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与高考关系特别深厚的学者，我与高考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1977年参加高考，到现在主要研究高考制度和科举学，我与高考的缘分正好也是30年。有一些77级大学毕业生长期从事高考实际管理或命题改进工作，但如果就中国学术界、理论界而言，大概我是与高考关系最密切的学者之一了。
我出生在福建省龙岩县（现改为龙岩市新罗区），1976年6月高中毕业后便上山下乡，到1978年3月到厦门大学读书，当了1年零9个月的知青。比起许多老三届，我下乡时间算较短的，但知青生活的各种艰苦我也都经历过。考上大学，对曾经上山下乡的人来说，应该是一生中的最大转折。我上的是厦门大学历史系，当时的历史系不像现在这样冷门，许多综合大学中文系、历史系77、78级是全校入学分数最高的。本科毕业，我直接考上同系的研究生。
1984年硕士毕业，我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任教。从那时起，我便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的高考——科举制，即使从1992年开始研究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算起，我的高考研究经历也有15年了。我不仅曾参加过高考评卷和录取，而且16年前还参加过高考命题。不仅从1992年起被聘为教育部考试中心兼职研究员，而且从1996年起被聘为全国教育考试暨自学考试研究委员会委员。这些年来，我发表了40余篇研究高考的系列论文，其中最主要的是与取消或废止高考派作辩论，旗帜鲜明地主张中国应该坚持实行高考。
多年来，许多人对高考有各种误解，看到应试的一些消极现象，总是片面地将其归罪于高考。面对许多批判高考的声音，自己感觉经常要“舌战群儒”，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回过头来想想，自己做的其实主要是澄清对高考制度的误解，帮助或促使一些论者理性认识高考、了解高考改革的复杂性而已。这有点像灭火，一处燃起了一把盲目批判高考的大火，我发表一篇指出其硬伤或空想之处的文章之后便熄灭了。可过不久另外一家报刊又发表一篇对高考义愤填膺的讨伐文章或报告文学，于是我再次应战，去澄清事实，辨明道理。
人们对高考的议论存在许多误区，诸如“高考是计划经济的产物”、“高考是模仿苏联而来”、“高考造成了区域不公”、“高考是一试定终身”、“高考导致中国未能获得诺贝尔奖”、“实行社会化报名可以解决片面追求升学率问题”、“减少高考科目可以减轻学生负担”、“高考是素质教育的对立物”、“要像清末废科举那样废高考以寻找教育改革的突破口”等等，都属于似是而非的观点。
例如，有不少人将各省区之间高考分数线的失衡归罪于高考制度，认为高考造成了区域不公。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只看到问题的表象。从表面上看，因为高考制度，才造成倾斜的高考分数线，但本质上是高等学校分布不均、各省市高等教育资源不平衡所致，高考只是将招生考试中的区域公平问题突显出来罢了。如果没有统一的高考制度，像有些论者所说的实行各校单独招生，区域不公的问题照样存在，而且高校自主权加大，反而可能加大区域录取不平衡，区域不公问题更容易被掩盖起来。
同时，我还提出为科举制平反。因为否定高考或主张取消高考的人往往不由自主地会将高考与科举制度类比，只要说高考“变成了科举”，或者说高考是“新科举”、“现代科举”，就有很大的杀伤力。其实，科举本身已被妖魔化了，需要拨乱反正。古往今来的实践一再证明，实行考试制度有其弊病，但废止考试制度必将造成更大的祸害。理论上说考试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才方式，但实际上却找不到更好的可操作的公平竞争方式，而考试的办法至少可以防止最坏的情况出现。因此，为科举制平反，就是为了廓清盲目批判科举制的迷雾，就是为考试选才机制辩护，就是从理论方面为高考改革保驾护航。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及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是中国高考研究的重镇。尤其是以院为依托的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长期以来将高考改革作为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全国研究高考制度最多的研究机构之一。作为这些机构的负责人，今年，我不仅将发表上10篇的高考研究论文，而且将通过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主编出版有史以来第一套《高考改革研究丛书》，共8本，主要由我历年指导通过答辩的高考研究博士论文为基础构成，这算是我这位77级大学生为恢复高考30周年献上的一份厚礼。
（原刊《北京考试报》2007年4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