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与武夷山道教
林銮生
1988年4月，我国当代著名的思想史专家蔡尚思在听闻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即将成立时，心潮澎湃，挥笔写下：
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
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36】
明代晋江籍理学家蔡清亦有诗歌如下：
泰山孔子登，武夷朱子寓。
吾想万山灵，亦羡二山遇。【37】
由诗可知，朱熹在我国历史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享有十分崇高之地位，他的地位甚至可与孔子比肩，最初将朱熹与孔子相提并论的是宋末元初的建阳籍理学家熊禾，在他所撰写的《考亭书院记》中开篇即言：“东周迁而夫子出，南宋渡而文公生。”其又言：“宇宙间三十六名山，地未有如武夷之胜；孔孟后千五百余载，道未有如文公之尊。苍崖碧涧，山水依然；赤字绿文。倡明斯道，实始兹山。四书衍洙泗之传，纲目接春秋之笔。当今环海九州之内，何人不读其书。”【38】时至今日，我们以朱熹思想在国内外的影响而言，上述言论已为时间所印证。而从所引两首诗歌中，显而易见的还有其二，即朱熹与武夷山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如今我们可言朱熹已成为武夷山之名片，武夷山亦成为朱熹之名片。
道教中“洞天福地”之说，《云笈七籖》云：“夫道本虚无，因恍惚而有物；气元冲始，乘运化而分形；精象玄著，列宫阙于清影；幽质潜凝，开洞府于名山。”【39】这些“洞天福地”乃由“道”化为“气”，“气”化“形”而成，武夷山乃则为“三十六小洞天”之“十六洞天”，“周回一百二十里，名曰真升，化玄天，在建州建阳县，真人刘少公治之”【40】。武夷山在宋之前，其宗教形态主要以道教为主，山中多是道教宫观，乾隆年间董天工所辑《武夷山志》记载“全山多栖羽客”【41】，又曰：“武夷本为仙窟。一山一水，一水一石，水贯山行，山挟水转。然其间琳宫梵宇，鸟革雩飞。自紫阳书院一开，而台、亭、庄、馆，接武而兴。”【42】该文字清晰地说明武夷山在紫阳书院设立之前乃以道教为主，还间接地表达了朱熹与武夷山道教之间有着十分密切之联系。
一、朱熹与冲佑观
武夷山最大的道观——冲佑观，建于武夷山大王峰南面一曲洲渚。西汉时，武帝刘彻派人在此设坛，以乾鱼祭祀武夷君。冲佑观又名会仙观、武夷宫、万年宫，是历代帝王祭祀武夷君的地方。唐天宝年间（742—755年）始建，名“天宝殿”。至宋其规模扩大到三百多间，冲佑观之“冲佑”二字，乃宋真宗赐额，其前身会仙观则为南唐元宗之赐，每年仲秋在宫观中祭祀武夷君、皇太姥。自乾兴元年（1022年）至熙宁间（1068—1077年）约50年，由于宋朝对于道教之偏爱，皇帝“颇留意于老子之书”【43】，朝廷赐予金龙玉简达20次之多。绍圣二年（1095年），改会仙观为“冲佑观”。南宋时，冲佑观列为全国九大名观之一。现存有两口龙井和万年宫、三清殿。两口龙井按“天圆地方”的构思建成。一口井内外壁都是圆形，象征“天”；另一口为方形，象征“地”。两口井寓含通天入地之意。【44】如今万年宫则是朱熹纪念馆。据纪念馆相关负责人讲解，宫内有两株千年桂树，相传为南唐保大二年（944年）李良佐所栽。不幸其中一棵枯死，到宋代，朱熹则补种了一株。据说两株桂树有龙行之气，故被美誉为“桂花王”。朱熹曾经与吴公济等迁客骚友聚于冲佑观岁寒轩，并相邀羽客共同畅饮，还应冲佑观羽人高君文举之嘱，为其《武夷山图》题首，以祛旧传之惑。方彦寿先生将武夷山冲佑观的主要作用归纳为：“武夷山冲佑观是武夷山道教发展的里程碑……武夷山冲佑观在武夷道教发展史上的另一文化贡献在于，它是道教神霄派和道教南宗发展的发祥地之一。”【45】
两宋时期，朝廷曾在武夷山冲佑观设置职位“提举”、“主管”，目的是安置闲置人员，徒有虚名，只靠俸禄而无任何实权，且可自行选择居所，而无需居于就职之所。宫观制度乃王安石变法之中排除异己所需之产物，朱熹说：“本朝先唯有祠禄，但有主管某宫、某观公事者，皆大官带之……自王介甫更新法，虑天下大夫议论不合，欲一切弹击罢黜，又恐骇物论，于是创为宫观祠禄，以待新法议论之人。”【46】而朱熹为官清廉，事事以民情为本，与主流的政治主张并不相符，于是在仕途中处处碰壁，宫观制度乃是政治势力之间相互排斥的产物，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据《武夷山冲佑观》记录，“‘东南三杰'朱熹、张栻、吕祖谦，以及朱子门人黄幹、林湜、彭龟年、魏了翁等一大批理学家，陆游、辛弃疾等许多文学家和爱国志士均担任过武夷山冲佑观的提举和主管”【47】。
朱熹于淳熙三年（1176年）八月到淳熙五年（1178年）八月担任冲佑观主管。“二年，上欲奖用廉退，以励风俗，龚茂良行丞相事，以熹名进，除秘书郎，力辞，且以手书遗茂良，言一时权倖。群小趁见讒毁，乃因朱再辞，即从其请，主管武夷山冲佑观”【48】，方彦寿认为朱熹的启蒙老师刘子翚，友人王师愈、黄永存等均先后担任后武夷山的主管或提举，故朱熹此次主管冲佑观，正好是遂其所愿。史书上亦认为“乃因朱再辞，即从其请，主管武夷山冲佑观”，这些论述这些也许确实发生过，但是由《朱子语类》观之——“华州天台观，南京鸿庆宫，有神宗神像在，使人主管，犹有说。若武夷冲佑观，临安洞霄宫，知他主管个甚么？”【49】——主管武夷山冲佑观也许并非朱熹所意愿，因而在更大层面是不过是朱熹因仕途不顺而做出的无奈之举。然而朱熹在冲佑观的时期，距离其修建武夷精舍时间（淳熙十年）不过五年，这五年乃是朱熹思想上的一个重要的过渡时期，从年龄上看，孔子曾说：“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朱熹也从“不惑”之年迈入了“知天命”之年，可以说修建武夷精舍，并在其中勤勉讲学八年，正是其“知天命”之体现，亦是在此阶段，朱熹思想进入其成熟阶段。孔子之言正好体现在了一千五百年后之朱子身上，也许这就是圣人之言能够回荡千古之秘密，因为它正在以某个周期而被实践着。而在冲佑观的这两年时间则是其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前奏，朱熹于此拿着俸禄，使得生活有了保障，从而能够把身心投入到文化典籍的研创中。在主管冲佑观期间，朱熹完成了《论孟集注》、《诗集传》、《周易本义》等重要著作。这给冲佑观带来铭记于历史的荣耀之时，亦使得武夷山道教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虽然理学的发展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之前以道教为主之宗教生态环境，然而亦带来了新的发展模式，朱熹带来了强大的人文气息，改变了武夷山的气场，使道教发展拥有了新的动力，从而使得武夷山道教更多地为世人所知，更好地融进人们的生活之中，而不只是高处山巅，无人问津。朱熹与冲佑观在武夷山道教的发展过程中，确是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二、朱熹与武夷精舍
朱熹于淳熙十年（1183年）在武夷山建造武夷精舍，又称紫阳书院或者武夷书院，朱熹在武夷精舍讲学的时间为淳熙十年（1183年）到绍熙十年（1190年），正是在朱熹的“知天命”之年。韩元吉《武夷精舍记》：“其峰之最大者，丰上而敛下，巍然若巨人之戴弁，缘隙磴道可登，世传避秦而仙者蜕骨在焉。……于其溪之五折负大石屏规之以为精舍，取道士之庐犹半也。”【50】由“取道士之庐犹半也”可见，朱熹在建造武夷精舍时，当得到很多道士之助，而武夷精舍自然亦内在渗透着道教之精神内涵，因为一个建筑必然会流淌着其本身所具有的人文气息，武夷精舍一半建筑以道教宫观为基址，自然在建筑本身就体现着两种精神之交融。而朱熹在创建武夷精舍时，亦特别于“石门之西少南又为屋，以居道流，取道书《真诰》中语，命之曰寒栖之馆”，并咏《寒栖馆》一诗，曰：“竹间彼何人，抱瓮靡遗力。遥夜更不眠，焚香坐看壁”【51】。朱熹还“别为摹刻授道士，使陷置壁间，庶几来者得以想见前辈风度”【52】。其在进入武夷山后，“文公讲道武夷，力卫正学，独神仙一事不深诋”【53】。可以见得，朱熹与武夷山道教之间有着十分微妙的关系。
武夷精舍又被称为“紫阳书院”，“宋淳熙十年，朱文公卜筑于此。后公之季子侍郎在、冢孙郎中鉴葺其旧而广之，号紫阳书院”【54】。南宗祖师张伯端被尊称为“紫阳真人”，朱熹别号亦为“紫阳”，朱熹在年轻之时，当迁居崇安之时，又命名其学习场所为“紫阳书堂”，“韦斋……疾革，以书托孤于刘子羽。子羽为筑室里第之傍。熹乃奉母迁崇安，榜其居曰‘紫阳书堂'”【55】。朱熹殁后，其子朱在修葺旧址后，又将之命名为“紫阳书院”，父子俩共同偏爱于“紫阳”二字，这不可能是一种巧合。由此可见，朱熹从小就受到道教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一直延续着，使得朱熹对道教有着一种自然之偏爱，无论其政治立场和文化立场如何鲜明，但是对道教的感情却始终存在。
朱熹在进入“知天命”之年，实现了一种蜕变，并展开其一生中最为光辉之教学历程。在此历程开始之前，则有着一首诗歌，能够说明道教、道士对朱熹思想观念转变之影响。
用前韵别机仲
君家道素几叶传，只今用舍悬诸天。
屹然砥柱战河曲，肯似落叶随风旋？
奋髯忽作猬毛磔，浩气勃若霄中烟。
隐忧善喜遗直在，壮志未许前人专。
武夷连日听奇语，令我两腋风泠然。
初如茫茫出太极，稍似冉冉随群仙。
安能局促夜起舞，下与祖逖争雄鞭。
终怜贤屈惜往日，亦念孔圣悲徂川。
愿君尽此一杯酒，预浇舌本如悬泉。
沃心泽物吾有望，勤移忍继钟山篇。【56】
此诗乃朱熹去官后，落寞归于武夷山时，得刘甫之“奇语”后有感而发，并以此诗文赠与袁机仲，向友人告别之际，亦抒发胸臆，表明志趣。刘甫具体所言，现已无从考察，也不甚重要了。而丘理真先生在《武夷活源》中认为此时“朱熹明显地受到了武夷山道士的激励”。我们从诗文观之，则此观点十分在理。首先，诗文前四句，指出了道教人士为自身文化之传承所做的努力，他们的努力体现于“水底山巅”，他们的志向不肯“似落叶随风转”，而浩气升腾若“霄中烟”，当朱熹看到先贤道士仍存于天地间的“遗直”时，则极大地激励起了存于胸间之“壮志”，虽然心中有很大不满与委屈，“终怜贤屈惜往日，亦念孔圣悲徂川”，但是当“尽此一杯酒”之后，朱熹已经默默决定“沃心泽物吾有望，勤移忍继钟山篇”。其次，以历史具体情形观之，个体当得意时，亦多是其入世为官，而当去官后，则更多地会倾向于道佛。此时朱熹正是去官而归，心情失落，那么道教的精神内涵和处事方式也自然而然更符合朱熹此时之心境。再次，武夷山在宋代前本以道教为主，山中多羽客，而朱熹自幼学习道家道教思想，亦结识许多羽客。以上三点，从不同角度，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此时朱熹受到道士的影响，从而在思想上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而朱熹在武夷山一线天对面刻下“天心月明”四字，也传达出他心犹天高，志如月明，立志“忍继钟山篇”。
朱熹寓居武夷山五十载，对道教经典深入研究，尤其是庄老。到了后期，他则用心于《周易参同契》和《阴符经》研究。晚年，朱熹曾用“空同道士邹”注释《阴符经》。朱熹曾说：“庄老二书解注者甚多，竟无一人说得他本意出，只据他臆说。某若拈出便别，只是不欲得。”【57】钱穆先生在《朱子学提纲》中论述道：“此乃朱子之自信语。亦是朱子确曾下过功夫，故能有此自信。可见朱子于各家说庄老者，亦曾博览纵观，乃欲以解经方法来解子，解庄老二书，运用纯客观方法，以求发得庄老二书之本义与真相。惟因精力不敷，兴趣不属，乃置而不为。”【58】由上述论述，我们得知朱熹对于道教经典之研究是极为深入，且富于自我之心得，故敢称“竟无一人说得他本义出”，而朱熹在学术上则为十分严谨之人，但凡无深刻依据，则不会乱下定论，由此则更能说明朱熹与道家道教的深刻渊源。
然而，钱穆先生的论述，亦有纰漏，见于“惟因精力不敷，兴趣不属，乃置而不为”。该论述，表面观之，似乎事实便是如此，然而当仔细考量，我们可知，朱熹从未“置而不为”，相反，朱熹在建构自己理学体系之时，必然要回归到先秦老庄所建构的本体论之中，而本体论又直接会对宇宙论、心性论的建构产生重要影响。然则，各家有专属自己之表达方式与表达词汇，朱子既然自诩为儒家，并宣称要光大儒学之“道统”，则必然要将自己置身于某一界限之内，这便必然会造成表面上的错觉，似乎意味着朱子从左而不属右，归此而不为彼。然而事实证明这些界限只是人为的面上之附会，实际上，儒释道思想深深地融于朱子一身，而这也是朱子最终能集大成之深刻原因。从另一个角度观之，即从朱熹所处的环境而论，他一生居住五十载左右的武夷山在宋代以后才真正意义上进入了“三教圆融”时期，在宋以前，则主要以道教为主，并处于一个相对封闭之状态，朱熹时期，则又以道儒为主，故此大环境亦是朱熹所无法跨越的。朱熹为武夷山带来了新的动力，并使得武夷山焕发荣光，古老的洞天成为了儒释道“三教圆融”典型场所，至今依然生生不息。
此种景观得以形成，不论朱子有心栽花还是无心插柳，然事实却从更深层、更内在的角度论证了朱熹对道家道教并非“兴趣不属，乃置而不为”，因为只有极为深刻的内在精神之喷发，才能促使如此繁茂的外在存在之形成。此乃内在精神力量外化为实存的具体表现，若朱子无纳百川之胸怀，又怎可促成融三教之实存？这乃是朱熹与武夷山以及武夷山道教的内在联系，更多的是一种“气”之相通。这实属文人之浪漫，亦为武夷山魅力之一——即拥有流动着的文人墨客之灵气。因此，朱熹与武夷山道教之关系，不可能因钱穆先生“惟因精力不敷，兴趣不属，乃置而不为”一句话而被割裂。
三、朱熹与白玉蟾
一些文献认为朱熹与白玉蟾有过密切往来，然而考察《朱子语类》，却并无出现关于白玉蟾之记录，同时反观白玉蟾之著作，并可以断定白玉蟾生年为绍熙甲寅（1194年），逝世于绍定己丑（1229年）。朱熹则于1200年逝世，故两人并无明显交往，由此可以判定此乃后人之附会，不足取信。
从白玉蟾著作和时人对白玉蟾生平记述的署年来看，其所署之年，与生于绍熙甲寅之说相吻合，而与生于绍兴甲寅之说相去甚远。在白玉蟾著作和时人对他之记述中，有些只以干支署年，有些则既署干支，又署帝王年号。其中出现最多的为宋宁宗之嘉定。从嘉定壬申（1212年），到嘉定壬午（1222年），几乎逐年皆见。而嘉定之后的署年，仅见理宗绍定己丑（1229年），即相传白玉蟾解化之年（时年36岁）；嘉定之前的署年，则仅见宁宗开禧元年（拜陈楠为师之年）和绍熙甲寅（出生之年）两年。这种情况表明，白玉蟾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年），这与他生于绍熙甲寅之说是相吻合的。因为依据此说，这个年段正是他十几岁到三十岁的时候（离解化只有几年），也是他活动最频繁（包括云游各地）的时候，多处见嘉定纪年之记载是很自然的。反之，如果将其生年提前六十年到绍兴甲寅，那么，从绍兴甲寅到绍熙甲寅这六十年间，则经由高宗、孝宗，方到光宗，帝王年号则须经由绍兴、隆兴、乾道、淳熙，方到绍熙，这样多个朝代都不见白玉蟾活动事迹的一点记载，这无法解释。另一方面，如果白玉蟾真的生于绍兴甲寅，至宁宗嘉定年间，已经是七十四到九十岁之高龄。从历史人物之言行观之，他们的活动都有一个连续性，青壮年时期之足迹与晚年言行必然都呈现出循序渐进之过程，而不可能会只有晚年活动之痕迹，而青壮年却成为空白。【59】当然道教之中很多仙真，其记载确实寥寥，无延续性而显得支离破碎，然白玉蟾却为现实中真实之存在，因此，故不可用思维仙真之思维来讨论白玉蟾。就从其为具体实存——南宗“第五祖”而言，以上的矛盾是无法被解释的。因此，白玉蟾当出生于绍熙甲寅（1194年），朱熹与白玉蟾有往来也只不过是后人强加附会。
可是当我们抛开这个问题，似乎对“道南理窟”有了一种新的理解。所谓“道南理窟”，人们主要是从理学角度进行单方面的理解，多依据程子言“吾道南矣”及后来朱熹理学之蓬勃发展。然而从道教南宗之发展，以及之后武夷山出现的三教圆融之现象观之，把“道南”理解为“道教南宗”亦未尝不可。因为在朱熹武夷精舍修建之后，武夷山乃以儒道为主。故将“道南理窟”理解为儒道之共处同荣，亦有其历史之依据，而绝非牵强附会。同时，我们亦可从白玉蟾身上证明将“道南”理解为“道教南宗”之合理性。首先，在当时白玉蟾已经是享誉盛名之道士，由于其道行以及其南宗第五祖之身份，加之当时统治阶层又垂青于道教，故受到各方人士之敬仰；其次，朱熹当时虽然已经名满天下，然其学说并不为当局所认可，所以当回到当时之历史环境中，我们可以看到儒道双方力量各有千秋，同时亦相互促进，所以将“道南理窟”理解为形容儒道共同发展之势态亦不为谬。朱熹和白玉蟾在有生之年似乎没有太多联系，但是在两人殁后，通过“道南理窟”却似乎有了一种精神上的内在联系。
四、武夷山道教发展之建议
在武夷山道教发展史上，有记录的道教宫观曾出现99处，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尤其在宋明之后，情况却每况愈下。时至今天，虽然通过“旅游——宗教”模式带动了道教宫观的发展，但是道教发展却相对十分薄弱，例如冲佑观现在成了柳永纪念馆，已看不到当年历史之遗风，实属遗憾。故我们应该更多地思考新的进路，来促动武夷山道教在当今社会的发展：
（1）“道教不仅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承担着将传统带入新社会新时代的任务。”【60】所以，武夷山道教要给自身一个正确的判断，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而要实现自己的角色功能，就必须先发展自身，那么，就必须要有针对性地去深度挖掘和积累武夷山道教自身的文化，并且紧密联系当下的发展，阐发其时代内涵。武夷山道教在新时期需要抓住发展机遇，不仅在建筑规模上要进行适当的扩建，更要关注自身文化之积淀。要想获得发展，这两个方面都不可或缺。当今经济环境良好，所以，文化方面就显得尤为重要。拥有正确的理论指导是武夷山道教沿着正确方向平稳发展的必要前提，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自身的特点，不至于在经济发展大潮中随波逐流。因此，在武夷山政府本就大力倡导发展文化的有利条件下，武夷山道教宫观在未来的发展中，更要及时抓住机会，广泛联系国内道教学者，开展专项研究，进行更深更全面的挖掘，在文化得到发展的同时，再利用文化来提高外在物质条件，将文化作为武夷山道教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和内在精神象征。
（2）理学乃武夷山之重要文化符号，由以上论述中我们已经明确，武夷山道教的发展必然要与理学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乐裕贤先生在《朱子理学对武夷山宗教文化的影响》一文中论述道：“武夷山的宗教文化内涵，逐渐从单一的道教文化，向多元文化起步……朱熹武夷精舍的创立，不但给武夷山掺入了儒家文化新内涵，同时亦为道教、佛教的发展带来了生机。”文章认为武夷山之所以能够成为“三教圆融”的一个典型，“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如武夷山景区的优秀自然环境，以及少为战争影响的幽静地理位置等，但主要的因素还是朱子理学思想的影响”【61】。可见理学对武夷山道教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那么道教在今天的发展，就应该合理地利用和借鉴朱子理学来发展自身。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便是尽量放宽胸怀，消除门户之见（朱子何以能成为理学之集大成者，一个关键原因在于他博采众长而为己用）。首先因为武夷山在宋以后，其“三教圆融”的宗教形态已经形成，这已经很难被改变，那么道教自然首先要适应这个大环境；其次则是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内涵，天然地要求文化之载体要有广大胸怀，否则不但不能发展自己，反而会被他者所兼并。故武夷山道教应该把理学当成一面镜子，照出自己的不足的同时，借鉴其可取之处以为己所用。
（3）宫观发展之根本乃为人才，目前，道教发展又面临人才不足之瓶颈，因此武夷山道教发展的当务之急则是对人才的培养。所培养的人员则又分为两种，一类是专业人员，即道士，直接进行传道，而道教之精髓必须要通过高道去弘扬。这是道教发展的直接动力，这些专业人才之培养，必须伴随“道风建设”【62】一起进行；另一类则为广大人民群众，这乃道教发展之根本动力，因为道教文化终究是靠占最大多数的普通百姓去传承，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自己正在传承文化。因此，只有扩大道教在群众中的影响，道教文化才能被薪火相传，那么一个重要途径即是印发大量的道教经典册子，免费赠与普通百姓。这点佛教做得很好，而这也是佛教发展迅速之重要原因，道教应当借鉴。再则多开展关于道教知识之演讲，尤其是当出现高道之时，更应该像朱子一样去吸引更多的不同阶层的人们进入这个群体，以实现更为长远之发展。
武夷山道教文化博大精深，“这些思想内容都是和人类文明紧密联系，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彰显其魅力，可以为我们民族活跃在世界舞台上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63】。然发挥如此作用之前提则在于自身之不断实践，故吾辈当知任重而道远，脚踏实地，勇于承担今日道教发展之使命。
