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道教文化研究综述
张霞
有关武夷山道教文化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这几方面：兴盛背景、历史沿革、道教宫观、神仙道士、儒释道关系、旅游价值、道教遗址。全面、系统地梳理已有成果，进而发现其中的不足，并且对日后进一步努力的方向展开初步思考。另外，本文还就相关的研究资料情况加以说明。
一、研究成果
武夷山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是指位于闽赣交界处的广阔山系，横跨两省；狭义上，过去只限于武夷山风景名胜区，如今包括有武夷山市和武夷山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地。【1】这里不仅风景秀丽，而且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其中，以道教文化最为源远流长。【2】从远古时期的神仙传说到历代宫观的不断兴修，武夷山在漫长岁月中积累了丰富的道教资源。与此同时，相关的研究也陆续开展，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一）兴盛背景
武夷山深厚的道教文化首先得益于它独特的自然环境。地处闽北山区的地理位置，使其远离中原文化和皇权中心。南北交通的不便又造就了这里地形复杂的独特风貌。加之，风景秀丽、山水环绕，与道家提倡的“天人合一”不谋而合。当然，只有优越的地理环境是不够的。武夷道教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还受到它所处文化环境的深刻影响。早在上古时期，这里就形成了历史悠久的楚文化。其中蕴含的许多宗教因素与日后武夷山道教的兴起密切关联。另外，东南地域自古就有着浓厚的道教传统，正是它塑造了武夷道教的特有地位。【3】因此，“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久远而神秘的宗教文化奠定了武夷山后来三教文化同山的坚实基础”【4】。也有学者认为，武夷山道教之所以能够兴盛，最大的动力来自历代帝王的敕封。武夷山在历朝历代都备受朝廷奉敕，到宋代，这里成为诸多儒生官员祠禄的场所。【5】正是借助皇权势力，才使其道教得到空前发展。【6】
（二）历史沿革
自古以来，武夷山地区就流传着各种神话传说。某种程度上，可以将其视为武夷道教的源头。古越传说中蕴藏着丰富多彩的道教思想，它们促成了武夷山道教的产生与发展。【7】如何重新认识、理解这些神话故事，引入新的学术术语显得尤为重要。作为近年来新出现的学术概念，生态美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审视视角。【8】目前，学界一般认为，武夷山道教始于唐代。天宝七年（748年），唐玄宗册封天下名山大川时，武夷山名列其中，被列为道教三十六洞天之第十六洞天。到了宋代，武夷山道教开始走向昌盛。这一时期，道观林立、高道辈出。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封建王朝大力提倡道教。受益于此，这座“洞天福地”的道门也不断得到承续。
（二）道教宫观
道教宫观是道士们进行祀神、祈禳、修炼的活动场所。作为道教名山之一，武夷山自然不会缺少道观分布其间。对它们的过去与现状进行全面回顾，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加以把握。【9】武夷山历代修建的道教宫观有天游观、天壶观、灵峰观、会真观、升真洞、清微洞真观（即白龙观、水帘道院）、清真道院、元元道院、云窝道院、碧宵道院、独龙道院、三隐台。【10】其中，最著名的如止止庵、冲佑观和桃源观。冲佑观又称武夷宫，是武夷山冲佑观在明清时期的别称。从历史沿革和历史文化价值角度着手，学者对这座道教名观予以深刻剖析。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相传，汉武帝就曾在幔亭峰设坛祭祀仙人武夷君。到北宋时，冲佑观得到扩建。其前身为会仙观，是武夷山历史上第一座道观，也是后来武夷山所有道观中最大、最有影响力的殿宇式道观。冲佑观在武夷山道教发展史上不仅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在时间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即上承丰富多彩的武夷神话，下开两宋时代武夷道教的鼎盛时期。另外，就空间上而言，冲佑观使武夷本土神祇与中原道教神仙系统接轨，进而形成了有着浓郁特色的武夷山道教文化。因此，它在武夷山道教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冲佑观也是道教神霄派和道教南宗发展的发祥地之一。北宋末年，道教出现了新道派神霄派，以传行神霄雷法为主，它的创始人王文卿就隐居在武夷山修道。道教南宗的创建者白玉蟾也曾在冲佑观和止止庵住持。此外，还有许多关于冲佑观的历史掌故以及历代主管官员也已作出翔实梳理。【11】
（四）神仙道士
从先秦时期的彭祖到宋代的白玉蟾，历史上曾在武夷山修炼的神仙和道士数不胜数。神仙方士有陶唐时代的彭祖，秦代的黄太姥、武夷君、刘少公、控鹤仙人、十三仙、潘遇，东汉时期的张垓；颇有影响的道士有晋唐时期的娄师钟、薛邴、李铁笛、孔、庄叶三女，五代南唐时期的李良佐，宋代的邹录事、吴怀玉、葛真人、詹真人、李仙、罗仙、知微子、徐熙春、陈冲素、李陶真、王文钦（卿）、黄朴、白玉蟾、郭道人、徐顷、黄咸中、王通、江成真、江师隆、刘梦鼎、陈丹枢、陈洪范、刘妙清（女），元代的金志阳、王与敬、彭日隆、张与玉、张克真、张志道、林文能，明代的钟全客、任圆智、余象、邓行达、虞启祚。【12】但是，受史料等因素限制，学者的讨论多集中在少数几位。
有关彭祖的神话传说数量颇为可观，从而奠定了武夷山在中国神仙道文化中的显著地位。【13】这些故事既丰富多彩又扑朔迷离，利用多种史料对它们的来源和融合情况进行考辨后发现，虽然“先秦诸子注家把种种彭祖的故事联系在一起，全国各地也纷纷拉彭祖做亲戚，但彭祖最为人所知的长寿养生的种种传说却主要是魏晋以后的道教学者附会上的，其附会之原因，则是《庄子》中的一些记载”。总而言之，无论是唐诗宋词，还是明清小说或野史，乃至民间传说中屡屡出现的彭祖不过是个箭垛式的人物。【14】
同样，也有学者探讨了武夷君的来历。【15】不过，武夷山道士研究中成果较为丰硕的还要数南宗五世传人白玉蟾。白玉蟾16岁就出家拜师学道，先后到过广东、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在武夷山期间，他不仅创立了紫阳派（又称内丹派南宗），形成正式教团，而且，“他的修炼以精、气、神为核心，掺合理学和禅理”，使道教思想和理论得到发展与丰富。既为道教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又对宋元以后的道教发展产生很大影响。【16】关于白玉蟾的研究数量可观，且主题丰富，涉及多个方面。【17】就他和武夷山道教的关系方面，学界既有宏观、全面的探讨，【18】也有比较具体的讨论。比如：白玉蟾在武夷山的行迹状况，【19】白玉蟾与武夷道友的交游活动，【20】以及他与武夷茶的关系，【21】白玉蟾“止止”说中包含的道教生态美学意味，【22】等等，学者都进行了一一论述。
（五）儒释道关系
武夷山向来以道教圣地著称于世，但同时也是一座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宗教名山，宗教融合的色彩十分浓厚。【23】它们三者在历史时期的构成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如何，学者做了系统分析；【24】以武夷山民间神话传说为例，探讨儒释道三教在民间的合流情况。【25】从武夷山茶礼俗出发，着重讨论其中所包含的儒释道三教文化。儒家以茶修德，提倡中庸、和谐；禅宗重视“坐禅修行”，佛教茶礼以茶修性；道家茶礼以茶修心，追求宁静淡泊。儒释道三教虽有不同，但民众却能兼容并蓄。武夷山茶礼俗文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相互融合、共同发展。【26】
武夷山儒释道三教问题的讨论中，较多地围绕朱熹与武夷山道教的关系展开。朱熹虽为理学大家，但长期在武夷山停留的经历使他与武夷山道教有着种种不解之缘。因此，朱熹个人有着强烈的武夷山情结。【27】而且，在武夷山时期，他还与诸多道士交游频繁。【28】事实上，无论是因朝廷敕封而得以兴盛，还是日后道门不断发展，武夷山道教都与以朱子理学为代表的儒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武夷山源远流长的道教文化对这一带的理学家产生了深厚影响，它在宋代的兴盛又营造了朱熹理学道门气质的文化氛围。朱子理学体系的创建也受到武夷山道教氛围的深远影响。就朱熹个人而言，学者分别从朱熹生活世界中的道教、朱子理学与道学道教、朱熹与道教金丹修炼思想、朱熹对《阴符经》的吸收与借鉴等方面讨论了朱子理学与道教的关系。此外，还涉及朱熹的养生思想。事实上，不仅朱熹在武夷山与道门中人多有来往，享有“东南三贤”（即朱熹、吕祖谦、张栻）之称的理学思想也都与武夷山有着深厚渊源。【29】
武夷山三教同山的特征还体现在道教宫观中。作为道教名观，冲佑观也是宋代及以后历代理学家们阐释儒家经义，传播理学思想的讲坛。因此，冲佑观既蕴含着道教文化的精髓，又闪烁着儒家传统文化的遥远光环。武夷山不仅是洞天福地，而且是历史上著名的“道南理窟”。杨时等大儒曾将这里作为理学重心南移的中转站，也是朱子理学由诞生走向成熟的大本营。在这个过程中，武夷山冲佑观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既是理学家宣讲儒家经义，传播理学思想的讲坛，又是宋代儒释道相互融会贯通的交流站。同时，宋代理学还从多方面给武夷山冲佑观道教学者的理论带来新启发。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南宗五祖白玉蟾。当然，武夷山发达的佛教文化也对它的道教和朱熹理学产生有一定影响。【30】
（六）旅游价值
武夷山道教文化可以细分为道教山水文化、道教神仙文化、道教名士文化、道教宫观建筑、道教摩崖文化。它们既是历史文化遗产，又是难得的旅游资源，有着可贵的旅游价值。【31】充分了解现状的基础上，指出对其中存在的问题，同时进一步思考以后的旅游开发。【32】开发武夷山道教资源时，生态问题值得注意。从生态链角度出发，对武夷山道教文化旅游项目的开发和管理做学理分析，显得颇有意义。【33】
（七）道教遗址
除了几座大型宫观，武夷山还散存多处道教遗址。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道教遗址是广义上含有丰富道教内容的历史遗迹。通过考察武夷山宗教文化遗迹和景观，可以对历史时期出现在这一地区的各种宗教实体形成总体认识。【34】武夷山的悬棺就有着道教底蕴，是武夷山地区原始宗教理念业已形成的重要物证。【35】作为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地，武夷山有大量的摩崖石刻。武夷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对这些珍贵的资料进行编著，汇总成书出版。【36】除了数量不菲，这些摩崖石刻还积淀了深厚的历史内容和文化底蕴。学者将武夷山摩崖石刻丰富的文化内涵总结为十个方面，认为它们“并非孤立为用，而往往是有机的交织组合在一起综合为用”，只有对其基本特征做整体把握才可能得到正确的解读方法。【37】
二、相关资料
与武夷山道教文化相关的资料主要有实物资料和文献资料两种。实物资料包括宫观遗址和摩崖石刻；文献资料有志书和文集。
目前，除止止庵、武夷宫、桃源观等几处现存大型道宫建筑较为完整外，武夷山还有散落多处的宫观遗址。虽然其中很多遗址的保存状况不够好，但它们仍然可以为研究者提供文字资料以外的新材料。现在，这方面的工作尚显欠缺，有待于进一步挖掘。【38】
武夷山地区的摩崖石刻颇为丰富，是武夷山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源远流长的人文底蕴孕育、吸引了众多的文人骚客，他们不仅吟诗作赋，而且留下了琳琅满目的摩崖石刻，成为武夷山历史文化的实物见证。据史书记载，武夷山摩崖石刻始于东晋，历经唐、宋、元、明、清以及民国，绵延不绝。由武夷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组织编定的《武夷山志摩崖石刻》以武夷山风景名胜区为主，对武夷山市境内、散落在景区以外的零星崖刻也都有收录，是一部集大成之作。它的优点主要体现在：收集全面、资料翔实、图文并茂。是武夷山目前最全面、最翔实、最权威的摩崖石刻汇编。全书的编撰体例以各景区作为区分，分别就每一个景区内所包含的石刻资料进行收录，景区以外的列为“其他景区”。不过，由于主题所限，对于“历代的碑刻、坊刻，以及今人移置、竖立的卵石、石幢上的题刻”，本书都未作收录。在汇集全部摩崖石刻原图的同时，该书还附上了相应的叙述文字，除了对题刻全文做呈现外，还提供了题刻本身的历史演变、书写规格等信息，以及作者简介和内容的浅释。不但增强了可读性，而且为读者提供了尽可能全面、丰富的信息。此外，对于地方志中有记载，但至今未见到实物的，将其列于附录中，以便于日后查找。还有部分石刻由于严重风化已无法识别，志书中也没有相关记载，暂且不作收录。【39】
关于武夷山道教的志书，主要是历代修撰的《武夷山志》。从宋代刘夔首次编纂志书到清代董天工，前人修纂的《武夷山志》共有十四种。除其中四种保留至今外，其余都已散佚。明朝徐表然撰《武夷山志略》（以下简称徐志）共四卷，主要内容有武夷山图序、武夷题咏纪、武夷序纪、武夷山图绘纪、武夷山水总图、南唐御帖、国朝祀典、公移、九曲擢歌、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七言律诗、五言古风、七言古风、长歌、武夷宫左之图、武夷宫右、寓贤序、诸贤图序、仙真序、列侨图释。【40】这是现存较早、保存较完好的有关武夷山的善本方志之一，现藏于河南大学图书馆。徐志的优点在于：体例严谨、考证翔实、插图丰富、名人题咏很多。正是因为这些独有的特点，使它不仅受到当时人的欢迎，而且在后世广为流传。清朝人董天工编撰《武夷山志》时也曾参考过这个版本。【41】不过，董天工所纂山志（以下简称董志）最为美善。董天工（1703—1771）为福建省崇安县（今武夷山市）人。作为本土学者，出于对家乡的热爱，他在遍览武夷山水的基础上，又对旧志书和诗文收集，进而成就了这部十五余万字的巨著。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董天工开始编撰志书，两年后完成。董志详细叙述了武夷山的山水、形胜，历代所受敕封，以及曾到过武夷山的名臣、官宦、隐士、僧道等，还有一些古建筑的兴衰情况。【42】由于对前人成果进行充分借鉴，吸取了其中的精华部分，使其成为诸多武夷山志中体例最完善、内容最丰富的一部。迄今为止，它是“研究武夷山景点名胜、奇峰怪石、秀水灵泉、地理特征、儒释道三教同山、物产习俗等文化资源的权威史料”。今又有方留京等人对董志进行重新点校，他们参照董天工曾参考过的几部志书对其中的出入和错误之处予以纠正，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43】
今人编纂的《武夷山志》中，首当其冲的是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该书属于《福建省志》丛书之一，以武夷山脉福建境内的地域为范围，对它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景观做了系统汇编。全志分成六篇，分别为环境、资源、名胜、文化、管理、人物，各篇又有若干章节。最后，还附有大事年表。由于结构安排的原因，有关武夷山道教的内容虽然分散在不同部分，但仍不失其全面性和翔实性。而且，这部志书从不同侧面具体介绍了武夷山的各方面情况，有助于研究者对武夷山道教的理解和认识更具有整体性和深刻性。【44】
除了以上所述几部《武夷山志》外，还有一些史料颇具价值，值得重视。可以将它们进行相互比照解读。明朝徐表然还汇辑了《武夷山名胜图绘》，这本书以图文兼并。书首有十一幅图，首尾两幅虽未标明主题，但大致可以看出其所绘内容是武夷山的全景图，其余九幅描绘了一曲到九曲的图景。之后，又附有大量文字，对这些武夷名胜做了一一介绍。【45】
清朝王复礼修撰的《武夷九曲志》，主要是对武夷山九曲之地的不同景致以及古人留下的诗文进行了梳理。全志分为两部分，卷首包括序文、凡例、山图、三十六峰说、九曲溪说、各曲图说；然后，分别就每一曲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加以翔实介绍。如峰、岩、嶂、坛、台、洞、窟、石、岭、洲、原、湖、溪、涧、池、潭、渡、井、祠、精舍、草庐、别业、书屋、山庄、仓、观、庙、院、居、寺、殿、阁、楼、堂、轩、亭、宇、竂、门、桥、石刻、郊祀志、制章、祝文、敕、记、铭、题辞、文、跋、辨、五古、五律、五绝、七古、七律、七绝、诗、路径。【46】
文集类的文献资料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白玉蟾著作。目前较为常见的《玉隆集》、《上清集》、《武夷集》，版本主要有收入《道藏》三家本第四册的《修真十书》中《玉隆集》六卷，《上清集》八卷，《武夷集》八卷；收入《道藏精华》第十集之二《海琼白真人语录》的收录的《玉隆集》、《上清集》、《武夷集》篇章；收入《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一三一九册的《玉隆集》六卷，《上清集》八卷，《武夷集》八卷。而《续修四库全书》中《玉隆集》、《上清集》、《武夷集》的版本与《道藏》三家本的同出一源。《道德宝章》有中华书局等本。【47】朱逸辉等人以台湾1976年宋白真人玉蟾全集辑印委员会内部印行的、收罗比较齐全的《宋白真人玉蟾全集》为底本，参阅萧天石主编、台湾自由出版社出版的《白玉蟾全集》（上、下册），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复制的《白真人集》、《玉蟾集钞》、《太上道德宝章翼》、《玉蟾先生诗余》等，进行点校注释。《白玉蟾全集》现存诗词1200首，其中诗歌1052首（歌14首、五言古80首、五言律37首、五言绝句119首、六言诗15首、七言古118首、七言律218首、七言绝句449首）；词148首，其中有满江红、念奴娇、水调歌头、沁园春等36个词牌。该点校本共十二卷，卷首收录了历代刊印版本的序文，卷一至卷十一整理、注释了上述白玉蟾诗词。此外，还在附录部分录入今人写作的多篇文章，便于读者对于白玉蟾的进一步的了解。【48】不过，该书校注有些地方不够细致准确，需进一步完善。
三、三点思考
就笔者所见，目前有关武夷山道教文化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历史沿革全貌的梳理，还是道观、道士等具体点的探讨，都取得一定成绩。但深入探究可以发现，这些讨论仍然有许多值得进一步分析的空间。以下就几个可以继续努力的方向作初步思考：
（一）深入挖掘资料
通过前文梳理可以看出，有关武夷山道教的资料仍然较为单薄，研究者利用的资料多趋于雷同。因此，相关资料的挖掘还有待加强，特别是文献资料。就宫观研究而言，由于多数道观现已残存不缺，文字记载恰好可以弥补这种不足与缺憾。
（二）多学科的借鉴
如果说新资料的发现与挖掘是可遇不可求的，那么，对现有资料的细致解读则是可以尝试努力的方向。目前，宗教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都已涉足武夷山道教研究中，但深入的探讨尚显不足。以笔者较为熟悉的历史学专业为例。对于武夷山道教历史沿革状况的梳理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还有诸多问题需要加以讨论。例如，将武夷道教置于武夷山地方社会乃至福建省地区的时空脉络中予以审视，这样或许能够看到一个更为立体、多元的区域宗教形态；再如，武夷山道教研究中关于人的研究更多谈到的是道士，缺少对普通信众的考察。实际上，他们不仅是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占据着整个时空范围内很大的比重。即便是在道士研究中，也未能将其作为全面、真实的社会人来看待。尽管不同学科各有本位，但面对同一研究对象时，如何尽可能如实、贴切地揭示其本来面貌，是每个学科和每位学者都要追求的真谛。这种深入的挖掘，不但有着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而且有助于武夷山旅游业的进一步开发，更好地为现实服务。
（三）增强现实意义
学者在关注学术问题的同时，也应该继续加强其与当代社会的关联。作为我国固有的古老宗教信仰，道教自诞生以来就与现实社会有着紧密联系。因此，它不仅在民间社会和民众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有着非常深刻和久远的影响。直到现在，仍是如此。在我们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还应该进一步加强道教这类传统文化的研究。不断吸收其中的精华，使它能够更好地与现实需要结合起来，发挥应有的作用。
根据学者的调查，分布在全国各地大小宫观的数量十分可观，它们既是道教信仰的基本形态，也是基础。如何提升这些道观的文化品位，从而更好地适应当代社会和人们的需求，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当然，在满足信众的同时，也要注意把握宗教本身的基本准则，不可矫枉过正。民众的祖先崇拜和鬼魂观念，是道教信仰的源头。这些都是道教在民间的存在形态，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自从明朝中叶以后，道教信仰的世俗化趋势日渐明显。灶王爷、土地神、龙神都应包括在内。从俗神信仰到信俗活动，它们到底是如何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也是需要深究的话题。此外，学者还应该对道教目前的态势有准确了解，这样才能做到对症下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