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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神仙信仰(1)

武夷山神仙谱系述略

乐裕贤【1】

神仙,既是道教尊崇的主要对象,也是古代社会精神文化的支柱,无论在道教体系,或社会民间,都有着“只能虔诚顶礼膜拜,不能丝毫亵渎侵犯”的无限威权。本文主要依照明徐表然《武夷志略》、清董天工《武夷山志》、民国31年《崇安县新志》、葛洪《神仙传》等资料略述武夷山众神仙。

2004年夏,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武夷山考察队,到武夷山做“土著先民文化考古”活动,在武夷山风景区境内的鼓子峰崖葬遗址中,发现了周代的印纹陶器遗存。由此可以推断:武夷山早在商周时期,古闽族先民们即有人在此修养栖息(这可能就属于当时的少数隐居在山的厌世者)。《史记·封禅书第六》记载说:“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黄帝用一枭破镜;冥羊用羊祠;马行用一青牡马;太一泽山君地长用牛;武夷君用乾鱼;阴阳使者以一牛。”而汉武帝却煞有介事的,于元朔年间(前128—123年),不远万里派遣使者,前到武夷山幔亭峰下,设坛祭礼武夷君。可以想见,武夷君在汉武帝心目中的分量之重,并足证他是一位较为远古的“天神”。据多种《武夷山志》记载:“相传,昔有神仙降山中,自称武夷君,受上帝命,统录群仙,授馆于此。”由此可以推断武夷君是受命于玉皇大帝,来到武夷山统管群仙的主神,其地位居于武夷诸神之上。因此,他亦就成为武夷山早期神灵的代表,而武夷山因此得名。由此武夷山成为民间信俗文化的一座“神”山。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方仙道的兴起,武夷君之影响扩大,于是在武夷君的影响下,武夷山又结集了“神星之精”皇太姥母子二人、武夷山主刘少公以及控鹤仙人和魏王子骞等十三仙诸。

皇太姥,又称太元夫人,民间称她为圣母。历代《武夷山志》有载说她是“上界天仙下凡,降临此山”,亦属天神层次,所以武夷君在秦始皇二年(前220年)八月十五日于幔亭峰顶宴请武夷乡人时,要与她一道即席,并在西方设专席座位,供其就座。所谓“神星之精”,神星本即是众星中的精华份子,再加以“精”,则是精中之精,这应升华到星的最高层。在庞大的星系中(古有东、南、西、北、中央五大星君,另加日、月总称为“七曜”星君),皇太姥隶属哪位星神之精?难探究竟。据武夷民间传说《王母娘娘惩恶鹰》的神话推断,她似乎与西王母有关,疑是西王母之化身。

刘少公,民间称武夷山主,秦时人。他之名在道书《云笈七籖》中载说:“武夷为升真元化洞天,真人刘少公治之。”所谓真人,据《淮南子·本经训》中载云:“莫生莫死,莫虚莫盈,是谓真人。”意即长生不死,虚幻无常。达到此种境界,即成为真人,这是民间信俗中的真人。刘少公应是开发武夷山的创始人和武夷山道场管理主人(此时,武夷山众多神仙,开始形成修道场所),从《云笈七籖》中的“治之”语意中理解:“治”的概念,当是他构建武夷山洞天福地中所实施的方法和措施。在道教体系形成之初,“治”是指洞天福地的一种雏形。东汉末年,道教诞生之初,便有“治”的修道场所的设立。《云笈七籖》卷二八载云:“治者,性命魂之所属也”。亦即所谓“要使身体与精神有所依托,就必须要有“治”的存在。武夷山其时应是“治”的创始,而刘少公则是被派到这里负责“治”的管理神。《武夷山志》载称:“刘少公,旧称武夷山主。”的确是恰其份。清董天工有诗赞曰:“武夷一片石,谁辟万山空?检彼古灵笈,当年有少公。”

秦时无道教体系,刘少公抑或在东汉时期,张道陵创教期间来武夷山?经过武夷君皇太姥、刘少公诸神的一番精心经营,武夷山道场“治”得到很大的发展。于是招徕了控鹤仙人和十三仙的结集,成集团性地据武夷山修仙炼道。

控鹤仙人,本名属仁,姓氏无考,为秦时人。他是天台山元虚老君华真仙师的第七个儿子,原出于上八洞之六的赤城洞天一脉,神阶很高。控鹤仙人之所以寄迹武夷山,是带有上天仙庭的特殊使命,其身份是上天派驻武夷山的使者,专为考察武夷十三仙(魏王子骞等)在武夷山的修为,届时引渡他们重新归籍,再入仙班。

天台山早在东汉时期,就有刘晨、阮肇入此山采药而遇仙的故事;其后有葛玄、葛洪曾在赤城之玉京洞炼丹,世称“道教祖庭”,与武夷山体系相属。据有关道书称:“凡证入仙班的仙子,均须到天台注名(登记注册)入籍,然后到武夷山“洗心”和“换骨”,才能飞升。因此,武夷山特设有“更衣台”和“换骨岩”,以备入籍仙子洗心换骨,飞腾升天。宋名臣李纲有诗赞道:“元化升真十六天,灵仙蝉蜕翠岩前。金坚玉润留余骨,密锁烟霞几百年。”

控鹤仙人在武夷山,驻跸于四曲鸣鹤峰的“清溪凝真洞”,与武夷十三仙修持之地“止止壶天”、“天柱峰”、“复古洞”相去不远。仙人日常除乘鹤出游外,只是静静观察十三仙之修为,并未与众仙道破机关。所以十三仙平时只见他驾鹤腾空,以为是武夷君,均毕恭毕敬地叩礼。在历经八百余载后,他一日驾鹤途经三姑龙潭上空,适遇十三仙在为乡人祷雨。众仙见之,以为是武夷君至,随即请其施法。控鹤仙人承诺,遂获甘霖。十三仙大喜,张湛因而向控鹤仙人献上祝诗一首,道是:“武夷山上武夷君,白马垂鞭入紫云。空里只闻三奠酒,龙潭波上雨纷纷。”

控鹤仙人乘此机会,仔细观察了十三仙,见其修为颇诚,访道亦精,于是即遣随身仙童何凤儿前往天台山,取来仙籍检视。见籍中具载:“子骞与张湛等,因饮酒过度,忤逆黄元真人(即灵宝天尊),被真人贬谪到武夷山修炼反省,八百年后乃得脱骨化仙。是时正好将届其时,于是控鹤仙人以“九品丹书”授之,渡其返归仙籍。控鹤仙人还在四曲卧龙潭旁,举仙剑将一巨石劈成两半,给当年孽龙之幼子,受许旌阳之命在潭中护山的幼龙示警。“应老老实实护好武夷山,不然,与此石一样”,此石人称“试剑石”,宋李纲亦有诗道:“炼气为金铸剑成,且将顽石试青萍。光芒郁郁冲牛斗,斩尽妖魔若发铏。”

武夷十三仙人是:魏王子骞、张湛、孙绰、赵元奇、彭令昭、刘景、顾思远、白石生(又名白玉生)、马鸣生、胡氏、李氏、鱼道超、鱼道远等。他们分别居于大王峰麓的“止止壹天”、“复古洞”、“天柱峰”等处修炼。

魏王子骞,据传说是春秋时魏国王子(亦有传为魏时人,姓王名子骞),在武夷山南十里有魏王故城(经多方查找,在武夷山南侧相距约十华里处的龟峰之上,发现有故城墙遗址,是否为魏王城遗址,尚待考证),相传是魏王子骞所筑。他是十三仙中的首领,带着十二位仙人在大王峰麓居修八百余年而后仙去,遗蜕于小藏峰。宋绍兴十八年(1148年),朝廷到武夷山向魏王子骞等十三仙祈雨有应,敕封其为“冲妙真人”,后又于端平元年(1234年)加封为“冲妙孚惠真人”。

张湛、孙绰等十二仙,均依魏王子骞为地主,居大王峰、幔亭、均峰之麓,得控鹤仙人所授之“九品丹书”之后,潜心修炼,同时悟道而证仙。宋绍兴十八年(1148年),张湛被皇封为“显应真人”;孙绰封为“灵应真人”;刘景封为“嘉应真人”;赵元奇封为“妙应真人”;彭令昭封为“冲应真人”;顾思远封为“静应真人”;白石生封为“善应真人”;马鸣生封为“惠应真人”;胡氏封为“普应夫人”;鱼道超为“助应夫人”;鱼道远为“顺应夫人”;李氏为“慈应夫人”。

十三仙首领魏王子骞还带有一位从仙潘遇。潘遇,本崇安县(今武夷山市)人,青年时因家庭变故,愤世而离家,先在武夷山南的中奢(今前兰村西南侧)山中修炼,后得魏王子骞相邀,一同到大王峰下与张湛等一道以子骞为地主,苦修得道仙去。后在宋端平元年亦受宋朝廷封为“通灵协济候”又加赐“协济妙感候”。

关于彭祖和二子彭武、彭夷之说:查多种史书和道书,仅有《列仙传》载说:“篯铿隐于此山,二子曰武、曰夷。”武夷由此得名。其实,彭祖是尧帝时人,又封于彭城(今徐州),后入四川的彭山,留家于彭亡山仙去,不可能来武夷山。清董天工在修《武夷山志》时,载他为最早武夷山神是据明徐表然《武夷志略》而来。但董氏在收载时,亦附有文说:“彭祖之事,幻妄不经。灵均《天问》所云:‘彭铿斟雉帝何享?寿命永多夫何长?'正以其事为不足凭。后世尚奇,反摭拾而为《列仙传》,谬矣!”这就说明,彭祖之于武夷,是“风马牛不相及”,故笔者不作武夷神之系列。

武夷山神之谱系,在西汉元封元年(前110年),武帝平定闽越国叛汉时,“诏军吏尽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闽)闽地遂虚”。由此,武夷山成荒芜之地,错过了魏晋时道教发展的有利时机,故自十三仙之后,武夷山沉寂了700余年,迄唐高祖李渊于武德元年(618年)在武夷山茶洞建“石堂寺”后,武夷山始有少数隐者寄迹。

后汉时,福建侯官(今闽侯县)人张垓,遁迹武夷山中,隐姓埋名,在大王峰南壁半腰一洞中修炼。不知历时多久,道成并在洞中坐化登仙。据传:正当他将仙去时,其母寻儿至洞下,大呼其名,他听见母声,即俯身顾视其母一眼而去,故后人见其仙蜕之头向右倾俯。宋初有樵者偶上此峰采药,见在其遗蜕之背有像金钱般白点六七个,手上有“杰”字,其旁有方石一块,石上一金蟾踞此,并昂首向着仙蜕,故后人称其为金蟾的化身。有山人在峰近旁拾得木牌一片,上书张垓字样,故知其名,山人称他为张金蟾,其洞为“张仙洞”。

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巡案御史李元阳,闽中参政张时彻,督学江以达,建南分宪汪佃等一行,曾攀登张仙洞,见其遗蜕尚完好无损,江以达特为此撰文《张仙洞记》说:“岩可深数丈许,有张仙玉体在,跌坐而回首。”李元阳题《观张仙洞》诗云:“群山环拱大王峰,缥渺丹梯历万重。蜕骨仙人何处去,巉岩回首石为容。”

明万历初(约1573—1577年)福建代巡抚扬四知游武夷,到张仙洞见仙蜕裸呈不雅,随制衣冠并将其置山下,建庙供奉。但有道众议为不妥,复还其位并在洞旁置铁栏以护。遗蜕至清未尚完好,后于民国中期毁于兵燹。

西晋至隋期间,有李铁笛(洛阳人)、李磨镜(燕山人)、娄师钟、薛邴、张草衣等,相继入武夷修炼,他们均居于止止庵一带,并都得道证仙。

唐中叶,道教形成了“福地洞天”道场体系,武夷山随着道教的发展,山民对神仙的信仰日益增强。天宝年间(742—756年),武夷山开始发展道教建筑,在大王峰麓洲渚间建“天宝殿”,用以祭祀武夷君,为武夷山道教开辟了活动场所。由此招徕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孔、庄、叶三女入山修道,栖止于天柱峰(即大王峰)下。三女修道志诚得遇皇太姥并授丹诀,嘱其到均峰北壁的云虚洞中继续修炼。后得证仙,分别获“太素孔元君”、“太微庄元君”、“太妙叶元君”等仙号。其修炼之所世人称为“仙女梳妆台”,遗址现尚完好。清董典斋有诗赞曰:“瑶姬携手降凡尘,天柱峰头遇太真。丹诀遥从青府授,云虚洞里往来频。”

三女证仙的影响,引来素有“高阳酒徙”之称的散仙许(石普)。他原是唐时高阳(今河北保定市)人,少年举进士不第,故学仙于王屋山。道成,遍游名山大川。是时得闻武夷山之名,特来游览。到时被武夷山之秀丽而惊叹,遍涉武夷诸峰而后驻足三仰之巅,在峰顶写下:“许碏自峨山寻偃月子到此”,并在九曲溪的四曲金谷岩下题诗道:“阆苑花前是醉乡,踏翻王母九霞觞。群仙拍手嫌轻薄,谪向人间作酒狂。”因为他常日里都在醉乡,世人有怪者问时,他回说:“我为就宴昆仑失仪见谪”,并自称是“高阳洒徒”,世人目他为疯子,他却乘疯而乘云飘升。董天工题诗云:“历遍名山到武夷,摸崖凿壁醉题诗。一经叔夜高歌后,满壁龙蛇千古垂。”其题诗金谷崖,今为武夷山人称为“题诗岩”。

随着张、二李、娄、薛、三仙女、许碏等众仙在武夷修炼所发生的影响扩大,引起崇信道教的唐玄宗对武夷山的关注,特遣登仕郎官颜行知奉敕来武夷山,封敕武夷君诸神仙,并在九曲溪的一曲刻石,敕令“全山禁止樵采”,以保护武夷山生灵,加深武夷山的神秘性,为武夷山涂上浓郁的道教色彩,由此跻身于道教的三十六洞天的第十六洞天。

五代十国时期,闽王昶弑父自立,迫其弟王延羲到武夷山修道。王延羲于通文元年(936年)入山,闽王昶修武夷天宝殿供其修炼,由此王延羲成为武夷山以宫观为活动基地的第一人。王延羲入武夷山修道,虽然为时仅有两年多,但因他的特殊地位和社会影响,随即招徕较多的从道之人,夯筑起武夷山道教发展的基础。天福四年(939年)七月,王延羲复闽王之位,号大闽皇帝,改年号为永隆,因此,武夷观影响扩大,入观修持者日众,香火更加旺盛。

李良佐是继王延羲之后入武夷山兴道的奠基者,他生于后梁贞明(918—920年)间,为南唐烈祖孝高帝李昪次子。少年时聪颖好学,能文善于诗词,但性格冲淡,节俭朴质,不事奢侈。其母种氏欲使已继李昪位,曾向李昪进言说:“江王景易(李良佐时立为江王)才能超出齐王景通(李璟)。”李昪认为她非法干政,将她幽禁并令削发为尼。因此,李良佐则被另眼看待。李昪去世,李璟继位。李良佐自觉应隐居山林,故于保大二年(944年)辞去江王之位,拜别乃兄李璟,访道于江南名山大川,至武夷见山清水秀,有仙灵旧迹,遂驻足武夷,自此跻身武夷山仙道行列。李璟得知其弟在武夷入道,特遣御史大夫张绍持敕到武夷,敕当地有司,将原建在洲渚间的“天宝殿”移建大王峰下,并御赐匾额“会仙观”,铸千斤铜钟悬于观中,册封李良佐为“演道冲和先生”,下诏“方圆一百二十里,为本观护荫”,禁止在此樵采张捕,把武夷山正式纳入道教的道场体制,在道教的“洞天福地”体系中占有确切的位置。李良佐在武夷修道三十七载,聚集了众多道士羽流,弘广道法卓有成就,声誉甚隆,故后人称其为武夷宫观的开山之祖,为世人所瞻仰。他使武夷山的道教发展和宫观建设,由此达到第一个高峰。

继李良佐之后,陆续有葛真人、詹真人、李仙、罗仙、吴公、丘公、知微子、陈冲素等诸仙相继聚集武夷,武夷道教由此趋向繁荣。

葛真人,俗名无考,居于武夷山一线天的灵岩石穴中。灵岩石穴高大宽敞,能容数十人,昔有巨蟒盘踞其中,吐气伤人,无人敢近。葛真人施法斩之,并在其地创庵以居。清时尚有葛仙馆和灵岩庵,今庵、馆均废,但斩蟒洞犹在,人称为馘妖洞。

詹真人,亦不知其俗名及何方人氏,唐宋间入武夷山,在九曲南山的云岩洞,用竹杖怒驱踞洞蟒蛇,镇之深洞不能出,随即利用巨洞创建“云岩庵”,后仙去,其庵至今犹存。清董天工有诗赞曰:“巨蟒蟠洞壑,吐气谁能胜。怒把青筇击,深藏不敢升。”

李仙、罗仙,均不知其姓氏,何处人。李仙在四曲鸣鹤峰西南,更衣台东侧一高峰修持,其峰顶有洞而陡险,是李仙坐化处,后人称此为李仙岩。明嘉靖进士,江西按察使司佥事白悦题诗云:“李仙在何处,夙昔隐岩中。捣药视月鬼,骑龙乘天风。圣灯吐金焰,真蜕俨玉容。我欲从之去,仙源杏难迎。”罗仙,江西庐山人,来武夷修持,久居于换骨岩之灵云洞,得控鹤仙人所遗宝印而证仙。

吴公、丘公,姓名失传。吴公在八曲北岸之鼓子峰(又名并莲峰)腰崖洞石室中修炼。该洞天成,外隘中宽,可容数十人。吴公在此中修炼不记岁时。一日,道成将仙去,特将木炭画阶级于峰壁,随画随登,直至峰巅,遂冲举飞升。其修炼之石洞,至今保存完好。明人杜圻有诗赞吴公洞云:“洞天真境异凡间,护翠流云面面寒。千古吴公遗迹在,青霄不见鹤飞还。”丘公在九曲灵峰左麓之寒岩石室修持。日间常常化身为老乞儿游于市,然不乞不讨,但能预言祸福。道成坐化洞中,留诗曰:“本是瀛洲仙子,倘徉元化洞天。笑指蓬莱归去,冲飞直入苍烟。”其洞山人名为“丘公洞”,洞壁有摩崖“寒岩”二字。

知微子,樵阳人,姓孙,名字无考。入武夷山,结庐于山南马枕峰东麓之毛竹洞。此处巉岩峻陡,崖壑出奇,洞高路险,林深苔滑,平时极少有人至此。宋李纲曾寻游后写道:“洞生毛竹绿猗猗,枝干扶疏满洞垂。传是群仙游息地,蔽藏不许外人知。”知微子隐修于此,闲时采药济民,自己多食松果饮泉,得冲举术,遍涉武夷峰岩崖壑,来往行云驾雾。后飞升而去,著有《知微子》一卷行世,宋文学家苏轼曾为此书作序。

宋代以降,皇族笃信道教,武夷山道教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真宗赵恒赐御书“冲佑”道观匾额,改“会仙观”为“冲佑观”。或赐钱币、或赐田产,遣使投送金龙玉简等活动达数十次。大兴土木,扩建道院宫观,屋守达三百余间,武夷山一跃成为道教活动中心,并随着丹道的发展,演变为金丹派南宗的根据地,由此,大量仙真和高道,羽流结集于武夷山。其中跻身仙真的有:邹录事、吴怀玉、徐熙春、陈冲素、李陶真、王文钦、黄扑、白玉蟾、郭道人、徐顷、黄威中、金志阳、蔡双髻、王广、草鞋仙。

进入羽流高道行列的有:王通、江成真、江师隆、刘梦鼎、陈丹枢、陈洪范、刘妙清、王与敬、彭日隆、张与玉、张克真、张志道、林文能、金复婴、汪三宝、刘端阳、张廷安、张三丰、周千秋、黄合贤、江一源、钟全容、任圆智、金象、邓迁达、潘养素、虞启祚等。

邹录事,北宋宝元时人,原居崇安。康定间(约1040年)应崇安县令赵汴的邀请,聘为崇安县录事。为人奉公,遇事谨慎。除薪俸之外,一介不取,因而家境清贫如洗。当时除祖上留下几亩薄田地,别无他物。赵汴为清廉之官,故二人相处甚密。汴任职秩满,回籍无资。邹录事卖祖田以助赵汴之行,赵汴不受,邹曰:“业已鬻,失祖父田、钱无所置。”赵汴不信,暗访邹言属实,感而受之。赵汴离职后,他即弃妻、子,入武夷山修持、遇张湛授以九转丹诀,结茅于幔亭峰,后证仙尸解于幔亭峰。

吴怀玉,北宋崇安人,中年弃家入武夷山修道、结庐于大王峰顶,常步罡礼斗,老无衰颜。他目人间为“俗无可视”,因此无论行或坐,均闭目不睁。世人称之为“眇翁”。某日他醉酒之后,在冲佑观指着武夷君、魏王子骞之神像云:“岁右戌子(端拱元年,988年)降为人主……,三十有八载,当抚平四海。”被敷衍成影响极大的“武夷仙瑞世之说”,使宋廷对武夷山道场极为尊崇。其年达96岁,无疾而化。

徐熙春,邵武人,原操酒业。一日,有韦道人到酒肆乞酒于其婢,被熙春察觉,即鞭挞其婢,伤婢肌肤。道人即用百伤丸为婢疗伤,一贴立愈。且道人又教婢制药之法。药成,将余水倾其家井中,并嘱婢曰:“后再作药丸,必用此水,能治百病。”婢屡试屡验。熙春悟道道人必仙欲追随不果,故即虔诚向道。不久一夜,梦铁冠道人揖之相语曰:“旦至城南五峰院相晤。”翌日,熙春往,果见所梦者,自言姓蔡,住武夷山,并赠熙春“五花草”,嘱食。熙春遵嘱而食,于是自此绝粒。蔡相约某日武夷相会。熙春如期往,则蔡已先至。熙春到大王峰下,蔡先行飘然渡过一曲,熙春以水深不能渡,遂止于金身院修持。后坐化于大王峰东壁一洞,其遣蜕至清代尚存,容颜欣然如含笑状。其洞山人称之为徐仙洞。后因兵燹,遗蜕被毁。

王文卿,号冲和子,江西南丰人,又名癫道人,原为士子。一日偶夜行遇雨迷途,得仙人授以神霄雷法,遂入道。宣和间(1119—1125年)入武夷居石鼓道院修持,道行高深而被荐于朝,徽宗拜为太素大夫,在朝施法驱鬼止雨有功,又拜为“金门羽客”,赐号冲虚通妙先生,并命为侍宸。他在武夷山创神霄派,弟子众多,支流繁出。一日风云晦冥,登楼而渺。

李陶真,东京(今开封)人,北宋熙宁(1077年)入武夷,居一曲北之止止庵。有时出其牒示人,乃唐开元所给,众笑其荒诞不可信,李亦一笑置之。陶真好吹铁笛,每作穿云裂石之声。某次过小年(年终最后一个节日),道士集而欢饮,陶真赴宴。忽然诸房均有笛声同发,众道士骇之。后再至通仙岩居,不久留诗“毛竹森森自剪裁,试吹一曲下瑶台;当途不遇知音者,拂袖白云归去来”,并吹着铁笛飘然别众而去,不知所终。

黄朴,樵川人,绍兴初(约1131—1133年)入武夷访仙无遇,忽于白云岩下见有草庵,内有道姑,姿色殊丽,问黄朴来故,黄答来洞天访仙。道姑曰:“洞天无形,尔岂可觅乎?”时日将暮,道姑邀黄在庵止宿,黄曰:“汝妇人独处,于义不可。”姑曰:“此地多虎,恐君见伤。”黄朴不听其邀,遂坐于户外。夜半虎果至,姑再开门呼之,黄扑仍然不肯起,坚坐至天明,虎亦潜去。道姑对扑曰:“君真有志者,洞天去此不远。”乃指路曰:“途有深溪不可渡,遇樵者,当拜求之。黄扑信其言,循所指途行,果遇樵者拜求之,樵者怒曰:“是妪如许饶。”于是遂令扑闭目,挽樵者衣,悠忽过溪。只见宫殿崔嵬,不可名状。有一人碧冠绛袍、云履、坐殿上,命左右引扑至前曰:“汝何人,辄至此?宜带回,积功累行,他时再来。”乃给予胡麻饭饮食之,遗之出,至崖下,回望时,仅高山深谷,原境杳然,道姑及庵亦失其所。黄扑遂绝粒,静修于三仰之巅,后坐化仙去。

白玉蟾,字如晦、以阅,白叟,号琼琯,云外子,琼山道人,武夷翁,武夷散人。本姓葛,名长庚,福建闽清人,生于琼州。其祖葛有兴,曾任职琼州(今海南琼山县),父葛振兴随父居。玉蟾生时,“母梦道者以玉蟾授之”故名。因祖与父相继去世,母因生计所迫而易嫁白氏,故随继父姓。玉蟾生性敏慧,十岁即赴广州应神童科试,主考出命题:赋《织机诗》,他不假思索即赋:“大地山河作织机,百花如锦柳如丝;虚空白处做一匹,日月双梭天外飞”。考官以不合题不予录取,他一气拂袖而归,弃功名入道罗浮山,师事金丹派南宗四祖陈楠。南宋嘉定九年(1216年)白玉蟾入武夷山(第二次入山)居于止止庵修持,收徒彭耜、留元长等弟子,授之以洞元雷法。期间时而蓬首赤足,狂涉于各峰峦间;时而青巾野服,漫步于溪涧泉边,题诗自嘲云:“千古蓬头赤脚,一生服气餐霞,笑指武夷山下,白云深处吾家”,决心证道武夷。嘉定十五年(1222年)四月,白玉蟾赴临安伏阙上书,直陈天下事,但被佞臣所阻,未能如愿。因借酒消遣胸中块垒。谁知酩酊大醉,误闯京兆尹衙门,被兵卒以“醉执逮京尹府”,关入京兆府大牢。但第二天府尹知是白玉蟾,命人至牢放人请罪时,牢中不见人影。此事被宁宗知道,认为他是道教高人,且多次“为国升座”,主持国醮有功,故不予追究。白玉蟾道参大洞法篆,创内丹紫阳派,成为全真南宗五祖。著有《琼琯集》、《武夷集》等六部数十卷,均属道教重要经书。其文学诗书俱佳,草书有“龙翔凤翥之势”。其高足彭鹤林评其道法云:“玉蟾尝夜过鄱湖,剪纸为月,嘘于樯端照行。达旦又与众泛西湖,酒酣跃入水,寻于海丰见之”,佐证其道法高深。

郭道人,徐顷,黄咸中等仙人及众羽流从略。

三、结语

武夷山之神仙谱系,其对我国道教的影响,深远而广泛。神之谱系始自武夷君,其说虽属荒诞,然却有历史传统正著《史记》为凭,可以算作我国道教前期神仙信仰的代表,亦是闽北民间尊崇的代表。可惜的是,武夷山在西汉后期直至唐代这段时空里,错过了魏晋道教发展的黄金时期,使武夷山道教推迟发育和形成体系。唐中叶,太子文学陆羽撰《武夷山志》记述了“武夷君幔亭招宴神话故事,把武夷君定位于“地官也”,极大地提高武夷山的仙道影响,促使李良佐等入山,产生了神霄派王文卿、金丹派白玉蟾等众多“仙真”人物,使武夷山为宋朝著名道教演道场所,并纳入皇家管理范畴,派遣专职管理官员进山管理。自宋宣和年始至宝佑年间止共遣派提举、主管近百位,让武夷山宗教活动得到有力的支持,并使其后延,直至明、清两代,成就武夷山儒、释、道三教同山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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