合时宜，一般情况下自己短期内也不会再干这样的苦差事。但从长计议，真要写出令自己满意又有长远学术价值的作品，还非有“板凳甘坐十年冷”的思想和勇气不可。毕竟真学问还是要坐下来做出来，而不是靠跑出来炒出来的。只有树立精品意识，才可能生产出学术精品。在这方面，的确是知易行难。
五、维护统一高考
在现代教育研究方面，我所发表的论文涉及高等教育的不少问题，如《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本土化》、《可持续发展与人文教育》、《传统文化与中国高等教育》等，但最为集中的还是从科举研究延伸下来的现代考试制度研究，我现在获得的课题和指导博士硕士生的选题也多属考试研究方向。在考试研究中，又以高考研究为主。
高考是当代中国教育的基本制度之一。作为高校与中学之间的桥梁，高校招生考试既是高等教育的起点，也是高校与社会各界联系最密切的方面之一。高考改革历来是教育改革的关节点，因此相当敏感且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讨论，家长、教师、考生、教育管理人员以及其他人士都经常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大规模选拔性统一考试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尤其是高考长期实行之后，其利弊得失都充分显露出来，某些问题逐渐层累下来，影响特别重大和突出，因而要求改革高考制度的呼声日渐高涨。但是一些改革的呼吁者并没有充分认识到高考改革中存在着一系列的两难问题，若只注意问题的一面而未看到问题的另一面，有的改革反而会出现比原先更大的消极后果。只有理清这些两难问题，才能使高考改革沿着正确的轨道顺利进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许多主张彻底改革高考制度或主张废止高考的人，往往只看到高考的消极面，却很少考虑到废止高考后的替代办法是否会出现比实行高考更大的弊端；有的文学界人士激烈反对标准化考试，甚至提出语文高考就专考一篇作文以便真实地考察学生的语文水平，他们忘了以往对作文这类主观题的评分误差曾进行猛烈抨击，指出误差十几分是“草菅人命”；而教育学界尤其是对高校招生及考试较有研究的学者，却对高考改革问题较为慎重，很少轻言废止高考。高校招生考试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其中问题很多，改革难度也很大，不存在十全十美或两全其美的招考办法。在一个重人情、关系与面子的国度和文化氛围中，高考是解脱人情困扰、维护公平竞争的重要手段。
90年代以来，在反对“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下，各种报刊批评高考的文章很多，主张废止高考的人大代表、学者也不时出现，但教育理论界却很少作出有力的反驳，对高考的研究多偏重于考试技术和方法方面而相对缺少制度方面的研究。为了澄清有关高考改革的许多误解，如“统一高考乃计划经济的产物”、“统一高考是素质教育的障碍”、“高考为一试定终身”、“改掉统一高考是一种进步”等等误区，我在《高等教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高考制度研究系列论文，包括《传统文化与高校招生考试改革》、《再论传统文化与高考改革》、《为什么要坚持统一高考》、《高考并非“一试定终身”》、《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三论坚持统一高考》、《高考存废与科举存废》、《高考改革中的两难问题》等等论文，从理论上较深入地探讨了高考制度的利弊，反驳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有些还是指名道姓地与对方商榷。这些论文对教育界乃至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了冷静的分析，有力地维护了高考制度，其中研究咨询论文《论坚持统一高考的必要性》，还得到教育决策部门的采纳和肯定。
此外，我还对自学考试这种独具中国特色的大规模教育考试进行研究，也发表了一些论著，如主编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比较研究》一书2001年5月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限于篇幅，不再详述。在同时进行古今考试制度研究的过程中，我的一点体会是，历史确实常常会出现惊人的相似之处，鉴古可以知今，知今也有助于通古。“观今宜鉴古”容易理解，而人们对“通古宜知今”的体会可能就较少一些。一般来说，“通于古者窒于今，长于论者短于用”。越了解现实社会的一些问题，也就越容易认识历史上相似问题的真相。参加过高考命题工作，便使我对科举考试中的许多问题有了更深入的看法。可以说，古与今是互补为用的。
六、“科举学”的构建
随着对科举研究的深入，我日益觉得科举研究实在是一个广阔而专门的研究领域，具有重要性、独特性、广博性和现实性，科举研究的范围涉及历史学、教育学、政治学、文学、社会学等各个学科领域，任何单一学科都无法覆盖或囊括科举研究的所有内容，而且科举研究历史悠久、人员众多、成果丰富，几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科举并使之理论化和系统化，经过郑重的思考，我于1992年提出建立“科举学”的构想。当时撰写了《“科举学”刍议》一文，于1992年11月在全国第四届教育考试科研讨论会上作了大会发言，并在《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4期刊出该文，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与共鸣。1994年，又在《厦门大学学报》第1期上发表了《“科举学”发凡》一文。特别是近几年来，又连续发表了一系列的“科举学”论文，并组织其他学者撰写“科举学”笔谈等论文，这些论文多被人民大学复印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或《新华文摘》所转载，《“科举学”——21世纪的显学》还获得福建省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实际上，“科举学”的内涵和意蕴是如此之丰富，其范围是如此之广泛，其成果是如此之丰硕，以至于在一定意义上说，“科举学”早已是呼之欲出，只是以往无人自觉发掘此说而由我提出来罢了。因此，“科举学”的诞生，可以说是实至而名归。
因为中国语言文字的特殊性，中国人向来有称“学”的习惯，如唐代已出现“《文选》学”、“策学”，后来的“敦煌学”、“红学”等，这种“学”并非严格意义的学科而只是专门学问的意思。但“学”字并不是一个可以随便乱贴的标签。任何一门专学，都应是义立而后名至。如果某一研究对象内涵不够丰富，并不具备成“学”的条件，而研究者却硬是将其加上“学”字，那么这种“学”也是不成体系且难以为继的。在“学”字满天飞的当代中国，我提出创建“科举学”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科举研究中有些边缘和交叉地带是各学科独立的研究难以顾及的，可以说是非“学”无以统摄、无“学”难以整合，只有将其作为一个整体，将其纳入一个学科系统或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加强理论思维和扩展视野，用“学”的眼光和意识，方能涵盖和包容，才能将科举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因此“科举学”的出现并非任意的生造，而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也是势在必行的。
“科举学”虽是专学，却是一门综合性的专学，是多学科汇聚和交融的产物，即跨学科研究的结果。“科举学”可以成为研究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独特视角，从此视角观察，可以看到一个古老而全新、广阔而专门的学术视野，具有远大的发展前途。教育部考试中心原主任杨学为研究员在《厦门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发表的《中国需要“科举学”》一文中认为，首倡“科举学”，是很有远见的创举。我确信，在一个富有丰厚考试文化的国度中，无论是现实改革借鉴的需要还是学术研究自身的内在动力的驱使，都会推动科举研究走向繁荣，“科举学”将成为21世纪一门烁然可观的显学。
总之，多年来，我从事跨学科研究，在历史与教育的结合点上下功夫，取得了一些收获，但我深知山外青山楼外楼，更优秀的学者还大有人在。只是应《东南学术》杨健民副总编的约请，方敢将自己跨学科研究的一些学术体验形诸文字。为学之道，甘苦并存。依我的看法，做学问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学问之根苦，学问之果甜，或者说是苦中自有乐，乐在吃苦中。令人烦恼的是自己虽很想安心宁静地做学问，却身不由己常须应付一些非学术的挑战，真乃“树欲静而风不止”。但我想，只要自己志向坚定，就能排除外界各种干扰。正如郑板桥的那首《咏竹》诗所言：“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竹是一种刚柔相济、外柔内刚的生物，具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淡泊谦冲的气质。记得我第一次发表文章是在1980年，那是一篇题为《写竹三思》的散文，其中谈到竹的品格是“未出土时先有节，及凌云处总虚心”。做一个学者不是也应有如此品格和风骨么？
上山下乡时，我总觉得青山和蓝天都很美，但最耐看的部分还是远处青山与蓝天的交接处，因为天的边际特别湛蓝，山的边缘格外青绿。或许学科交叉处也与此类似。
（原刊《东南学术》2001年第5期“跨世纪学人”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